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旧文重贴

自律就是自己约束自己。传统的自律注重于修身养性。诚信、礼义、谦和、乐群、敬业、责任、兼听、宽容都可以归为自律的表现。儒家的“慎独”，与自律很接近。英文中的self-discipline有相同的意思，Wikipedia的解释是“为了实现慈善的事业而克制基本的欲望”（denying oneself of an extravagant pleasure in order to accomplish a more demanding charitable deed）。 今天的中国，“《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假的，唯有假货是真的”。“诚信”几乎成了“傻子”的同义词。“礼义、谦和”被“傲慢、张扬”所取代。“乐群”已经过气，甚至很多人不知其意了，如今时髦的是“个性”。在追求短期效益的环境下，“敬业”者不再有市场。在各种人为的灾难与犯罪事件面前，一个个都是要“追究别人的责任”而鲜有主动承担责任者；在人与人相处当中，乃至在婚姻当中，“责任”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地位。纵观网络上的争论和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即便一方已经理亏，自己做的明显不如对方，也依然固执己见，要的是别人“兼听”我的。只有自己无理，或暂时处于弱势时，才希望别人的“宽容”。至于“慎独”，如今强调的是“隐私权”，还有几个真正的“慎独”者，只有天知道了。 这并不是说自律这个词不流行了，而是自律的本意已经变味。它正在逐渐被另一种“自律”所代替，英文里比较接近的是self-censorship，“out of fear or deference to the sensibilities of others without an authority directly pressuring one to do so”（Wikipedia）。这里没有“直接的压力”指的是，当事者不如此行，也不能受到官方的（直接）处罚；当事者之所以进行“自律”，其背后的原因大多是商业或经济上的。这种“自律”，既有团体的，也有个人的。通常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弃公正、昧良心，舍原则。这恰好是传统自律（为了公正而克制自己的私欲）的反面。 前段时间我为当地的社区杂志写了一篇《奥运的代价》，虽然沾了政治的边，但其中列举的都是事实，结果还是被多数编辑否定，理由是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我前不久写的《六?四回顾与反思》，贴到某网站上后很快被放入《园中园》（只有注册者才能看得见），怕中共把网站给屏蔽了。这种怕被中共屏蔽的网站不只是中文的，一些英文媒体的中文版文章，也自觉地实行自宫，删除了英文原文中的“敏感”段落。 Microsoft和Google搜索引擎，也是主动设置过滤器，屏蔽掉“敏感”话题或词汇。走得最远的当属Yahoo，它把师涛主动交给中共，当时的CEO杨致远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没有其它选择”。这些“自律”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决策者为了发财而一再降低行事为人的底线，沦为邪恶者的帮凶。 人们选择“遗忘”六四，或不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多数人是出于惧怕而“自律”：怕回国时有麻烦，怕国内的亲友受连累。另一些人是为了利益而“自律”，为了当上什么学者所带来的名利，为了在中国做生意而得到的优惠。那些甘愿成为邪恶者的帮凶而出卖灵魂的极少数，连“自律”都谈不上了。 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好心而“自律”，他们的本意是想不触怒中共以便于对话，希望以此来促使中共朝好的方向走。他们的做法也许有些成效，但这些成效的代价是巨大的。王怡在谈到中国的三自教会时说道，和三自教会的妥协就是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当一些人放弃原则以“善意”和中共对话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共打压那些在原则问题上不与中共妥协的人，因为只有当大家都持守底线时，才能迫使中共让步。 早在70年代，共产阵营似乎还在顶峰时，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决抵制，才促使了东欧、前苏联的变革。邓小平当初的改革，部分程度上也是为了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同。六四屠城之后，如果没有西方的一致谴责和制裁，六四参与者所受到的处罚肯定会严厉得多，会有更多的人被判入狱甚至遭枪决。一些六四“领袖”当初能出国进行政治避难，也正是迫于西方的压力（虽然好些民运人士出国后就“废”了）。遗憾的是，Clinton政府出于商业集团的压力，于1996给了中共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失去了一张有效的牌。最近CND上登载的吴放对林培瑞（Perry … Continue reading →

