另类知青的回忆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些读过中学的年轻人，“自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成为农民的青年。从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直到1977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结束，知青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是从农村来，回到农村，故称为另类知青。

一、题外话

那个年代的乡下孩子，从小就要帮家里砍柴、打猪草、攒工分。加上当时读书无用，很少有人读到中学，好些连初小都没有读完。还有些人则由于出身不好而被迫停学。我们村富农的几个儿子都很聪明，但最多读到小学毕业就被迫终止了。他们家在文革时倒是未曾挨斗，因为前面有一个地主和一个恶霸富农^【注一】顶着，他们自己平时为人也很谨慎。

我是我们村最早的高中毕业生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俩还是村子里仅有的高中毕业生。村里和我同时高中毕业的另一位，高一时几乎辍学。由于他听了我“再坚持一年，将来或许有用”的劝告，使我未能成为我们村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在村子里呆的时间比我短。大概一年以后，他的叔叔把他弄到了他所在的茶场。七七年高考前县中办补习班，我不能参加。他总是拿着笔记来让我帮他解惑。他考取了师范，后来就当了老师。当时全公社就我们俩一个考取大学、一个考取中专，令其它村的人羡慕不已，都说我们村的风水好。

我小时比较文静，五岁不到就被送到了隔壁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也是整个大队（十三个自然村，最远的村离我们大约十里路）唯一的小学，因为只有我们村有祠堂，好作教室。我们村一直是周围最富的村，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其他一半以上是中农或上中农。有些村连一个富农都没有。土改时，好些土地分给了其它村。由于上学过早，比同年级的一般小三岁以上，况且我在同龄中个子本来就小，使我在同学中很难找到玩伴，只是被他们当作小弟弟而已。我的体育不好与此有极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我才得以完成中学的学习，并有机会参加高考。我的父亲在另一个公社的粮管所工作，家中缺乏男劳力。我是老大，要是我能顶半个劳力，我父母就不会让我读完高中。要是我高中毕业时年龄大几岁，等到恢复高考时，我可能就已经结了婚，而失去考大学的机会。离我们不远的一位同学，比我才大一岁，毕业后到他们公社的一所学校教初中，把一个学生的肚子搞大了。那位学生成为了他的老婆。高考时他应该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已有事实婚姻及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不过，他后来在乡下也混的挺不错的。

我们高中毕业前夕还有一段插曲。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姓王，跟我的关系不错。他平常喜欢捣鼓无线电，想自己组装收音机，但没有成功。后来厕所里发现了“打到毛主席”的标语，调查结果说是王同学写的。在批斗会上，还把他同村的地主作为教唆犯带去同台批斗。王同学就被学校开除了，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另一个班的同学，说是写了反动诗。大概是1978年，学校给这两位同学平了反，补发了毕业证，据说两人都哭了。一次我回国时，王同学得到消息，特意带着他的儿子来看我。他还说厕所里的“反动口号”不是他写的。

我所在的县城，交通不便，没有火车。唯一的工厂是茶叶加工厂，大多数城镇居民也是靠种田种菜为生。我们那里一个正劳力^【注二】一天能挣七八毛，还自己养猪养鸡，加上蔬菜自给，生活比县城的人差不了多少，所以就对城乡差别感受不深。让我明显感到乡下人受到歧视，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事。那时，提职称、分房子都讲工龄，真正受影响的是分房。城市户口的，只要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两年以上，从中学毕业起，读大学、研究生都连续算工龄，而我的工龄要在研究生毕业后才开始算。跟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工龄比我长七八年。我在农村老老实实地种田，不是“革命”，那些在乡下偷鸡摸狗（有些下放知青和农民打成一片，勤勤勉勉地干活。但偷鸡摸狗的下放知青也不少）的，却算“革命”﹔我跟他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不是“革命”，他们却是﹔我直接考上了研究生不是“革命”，而他们没考取留下来的（有些后来读“在职研究生”，实际上是专职）又是“革命”。

二、双抢

一九七五年七月，刚满十五岁、身高一米四几的我（两年半后，高考体检表上写着两个整数：身高一米五零，体重四十五公斤），“回”到熟悉的家乡，当农民来了。十五岁的我是那么幼稚，那么单纯，没有任何非份之想。中学毕业前我甚至还写信给父亲，让他不用为我操心找工作，我会响应毛的号召，回到农村去，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其实他根本就不操心，只希望家里早日有个劳力）。我那时的确挺“要求上进”的，高中毕业前刚到了入团的年龄，赶上最后一趟车入了团。回乡务农后，团员好像没人管，我就主动提出交团费。