一、背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之后，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思想禁区，中国迎来了反右后思想最自由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华国锋被逼退、区级自由选举遭夭斩、西单民主墙被取缔，自由被标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谓之“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也暴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实目的，那就是邓小平为自己树立权威）。由于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为首的开明派还在台上，共产党内思想依然活跃。即便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党政分开的讨论与操作还在继续，军队国家化也有所提及，在此期间，党刊《红旗》杂志被取缔（以后成为赵紫阳的罪状之一）。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两种人最先富起来：一种是有权批到紧俏物资的干部子女；另一种是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其中不乏被开除公职或劳改释放者。从而形成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执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这些不满最多体现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既知道干部子女致富的内幕，又看到社会上“痞子”的暴富，感到知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没得到应有的待遇（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待遇是那时的热门话题）。工人农民虽然也有不满，但那段时间是他们几十年来最好的时光。 二、运动期间 从四月胡耀邦去世，到递交请愿书，到四·二六社论，五月份的舆论有了一段宽松的日子。到了五月中旬，全国各大城市基本上都动起来了，各省会乃至市区一级的学校和机关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游行的主题歌是《国际歌》，我和游行队伍中的朋友说，《国歌》更合适。我们还谈到了如果赵紫阳（他的儿子也卷入“官倒”）和李鹏下台，谁来担任第一把手的问题，我认为华国锋是一个选择。 令我终生遗憾的是，我未能拍下一张当时的照片。那些游行的队伍，那些贴在食堂和一些教室的各式小字报，未能留下几张照片作为记录或纪念。我一个月前汇款出去，请朋友买当时紧俏的海鸥牌相机，可迟迟不见货，直到屠杀过后才拿到相机。 戒严令后，我知道屠杀是必然的了。我当时跟几个朋友说，在北京市民疲乏并放松警惕后，军队会在夜里迅速地进入广场。我这个自以为看得很透的人也只猜对了一半，那就是屠杀在夜里进行，但还是想不到他们居然会用上坦克和开花弹。 在戒严令下达到屠城之间的十几天里，也有些学生到我们城市的广场绝食静坐。我到过广场两次，去劝学生停止绝食，没有劝动。后来我能做的就是给我教的那个学生一个较好的成绩。 当全国在搞秋后算账的时候，有很多系的老师与学生必须过“讲清楚”的关，其中一些老师还受到了处分。我们系当时几个领导比较开明，没有让任何老师或学生为难，否则我真不知道自己会硬着头皮不认错，还是会违心地“讲清楚”。要是象反右那样，只要我们系有一个指标，我就是批判挨整的对象。 三、屠城之后 屠杀之后的好几个月，北京一直处于戒严状态。人们私下谈论的话题，常常会与屠城有关。一位分配到部队的学生，跟我谈到屠杀后（海外学人）烧国旗事件，他虽然不同意屠杀，但觉得烧国旗太过分，基本上算是叛国。我告诉他，那国旗既不代表普通中国人，也没有历史的传承，本质上是另一面党旗。我甚至预言中共需要二三十年才会倒台，当时听我这么说的人都觉得时间太长。然而，二十年已经过去，还没有看到曙光。 暑假回家，乡亲们普遍的态度是“要是学生赢了就好了”，这是我看到的老百姓出自内心支持的唯一一次“运动”，虽然他们的支持中带有事不关己的态度。 记得六？四被镇压后不久，有人抱怨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就说他们活该。要是六四期间大家都坚决地站在学生一边，中共也不至于这么肆无忌惮。 自然，也有一些糊涂人，尤其是一些老干部、老党员。我的父亲，一位离休的“干部”，就说我们“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要是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的今天”。我告诉他，连毛泽东都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国民党的腐败我虽然没有见过，但也听了不少，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任何国家，不管什么党当政，都要办教育，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的，不用感谢谁。我们的争执逐渐升级，最后在母亲的劝阻之下才得以平息。三年后我出国时，他说了一句“共产党真是腐败了”，大概算是对我的一个让步。以后我们只要谈及政治，包括我出国后回去探亲，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我骂共产党时他不插话，他说毛的好话时我不搭腔。 我教过的一位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回到本地的大学找工作，愣是没有大学肯接收。最后，他回到老家的中学挂了个名，从那里办手续出国。 那年年底，我们到地区的专科学校去函授，其中一位老师不知何故与管食堂的退伍老兵起了冲突。他骂我们都是动乱分子，还动手打人，打坏了那位老师的眼镜。