七月，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双抢”时节。“双抢”，就是“抢收抢种”，也就是收割早稻和栽种晚稻。抢种的口号是“不插八一秧”，最晚不能过立秋。参加“双抢”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以前属于帮忙，比较自由。高中毕业后，就是真正的农民了。早上四点刚过就被队长的喇叭声叫醒。刷牙洗脸后步行五、六里路赶到田头时，晨曦伴着星星正好提供足够的亮度，照明我们劳动。家庭主妇也与我们同时起床，准备早饭和午饭。劳动两、三小时后，当天轮到送饭的人把早饭和中饭一起送到。晚上天将黑时，再挑一担稻谷回家，按重量另计工分。最强壮人的一担可以挑二百三四十斤。遇到最忙的日子，晚饭后还要在家附近挑灯夜战。照明用的可以是电灯，如果水轮泵能发出电来的话；也有可能是松明火，有时还会是“汽灯”。一加夜班，晚上睡眠的时间就只剩下四、五个小时了。

收割包括割稻和脱粒，两项同时进行。割稻用的是手功，脱粒用的是脚劲。割稻和脱粒的人会经常交换角色，既提高效益，也减轻疲劳。脱粒机是有齿轮的半机械化机器，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使用。连接的齿轮露在外面，很不安全。我们村子的一个人，在给齿轮加油时，被碾掉了食指，还问手上的蚂蟥从哪儿来的。当别人告诉他，那是他的指头时，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疼痛感随之而来。如此之类的“小”事故经常发生。后来外接轮改成内切轮，才稍微安全了一些。

双抢时的拔秧算是轻松活。拔秧一般是在凉爽的早晨进行，而且可以坐着拔，但有些人，尤其是女的，会害怕秧田里的蚂蟥。蚂蟥吸在身上不能硬扯，而应该对它用力拍一掌，让它掉下来。它吸血时会释放一种物质，阻止血液凝固，所以人们说，“蚂蟥吸多少就流多少”。蚂蟥被剁成两节后丢在秧田里都会游动，有俗话为证：“（蚂蟥）不怕刀，不怕斧，只怕被人倒翻肚”（也怕烟草）。“倒翻肚”就是把蚂蟥像肠子那样里外翻个个，然后插在田坎上晒。所以，蚂蟥有时还成为我们苦中作乐的对象。

最苦的当属插秧。插秧时既有当空烈日的烧烤，还有田里泥水的熏蒸。插秧虽然主要讲的是手上功夫，但也需要脚的配合。如果是往前插，脚起脚落都要小心，以免把刚插下的秧弄倒。如果是插“浑秧”，即插到未打格子的田里，则一般是往后退，要求走得直。插秧时最怕“挂牌子”，也就是两边的人都插到前面去了。被挂牌子就说明技不如人。被挂牌子后更难插快：如果田里的秧偏疏，你前面的秧会被旁边的人拿走﹔如果田里的秧偏密，周围剩余的秧都扔到你的前面。要是碰到好心的在旁边，她会帮你插上一行。

插秧和割稻子都是年轻人干，几乎没有直腰的机会。插秧不必说，你一停下来，就马上被挂牌。割稻子也没有直腰的机会，你一停下来，就有人吆喝。草帽或斗笠虽然挡一点太阳，但它既碍事又闷热，有些人索性不用它。我直到今天都还不愿意戴太阳帽。衣服穿在身上使汗水更难蒸发，那就干脆不穿它。在夏天打赤膊，好像就我一人。整个夏天，全身就一条短裤，皮脱了一次之后不会再脱。第二年从六月直到十月我都是如此，倒也省了不少事。太阳还不厉害时开始光膀子晒就不会脱皮，倒是炼成了个“黑人”。

“双抢”结束后，大家算松了一口气。田里的活主要是耘田和施肥，有空余的时间也为茶树锄草与施肥。耘田算是最轻松的活了：手里拄着一跟“耘田棒”，双脚轮番着把杂草踩下去。但耘第三茬田时，即将抽穗的禾苗可以把腿割破。

三、“农闲”时的活

生产队里的活虽然清闲了一点，农民可是照样起早贪黑。早上下自留地，晚上收工后砍一担柴回家，这是当地农民的惯例，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只有春插、双抢和秋收时除外。如果生产队收工比较晚，砍柴还没下山就已经天黑。没有手电，全凭着对路的熟悉和一点星光挑回家。上山干活穿的一般是草鞋或破解放鞋，雨后走到山上鞋里鞋外都滑溜，我后来就干脆赤脚上山，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后的一九七八年。一个稚嫩的少年，一个夏天就一条短裤一双赤脚，上山下田。我说给我外甥听的时候，他说我很会编故事。

秋收，除了割稻子以外，油茶子、红薯、玉米和可能少量的小米也要归仓。红薯和玉米会稻谷的比例^【注三】立即分到各家。秋收后到春插前，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算是农闲的时候。说闲也闲不到那里去。家里的自留地里就有干不完的活，柴也是不怕多的，多了可以挑到县城去换一点零用钱。生产队里的活也不会少。给所有的茶林进行全面的锄草（松土）是第一件事。这种活没有什么值得特书的，但一九七六年初冬的一天使我终身难忘。那天，我跟往常一样穿一件衬衫去上工，走到路上已经感到气温的变化，但没当回事。到了目的地开始劳动时，我真正感到了寒风的刺骨，只好通过加倍的卖力来缓和一下澈骨之寒。只穿一件单衣的还有三人，其中一人顶不住而中途回家了，另外二人跟我一同坚持到底的，第二天未能出工。我不但坚持到收工，收工后还到附近的林子里砍了一捆竹子回家作竹编用。一进了树林，身子顿时就暖和了。

开垦荒山以便来年种玉米或茶树也是冬天的活之一。大的松树砍倒、锯好堆起来做枕木，等涨大水时随溪流筏到县城，从县城再用汽车运出去，卖给国家铺铁路。最有用的是杉树，大大小小，只要不是太嫩，都有利用的价值。细小的在火上加热后做成藤子，固定房架或其它东西都用得上，牢固而耐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都不朽坏﹔中等的作家具﹔大的作房子的梁柱。其它的一律当柴火。树木砍光后，再放一把火烧净，最后是挖树根。树根耐烧，是最好的柴，但在冬天挖树根是一件苦差事。随着锄头挖到树根而震动的手就在寒风中开裂，血就立刻从新鲜的裂缝中挤出来。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但雪要是长期不化，牛就没有了青饲料。在冬天能给牛作青饲料的是茅草，也就是割破鲁班的手并由此发明锯子的那种。在积雪的山上砍茅草（不是割，因为杆子也能吃。同时也是为了重量而多计工分），没有雨鞋，没有手套，手脚受冷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更痛苦的还不是冷。砍茅草要求手劲大，刀又利，左手一把抓紧，右手一刀砍断。如果左手不抓，摆动的茅草很难砍断，砍断后再理整齐也费事﹔如果左手抓不紧，砍下去的刀就把茅草从手中往下拉，左手心就被锯成一道道血痕。一担茅草到家，左手掌已是一片血肉模糊。

除了寒冷与外伤，有时还会受雨淋。谨慎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只要离家有几里路，都会带上雨具——斗笠和蓑衣（或塑料薄膜做的雨衣）。一次在玉米地除草，我什么都没带，活没干多久雨就倾盆而下。我硬是在大雨中坚持劳动到收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身体真是好，日晒、雨淋、寒冷都经受得住。割破的伤口，几乎不用什么药，在几天内就会痊愈。

我在生产队劳动的两年里，可以说是脏活累活抢着干，也乐于助人。在家的空余时间还免费给人编斗笠。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用一担柴火来还情。有一次分配到我和另一位给禾苗喷农药。和我搭档的是老油条。他带着我早早地喷完了农药，然后就从容地找找一担干柴回家。没有其他人在一起干活时，应付一下应该是常事，只不过我很少有这种机会。可是我还没有感到内疚，反而觉得占到了便宜而高兴。这与我平常的“积极”态度形成了对比。这大概也是我后来不认同“人之初，性本善”的开始，到美国后愿意接触基督教的一个主因是我认同人天生的罪性。