最后我们通过上面向所在学校施压，逼他赔偿眼镜，并赔礼道歉。 四、六.四屠杀的后果与反思 有人认为，学生和李鹏对话后就应该撤退广场，那样就可以避免屠杀，并可以保留民主的力量。那次所谓的对话，李鹏不但没有对学生的诉求作任何让步，甚至连“不秋后算账”都没有答应。李鹏的“对话”只是火上浇油而已。学生们满腔热忱地希望取得到一点成果，希望至少领袖们不会遭到秋后算账，这本来是最基本的希求，是非常合理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人民的军队”竟然会用机枪和坦克来对付人民。不只是学生们想不到，连经历过数次运动的老师们也想不到，毕竟这是二十世纪末的文明时代了。半个世纪前，段祺瑞为了死几个学生还终生不吃肉呢。 有些人认为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误导了邓小平。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其实邓下屠杀命令的时候并不糊涂（后来的“南巡”就是证明），更不受谁的指使或欺骗。从废除民主墙、罢黜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支持李鹏上台，直到扶持江泽民上台，他的行为都是非常一致的。安魂曲在《华夏文摘增刊》第223期（二○○○年七月十二日出版）的《六四最大秘密试解：邓小平一定要血腥镇压的真正原因》中作了很好的分析。邓决定派坦克屠城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阻止人大的召开，并震慑党内的改革派，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六？四屠城”是邓一贯的“政治智慧”的体现：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包括子女）的利益，其次是党的利益，最后才是国家利益（百姓的利益）。而“六？四屠城”正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 那场运动即使是像1986年底那样以不流血的方式收场，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也会被赶下台，就像胡耀邦被赶下台那样。实际上，1987年初，胡耀邦的下台与李鹏的上台（当总理）就已经决定了89年那场运动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决定了改革派出局的命运，因为邓小平之流绝不会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当时虽然有些改革的举措，象前面提到的党政分开，这些举措即使没有那场运动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有人说，赵紫阳想利用那场运动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比较可信。没有赵紫阳的支持，五月份的舆论不可能那样放开，运动也就不会发展到那样的规模。赵紫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从胡下李上看到了自己和改革的命运，除非他放弃改革，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他打算利用学生运动，孤注一掷。他的错误是，对邓屠夫的无耻和凶残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关键时刻又不敢像叶利钦那样站出来。结果，他功败垂成，在客观上加速了政治改革的夭折。 六四之所以形成那样的规模，得益于十几年来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而知识阶层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六四之所以没有得到（北京以外的）工人农民的广泛支持，是因为十几年的宽松气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十几年的宽松，是邓小平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所必须的（江和胡是以“正常”接班的方式上台的，不需要非同寻常的举动来树立权威，他们只需要守成。），屠杀则是邓小平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这样看来，“六四”是历史的必然。 中共从“六四”中学到的教训是，贿赂知识分子，让他们也一起富起来，从而师德、医德荡然无存。为了制造“财富”来填满他们的贪欲，他们加快了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对土地的掠夺。那场屠杀，在现代的“文明”史上开了用正规军和坦克对付学生的先河。从此，中国各级贪官可以肆无忌惮地启用军队和武警来镇压任何挑战他们利益的企图，对言论的管制更加严密。百姓的自由更加遥遥无期。 “六四”屠杀如果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让全世界更加看清了共产党的凶残。它把齐奥塞斯库送上了断头台，加速了苏共的倒台和前苏联的分裂，加速了德国的统一，加速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它使共产主义全面破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它只能通过贿赂和公开的暴力来维持。 五、“和解”的可能性 正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不少人士对“和解”可能性提出了各人的见解。