四、用文之地

当民办老师应该是喝了一点墨水的人首选的职业，经常需要一点门路才能当得上。我做了两个月就自动放弃了，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当时的小学老师是一位上海下放女知青，水平之差有目共睹，我的两个弟弟皆受其害。安排她到我们村来教书只是出于对女知青的照顾。后来她跟房东家的老二怀了孕，就嫁给了他（生了一女一男后，还是离了婚）。我代课就是在她生老大的时候。那时小学生也要劳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些家长（特别是有一点权势的）凡是遇到这种场合就把孩子领回家，我为这事还与大队长的老婆吵过架。后来队长问我是否要继续教下去，我毅然回答说，不要。一方面是考虑到本来就是代课，不好夺了人家的饭碗﹔另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

除了当老师，“英雄”难得有用“文”的机会。农民只讲究传统的“算盘、书、字”。我的算盘打得不算快，但和心（速）算结合，还是比一般的会计算得快且准。“书”，应该是指读书、解书和说书。即使你有这方面的本事也难用上，因为有线广播和红头文件取代了一切。能用上的最多是“借条、收据”之类。“字”，也就是书法，我还拿得出手。所以，我算是有“真本事”的。其他的中学毕业生，包括后来考取大学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死读书”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学校已经不再重视书法和算盘，其二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是不屑与农民接触。

算小账的事经常有，但很多人都可以应付。能够用得上一点计算知识或技巧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大队建茶叶初制厂，几个中学生围着一堆土石方不知如何计算，才让我去帮忙。事后，一位老兄问我，一大方（一立方米）等于多少小方（一立方尺），我说是27，他很不解，一米是3尺，27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只好进一步向他解释：“一尺高、一尺宽、一米长就是3小方了﹔再加上两排是9小方﹔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两层，正好是27小方。”其它场合，也就是在丈量土地或年终分红时会计忙不过来的时候。

说起年终分红，使我想起一个小插曲。那是在一九七七年初，农历年还没有过。我在算工分时，发现两个人的计工本子被涂改过，这事应该是本人干的，因为工分值不是被改大了就是无中生有。这种事大概不会是第一次发生，只是第一次被发觉罢了。有人报告到大队，但不见有人来处理。队里就让我负责把工分值复原，当事人也没有异议。新年过后搞了两套计工本，一套由我保管，但我未能负责到底就离开了。

农村里比较聪明的，大多会一门“手艺”，成为专业或兼职的工“匠”：木匠（家具和房架）、桶匠（圆柱或圆台型容器）、篾匠（竹编）、漆匠、砖匠（砌墙）等。专业工匠一般要跟师傅学徒三年，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兼职的只是在农闲时在村子附近干活，增加一点收入的同时也改善一下伙食（“供师傅”的伙食一般都比较好，而且是四餐）。专业工匠则哪里有活就在哪里住下来，他们比种田轻松，收入也略高。我自己则迷上了竹编，编的篮子比一般专职的还要好。有一次，一个专业竹匠给人家修补一个古董时，看不懂复杂的图案，来向我求教。好些工匠晚上喜欢找我聊天，也玩简单的数学游戏。大多数游戏是他们现买来现卖的，像“两毛钱买２０支烟，价格分别为一毛六、一毛八、二毛八，各买几支？”之类的问题。比较难的是“韩信点兵”型的，比如，“一篮鸡蛋，两个一数、三个一数、…、六个一数都余一，七个一数就正好，总共是多少个蛋？”有时题目给记错了，我告诉他们无解，他们就说我不会做。碰到这种情况，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书法可以用在许多地方。其一是对联。过年要写对联﹔结婚、做寿、新居（屋）落成也要贴对联。其二是标语口号，各种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都少不了。这使我想起打倒四人帮时的一件事。在我确实看清了要写的标语时，吃惊地告诉附近的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队长赶紧叫我不要乱说。“标语都马上要贴出去了，怎么还不能说？”我问队长。此外，私人或生产队的许多家具也要写字，以免搞混。私人的家具上写的不是名字，而是代表一个家庭的四个字的“堂”名：第一个字是姓氏，第四个字便是“堂”字，中间的两个字各不相同，用比较“好”的或吉利的字，如“仁、义、道、德”等。有一个共大毕业生在他们家的箩筐上写着“某某某办用的”而成为笑谈。日子只写到年和月，比如“甲申（年）仲春（月）”。