茉莉在《六四问题解决方式之探讨——从南非和解到东德审判》（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4月号）一文对其它国家的和解模式作了分析。遗憾的是，文中所举的南非、南韩及东德的例子，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东德审判是在东西德统一后以西德为主体而进行的。即便哪天大陆和台湾统一，以两岸的人口、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对比，台湾不可能担负起这样的大任。 诚如茉莉所说，南非和解的关键在于“英国殖民者是信仰基督教并拥有民主精神的”，而“当今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既无信仰也无道德底线的人，是以暴力起家并相信暴力镇压有效的人”。但我不同意茉莉“六四问题的解决，只需要由少数执政者来承担责任，并没有南非式种族大和解的需要”。六四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是比“种族大和解”更大程度上的和解（下面会做出分析）。 我所读到的关于六四和解的文章，都是把六四作为孤立事件来谈的。南韩的光州“五？一八”事件就是一件相对孤立的事件，而六四屠杀是共产党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事件的延续。当初邓小平对文革的评价，对反右的“纠正”以及撤销“地主、富农”成分等举措可以说是中共和百姓之间作出的和解姿态（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个人的权威）。那些举措虽然没有追究真正的责任者，还是被多数百姓（包括受害者）所接受。 任何实质性的和解都必须有对真相的了解，以及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的保证。当时的“伤痕文学”可以说是民间对真相的发掘和反思，民运先驱魏京生等人的“第五个现代化”和胡赵的改革则是寻求制度的改变。邓小平等人看到这些政治诉求对作恶多端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威胁，从而想要刹车和转向，这才有“六四”的发生。 “六四和解”所伴随着的真相调查不可能只限于谁调动军队把坦克开到天安门，肯定也会涉及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乃至于夺权之前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其中包括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的真相、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各级贪官敛财的真相……。 如果说二十年前邓小平只要让出太上皇的位置，一些高官牺牲子女的部分利益还可以平息那场“风波”的话，今天他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六四”的和解。 “和解”的最好时机是“六四”屠杀之前。然而，这一机会已经被二十年前天安门前的坦克碾碎了。 “文革和解”产生了“六四”，“六四和解”将会带来什么？但愿以“智慧”自居的民族能找到一个智慧的解。 =============================== 原文发表于华夏快递2009年4月19日kd090419

　　一、财富是什么 　　财富是人力和资源的总和，这里的人力是把资源转化为财富的能力，是智力和体力的合称。这个“总和”不是简单的加法，也就是说，有资源和人力不一定意味着财富。“人多力量大”，“力量”可以是破坏性的，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如何利用这个“力量”来为人类获取财富，使绝大多数人受益，是体现一个社会制度优劣的主要标志之一。 　　“钱”只是为了物质交换的方便而产生的，金子因为其不会腐蚀、易于切割和融合以及装饰性等好处而自然地成为硬通币。因为有金钱就能买到所需的物质以及金钱的易于携带性，人们逐渐忘记了金钱的本质，本末倒置：不去创造财富而追逐金钱，不想付出劳动而过舒适的生活。 　　这种金钱与物质的错位，不但使民风浮躁、好逸恶劳，也使民众失去基本的判断力，世界观被扭曲。比如，好多人一提到台湾的富裕，就说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带走了大批黄金；提到大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又说是中共领导得好。其实，再多的黄金只能是短暂的富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再多的鱼都有吃完的时候，而能渔才是长久有鱼可吃的保证。我们那里有句土话，“宁可生个败（家）子，不可生个吊胚”（吊胚：白痴）。败子一旦回头，还可能东山再起，吊胚只会是坐吃山空。大陆这些年富起来，不是因为发现了大金矿，而是人力的使用（包括技术的引进）和资源的开发（同时也伴随着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这种金钱与物质的错位，也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如今大陆的天空不再蓝，空气不再清新，水不再清澈，无不与此有关。因为粮食可以用金钱（或者数字）买得，贪官污吏们便强行把农田变厂房为他们生产数字，而逐渐破坏粮食生产这一最根本的根基。几年前，当一个个公司在outsourcing时，有人说，“产品的生产让别人去做，美国只要管金融就行了。”我就问，“没有了产品作后盾的金钱是什么？那是废纸，是无意义的数字！”他们告诉我，“美国是股东，生产的产品会运到美国来消费。”“那么，美国的几亿人都成为银行家吗？哪天别国没收掉美国股东的工厂，怎么办？打仗？武器也是人家生产的！……” 　　如今，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数字的生产通过键盘就可实现。抢劫不再需要动武，而只需“文明地”躲在屏幕后面敲敲键盘。 　　二、当前的金融危机浅析 　　前几天与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他对金融危机颇为不解：生产正常，怎么就危机了呢？是啊，产品才是实质，产品没有大幅减少，危机（经济衰退）从何而来？ 　　我给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甲在1998年以20万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因为供需关系以及其它原因，2000年房子涨到30万，卖给了乙；乙住了三年后，2003年以50万卖给丙；丙又在2005年以60万卖给丁。到丁手里之后不久，房价开始下跌，一直跌到35万。 　　在这个买卖过程中，甲乙丙都赚了钱，丁“赔”了25万，成了冤大头。 　　Realtor按6%（买卖各3％，甲1998年买房子时付的commission未算在内）的比例抽成，拿走8.4万。按房价的80％贷款计算，银行至少从甲收取利率（两三年内的principal基本可以忽略）2万，从乙收取4.5万，从丙收取5万，从丁收取9万，总共得17.5万的利息。 　　房价在10年里，还是涨了15万，平均每年的涨幅接近6%，大大高于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但还算是正常的增长。如果房子一直在甲的手里，十年内付的利息不到10万。如果甲按照“正常”的涨幅（即10年内从20到35万的平均涨幅），十年的中间（2003年）以26.5万卖给戊，银行收取的利息不到12万，realtor得1.6万的commission。也就是说，由于前7年不正常的增长，银行多收大约9万的利息；realtor多得7万的commission；甲、乙、丙分别净赚7万、13万、2万（如果考虑到这几年他们本来要交房租，他们实际赚的更多）。换句话说，甲、乙、丙，银行和realtor利用房子的不正常涨价，从中（或者说向将来）支取了数额不等的横财。 　　我这里不是要谴责甲、乙、丙。毕竟，合法的钱谁不想赚呢？大约在2005年初，我认为房价到了顶峰，也动了卖掉房子租公寓住的念头。只是老婆和大女儿不同意，自己也没完全预料到这几年会变得这么快，房子就一直住着（最近看到势头不对，总算及时把股票转到了stable assets）。在这些交易中，Realtor最多只能算是推波助澜的角色。可恶的是银行的大佬，他们为了利用利息大发横财，一而再地放松贷款条件。最后为了“开拓市场”，把眼睛盯到了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低收入家庭。在上面的例子里，最后进入市场的冤大头“丁”，就很有可能是低收入家庭。他们多半付不起20%的头款，所以银行收取的利息实际上比估计的数字更高。 　　几年前因dot com引起的股票泡沫，与这次的次贷危机有很大的类似性。当Silicon Valley的程序员两个月不换工作就被认为不正常时，我就想，一个员工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对公司的业务还没有熟悉，这样的环境下能出什么好产品？退一步说，即使大多数公司有不错的产品，市场有那么大的需求吗？怎么可能所有的dot com都盈利？当dot com的泡沫破碎之后，华尔街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继续圈钱，而极力维护房价泡沫的膨胀。这当然也得力于Greenpan对利息的一降再降，以及国会的deregulation。否则，“丁”们做梦也不会想去买60万的房子，因为他们既付不起头款也交不起mortgage。 　　我们可以指责最后被迫foreclosure的“丁”们愚蠢（那些在dot com泡沫中未能及时抽身的比“丁”们好不到那里，甚至比“丁”们还愚蠢。毕竟拥有房子的想法比做发财梦更令人同情）。但是当房产这么热，又有人告诉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时，有几个人不会动心呢？我相信他们当初买房子时，并没有想到要赖账。他们哪里会预料到经济会突然变得这么糟，油价会涨得这么快，房价会急剧向南走？ 　　被foreclosure的人当中，最不值得同情的是“己”们，也就是那些把房子当作取钱机的人。他们利用房价的上涨，一次一次地重新贷款，从中支取现金买豪华车、高级电器以及其它奢华用品。他们被扫地出门是咎由自取。 　　三、金融危机后的出路 　　华尔街大佬们拿走的千万乃至上亿的红利，经济分析师们得到的以百万计的酬劳，realtor们得到的commission，甲乙丙们攒的钱，不可能收回。但吃进去的，总是要吐出来的了，泡沫的破灭只是时间问题。Bush-Cheney利用假情报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为富人减税，只是加快了泡沫的破灭。 　　当年学经济时就没有想通华尔街的作用，一直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圈钱的地方，一个使CEO们只顾眼前、不管未来的骗子聚集的场所。股票交易所就像一个老虎机，它在给主人带来巨大资产的同时使多少赌徒倾家荡产。从长远看，对股票的投资的总回报略高于GDP的增长，高于房产，高于bond等其它投资。然而，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高回报”正是牺牲其它投资的回报为前提的，其中也包括对通货膨胀率的推进作用，以及通过借贷、贬值的过程对其它国家财富的掠夺。 　　金融系统只要有银行就够了，也许加一个保险系统。有余钱的人存入银行得一些利息，想创业而又缺乏资金的人向银行借款。