我还当过一次“政治辅导员”——给广大贫下中农讲解最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说到政治，一句随口说出的天真话，差一点断送了我的前程。为了强调干部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有一个“一、二、三”的口号：公社干部劳动一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二百天，生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最后一条没什么问题——生产队长除了出席上级指定的会议外都参加劳动。但前两条则基本上是空话。一次田间休息的时候，我说：“这些公社、大队干部基本上不参加劳动，不知中央知道不，我要写信告诉毛主席”。有人把这句话传到了大队书记的耳中，而且后来越传越大，变成了“我真的给毛主席写了信，而且收到了回信”。从此我跟大队书记结下了梁子，大会小会上他都点名骂我。

五、任高中老师

一九七七年初，为了在公社普及高中，县教育局决定集中培训一批数、理、化老师。培训班的老师是全县公认的最好老师，受训者由各公社推荐，培训班就办在老师所在的学校，使他们不至于耽误学校的教课任务。我们公社的侯书记是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小姑娘，二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为了挑选合适的受训人，她作了不少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非杨林莫属”，因为我在、公社读书“天才”的名声在外，以致我出国后多年还有余望（我的母亲很自豪地告诉我，她在坐公车时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比较年轻的后生不知因为什么话题谈起了我，他说他只佩服杨林，邻座的一位指着我母亲告诉他，这就是杨林的母亲）。大队书记自然不会同意，她就以“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强行把我从田里送到了“化学班”。出国前我去看了她，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了。

化学老师文革前毕业于中山大学，本来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把关老师，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下放到我们县里。化学班所在的学校文革时煞是风光，几间办公室里挂满了奖状以及从全国各地来参观的单位（不只是学校）送的锦旗。到一九七七年他们还是非常的左，每周我们得跟其他学生一样参加劳动，我们的化学老师的丈夫还在受批判（后来我们得知，另外两个班所在的学校都对老师及受训人员予以特别的照顾）。培训工作大受影响，以致于有机化学部分才开一个头（培训开始时早已开学，培训的时间总共才三个多月）。我们班结束后，她就被调到了另一所中学。在培训期间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那里的蚊子之多，在我所到之处都是空前的：在墙角上随手一抓，满手都是黑。那里的自然条件没有我们那一带好，没有河流，用水得从井里打出来。

培训班结束后，还得回到村里参加双抢。新学期开始之前，公社也对所有的民办老师进行考核，只考政治和数学。负责数学出题的汪老师是文革初期的物理系本科毕业生，也是我初中的数学和物理老师。他出完题后就回邻县的老家度假去了，改卷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大家都是老师，监考没法严。小学数学的卷子都过了六十分，九十分以上占多数。可怜的是中学数学，我粗略看了以后告诉负责人：“没有一个及格”，具体分数也没有必要给了。滑稽的是，我也得参加政治考试，还得了不及格。有些老师乐坏了：“杨林也不及格”。

公社里合格的老师不多，除了大学毕业的出题老师，还有两位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参加上面提到的考试）。但他们都被分派到大队的初中把关去了。我除了教高一的数理化，还兼初二的化学。那时初、高中都只有两年，初二才有化学课。一个星期十八节课（月薪好像也是18圆或是15圆），除了教课和批改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备课。物理是我的弱项，为了不教错，必须提前预习，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周末去请教汪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个学期里，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学期开始后不久，全公社的老师的会上，一首刚出来的新歌，需要教唱。居然有人点名让我教（这倒也印证了我的名气），我居然也敢接。这是我在公众场合第一次教人唱歌，一个字的普通话发音不准还被侯书记纠正。这首无名气的歌我至今还记得它的调子。

前面说到我的个子小（不到一米五），好些学生比我高大。有些家长递烟的时候，看到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多数人最后还是会递给我。他们大概在想，如果我敢接，就说明我是老师，学生是不敢当老师的面抽烟的。个子小还要受炊事员的欺负。一次，因为带学生参加劳动未能准时吃饭，他告诉我没菜了，剩下的一份要留给另一位老师，我没吭声。过不多久，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我就火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也留一份？”他只好拿出一份菜来给我（除了留给那位老师的，居然还有备份！)。他以后再也没有欺负过我。与吃饭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喝菜汤”。我、另一位年轻老师、还有郑校长（退伍军人，三十出头，后来当了公社书记，再往后就没有联系了）三个人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饭吃完后，剩下的菜和汤冲入开水，是我们百喝不厌的美味。