银行起一个中保的作用，保险负责对创业者的风险评估。取缔华尔街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民主国家。但立法者应该考虑如何逐渐缩小华尔街的规模，使他们对经济的破坏力减小到最低限度。 　　目前，政府已经通过了7000亿的救市计划，这个计划是否成功，7000亿是否花得值，人们拭目以待。但救市的必要性是肯定的。否则，银行因为房价下降与“丁”们（与“己”们）付不起mortgage所欠下的债务而无法运转，很多公司会因为借不到贷款而发不出工资，从而导致更多人（包括现在银行系统的雇员）的失业……。 　　7000亿不是小数字。在目前已经严重赤字的情况下，这些钱从何而来？其中一部分将会通过提高税收的办法分摊到各个家庭。以7000亿为例，每个家庭（以平均三口计）平均约负担7000美元。那些在买卖房子中赚了钱的，在银行工作分到了不菲的红利的，不能算冤枉。真正冤枉的是既没有在房子中赚到钱，也没有在银行得过红利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包括“丁”们）。 　　其它部分则通过美元贬值或无限期的（向外国）借贷。这就好像一个人今天向银行申请一个信用卡，明天向另外一个银行申请一个信用卡，寅吃卯粮，一直借贷下去。这种靠借贷过的日子也许蛮爽，但潜伏着极大的危机。危机之一是，一旦别人认定你不再有还债的能力而停止借贷；危机之二是，别人虽然愿意借款，但以分享权力、出卖原则乃至国家机密（与安全）为代价，就好比一个人出卖灵魂。最终的结果都是国家衰败，子孙遭殃。 　　总之，金钱的价值应该是通过物质的拥有来体现。任何东西的过度增长，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没有物质做基础的过快“增长”必定是对将来的预支，随后而来的经济危机是必然的。即便是有物质为基础的过快增长，也不见得是好事，其后果很可能是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使人们头脑发热，从而加剧对环境的破坏，忽视道德的建设；使人类堕落为行尸走肉，乃至毁灭。 ============================== 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10c.

国人企盼已久的奥运终于落下了帷幕，中国实现了50金牌（第一），100总奖牌的梦想。比赛期间，也正是我外出度假之时。白天忙于赏风景、拍照片，晚上回到旅馆才有一点时间观看一些比赛。游泳最受瞩目，Michael Phelps连破世界游泳记录及金牌总数记录的故事不用说了。中国乒乓球队所向披靡，也令人感叹不已。阳光女孩Shawn Johnson和她的教练乔良的故事更是感人：乔良从无到有建立体操馆及其独特的育人方法，Shawn从六岁开始跟他学体操，从一个不听话的女孩到世界冠军。感人的不一定是成功者，美国男女4X100接力掉棒，Matt Emmons的错靶子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有些许的惋惜。 追求完美可以说是人的本性，至少是很多人的崇高目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不完美才是现实，to err is human。一场本来不错的开幕演出，因为假唱而大打折扣。儿童之美，美在天真可爱，无论是由杨沛宜或是林妙可来唱，只要是同一个人的声音形像，都会赢得众人的掌声。可是，因为某人认为杨沛宜的形像不够完美，而把林妙可换到了台前（放的是杨沛宜的录音）。这种虚假的完美，不仅伤害了杨沛宜，也损害了中国努力向外界树立的形象。 体操队的年龄问题则是更大的假。体育比赛最重要的就是规则：参赛者在同一规则里竟技。在已知的资料中，包括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登记记录，第六届城运会运动员名单，以及《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网》、《法治晚报》、《北京晚报》　、《生活报》的新闻报道，都显示何可欣是1994年1月1日出生的。为了一块（或几块）金牌而不惜动用政府机关造假，给世人一个中国人擅于造假、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形象，真是得不偿失。 最大的假是举国为金牌的体制。真正衡量一个国家体育实力的，应该是全民的运动水平。且不说那些特为金牌而平常无人问津的项目（如女子举重、射箭等），游泳、球类（乒乓球和羽毛球除外），普通百姓也很难找到运动的场所。几年前还有过小学生因为没有场地，而到马路上做广播体操被汽车压死的事情发生。从奥运比赛的角度看，全民的参与才是一个项目稳拿金牌的保证，中国的乒乓球、美国的游泳等项目就是最好的注脚。这让我想起自行车比赛。我们那里有些农民，骑着载有100来公斤货物的自行车，一天差不多能跑100公里。要是这些人有机会受到正规训练，在奥运会上拿个奖牌是大有希望的。 总之，奥运的代价是巨大的。奥运是在四川严重地震的情况下办了一个奢华无以伦比的盛宴。为了这个盛宴，政府甚至不惜隐瞒毒奶事件，牺牲千万儿童的健康与生命。据保守估计，奥运会的总花费超过420亿美元（以前的最高花费是雅典2004年的奥运会，花费100亿美元），按平均汇率计算，约3000亿人民币。要是这3000亿（平均每人200多元）的一半能用于体育场馆建设，向公众开放，那不仅能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金牌总数也许还会更多。 奥运真的给我们赢得了面子吗？那点虚假的面子在毒奶粉面前是多么的苍白！ 【后记】这篇“过时”的文章，本来是给当地的华人社区杂志写的（我是编辑之一）。该杂志奉行“不谈政治不谈宗教”的原则，怕我的文章会引起争议，而被多数编辑给否决了。 ========================== 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1008.

Shant Thomas说过“Opinions are like assholes. Everybody has one.”观点从“知识”的吸取中形成。知识可以来源于书本、教育、媒体，也可以出于个人的观察和思考，或者兼而有之。个人如何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观点，大抵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随大流，人云亦云；第二种是“坐井观天”；第三种是不断的探索，不断地超越自己。 第一种人虽然人多势众，却是最缺乏自信的一群人，或者说他们的“自信”是建立在多数认同的基础上。他们的观点来自于“专家”、“学者”，来自于权威，来自于大众媒体。当他们被告知formula比母乳好，他们就会舍弃方便（尤其对于全职母亲），多花钱去逼婴儿喝formula；当他们被告知“天圆地方”，他们就认定天圆地方。当他们被告知为了集体应该牺牲个人，他们就会去摧残个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集体”是什么。当他们被告知奥运强国，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举着五星红旗上街去支持奥运，虽然他们说不出奥运如何能强国。当他们被告知“thugs and goons”是在辱骂中国人，他们就会义愤填膺地去抗议，虽然他们难得看英文的媒体，分不清China和Chinese在上下文中的含义，甚至根本不知道Cafferty到底说了什么。这种人即使由于运气坐在高位上，也还需要背几句外国名句，唱几段戏来为自己壮胆。 他们永远是多数。他们没有能力参与稍微深刻的理性辩论，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回答问题。他们因为其“观点”符合“主流”而感到安全，是最好的洗脑对象。文革之所以能成气候、布什能当上总统、Obama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有赖于此。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平衡的食物，适当的锻炼和休息”这样起码的保健常识，也需要出自名人之口，他们才会相信。他们是追星者，相信各种“快速致富”、“一夜成名”的“秘诀”，从而甘愿花大把的金钱和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富人的致富术、名人的成名法。那些耗费的金钱本可以使他们富裕（至少是“小富”），耗费的精力本可以使他们成就一些事情。 第二种人的“自信”是基于“无知者无畏”，就像那个学会了写一二三后就用梳子去写百千万的人。他们可以是“成功人士”，比如某个领域的PhD等。他们的表现形式大抵如下：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嗜钱如命就以为别人一切都为了钱，于是用“利益论”去分析所有行为。二是“管中窥豹”，把自己那点有限的学问应用到其它一切领域：比如懂得一点推理就把“推理”到处应用。以“学问”衡量“聪明”，以官位判断对错，虽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但中国人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无所不知的“博士”、“xx长”层出不穷。于是，搞核弹的成为论证亩产几万斤的农业专家；搞分子生物学的以个人得失来大谈“民主不适于中国”；体育明星、演艺名人很自然地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单位的第一把手则是无所不通的神仙。他们之所以成名，只是出于对名利的追逐，加上一些“聪明”和幸运。他们为了名利而甘愿被统治者利用去迷惑崇拜权威的第一种人，成为打手，祸害他人。 第三种人的自信是基于对真理的掌握，或者对事物本质的透彻理解。他们不否定自己的无知，对未知的领域不轻易下结论，总是不懈地探索。他们一旦发现真理，就不会放弃，不怕否定自己，更不会在乎他人说什么。牛顿由于其超凡的观察和推理，发现地心引力，创立微积分学说时，不会因为没有几个人看得懂而怀疑其正确性。恰恰是这样一位伟大科学家，却非常清楚自己知识的有限，而称自己为“幸运地在海边捡到漂亮贝壳的男孩”。小泽征尔因为其惊人的记忆能力和对音乐的深彻理解在众专家评委面前坚持指出乐谱的错误而成为名指挥。林昭不畏强权，在狱中用血代墨继续她的写作，是因为她知道所信的是什么，是因为她清楚自己所持守的正义。《1984》的作者George Orwell，胡适，等人的著作不会过时，是因为他们有众人所没有的洞察力。 这类人不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有时只须持守基本的常识。我认识的一位长者，当年他的初中没有毕业的女儿被推荐上大学，他没有同意。他凭着对大学的最朴素的了解，不相信“工农兵上、管、改大学”的鬼话，不管它出自何人之口。