最后要说一件事，是在清理办公室时，我把毛主席的石膏像掉在地上打碎了。旁边的老师叫我干脆把它砸烂，然后把碎片偷偷地撒到垃圾堆里。虽然是七七年的下半年，文革已经结束，心里为这事还是紧张了好几天。

六、参加高考

学期进行到快一半时，国家宣布了恢复高考的决定。那时的规定是，应届生不能报考中专，除了老三届（1966年到1968年三年共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已婚的不得报考。公社教办的负责人告诉我：“你可以报考中专。”我回答道：“要就不考，要考就要考大学”。幸好真的考取了，否则这句话又要成为我骄傲的证据。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高考，学习再差，只要有资格报名，谁都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我不可能抽身去参加县中为高考举办的补习班，倒是有好些人拿着一大堆笔记来问我，我就根据笔记的上下文给他们解答。

填志愿是一件头疼的事，没有什么石头可摸就要过河。我只听说过北大和清华，就打算填这两所学校。汪老师对我说：“反正你还年轻，考不取下次再考”。可另一位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却用现身说法，坚决要我报考师范学院。他当时就是因为第一志愿没有报考师范未能上大学，比他分数低的反而录取了。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劝告，第一志愿填了省师范学院数学系（我本来就喜欢数学，再加上徐迟的影响。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写道﹕“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的明珠”。这篇发表于恢复高考之际的文章﹐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报考数学）。公社教办的负责人看到我填报师范学院后，告诉我应该填地区分院，到时反正会就近录取到分院的。只是因为不好涂改才作罢。“分院”这个词真是坑死人，差一点害我报考了“专科”。

高考过后，成绩还没有出来，我觉得考得不好。数学也就及格，反三角函数、排列组合、复数等都没有学过。物理是我的弱项，和化学同卷，可有机化学我也没学，所以理化的分数也不会高。作文的标题是《难忘的时刻》，大概还过得去。政治几乎全是瞎蒙，半年前在公社的老师考试时，我就没有及格。而一位从县城下放到我们公社的同班同学说他考的不错，周围的人都觉得难以置信，我也深表怀疑。

考完数学时，就看见汪老师守在校园门口。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比较沮丧地告诉他，可能就是60几分。他却说，60多分就很好了。

那位说他考得不错的同学后来复读过，还是没有考上。

我上大学之前还被我所在中学附近的一位父亲请去给他的儿子辅导（好像还没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开始了）。只是晚饭加一点夜宵，没有报酬。

拿到通知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到县里参加体检时，身高体重是两个四五：身高四尺五（1.50米），体重45公斤。全县考取的人数不到三十，七五届我是唯一的。

我父亲知道我被录取，并不是很高兴。因为又要花钱，虽然不用交学费。我四年大学大概花了五百块的样子。前三年都不超过100，最后一年多一些。不过，我父亲还是找一个熟人，搭他的便车到衢州，然后送我上火车。记得在衢州的街上，第一次见到很多车辆，眼睛忙不过来。几次都是被我父亲拉住，才没被车撞上。

我肩上扛着箱子，手里提着被子走出火车站。车站门口有很多接新生的在校学生。我用不利索的普通话报了校名，就被接到了就读的大学。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大学生。

【注一】之所以加“恶霸“二字，因为他当过保长，相对于我们那时候的大队长，现在叫村长。在他作保长期间抓过丁。其中一位没能活着回来。按照这个逻辑，那些在在战斗中牺牲的人，他们所在的乡、村长都是恶霸。

【注二】正劳力，就是成年的男子。每天计10分。双抢时计15分。女的7分，有些村子高一些。其实，女的干活并不比男的少，除了挑担。但挑担一般按重量另计公分。

【注三】我们那一带的农村分粮食，成人男子（年满18）600斤稻谷，女的500斤。未成年的按年龄分段。从婴儿100斤开始。老人好像也少一点。欠收年会依比例减少，丰收年除了多交公粮及余粮，也会多分一点。稻谷的出米量大概是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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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0223，修改于2007年，第二次修改于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