他们知道大小车相撞，当然是大车更安全；如果不是车越造越大的话，就不存在小车撞大车的问题，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他们知道雌雄交合才是自然，也不需要什么“教育”或“科学”。 第三种人的心目中没有权威，只有真理，从而在世人眼里显得傲慢而孤立。他们不随大众，不畏强权。他们在探索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第二种人唯利是图，没有自知之明，无法否定自己，在学术界最多只能成为二流的工匠。第一种人只顾眼前的安逸，不愿承担思考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思考经常会伴随着对自己的否定。 由于环境的不同，有些人会在两种甚至三种人之间摇摆。由于巨大的诱惑，或大众（第一种人）的吹捧而自我膨胀，有些第三种人蜕变为第二种人。李远哲便是一例。还有些第三种人由于经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成为第一种人。在反右和文革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介于第一和第三种之间的人，如果有机会了解真相，接触到慎密的思辩，就会向第三种人靠近；而在强权的压制下，就成为第一种人。 所以，一个舆论不受强权所控制的环境里，第三种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真相，或进行换位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第二种人的投机的空间更小，从而更会注重于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造福人类；这样的环境同时也让一些第一种人加入第三种人的行列，或至少不被轻易引入歧途。 在舆论自由而开放的环境里，越来越多的人会把自信建立在事实和论理之上，建立在真理之上。这样的自信才是不可动摇的。 =========================== 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920.

在刚过去的五月，亚洲连续发生了两大天灾，缅甸的飓风和四川的地震。在这两大自然灾害中，２０多万人的生命消失了。这是天灾，更是人祸。 地震发生后最宝贵的几天，中共以运输不畅为由拒绝外援入境。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赤手空拳的军人在职业救援队面前相形见拙，从而不利于煽情的宣传，也许还有担心军事基地被暴露的因素。于是，多少生命在时间的流逝中失去；多少学生丧生于倒塌的豆腐渣建筑中。 缅甸的军人政府在风灾发生之后，更是拒绝一切外援。缅甸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风灾过后，食物短缺。很多人的死亡是因为伤病无法治疗，以及营养不良。风灾发生五天后，缅甸军政府才迫于国际压力勉强同意紧急空运，但因为物资和救援人员不能一起进入，救援受到很大阻碍。 在政权和人民死难面前，独裁政府看重的是政权，人民的死难对专制统治者来说并不重要。 缅甸军人政权靠政变上台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去年九月份对示威者的镇压，虽然不见得有中共直接的介入，受中共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一方面，从中共对镇压发表的暧昧的声明，和在联合国阻止安理会谴责缅甸当局，可以看出中共对缅甸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缅甸军政权也是看中共的脸色行事，比如缅甸晚中共两天为风灾中的死难者致哀（中共又是被秘鲁逼的）。 说到缅甸军政府和中共的关系，我就联想到一个大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当年苏联共产化后，殃及了南面的中国与西边的东欧。（也有一些其它的变数，比如古巴。但卡斯特罗的残酷比起斯大林、毛泽东来，却算不了什么。）毛泽东输出革命，受害最大的当属南面的柬埔寨。如果中国是一个真正“以民为本”的国家，缅甸军政府还会肆无忌惮地镇压百姓吗？风灾发生后缅甸政府还会不顾百姓的死活拒绝外援吗？北朝鲜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十九年前，北京的学生，全国各地的学生，众多的百姓走上街头，要求中共惩治腐败，实现民主。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发自民间的和平请愿，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与诉求。那些日子，人人都看到了希望，以至犯罪率出奇地低，几乎到了路不拾遗的境界。 然而，长安街上的坦克和枪声粉碎了国人的希望。刽子手们无耻地叫嚣，要“用２０万人的生命，换取２０年的稳定”；他们向贪官们宣告，我们掌握着国家机器，你们只要拥护我们，只管去贪、去抢、去杀人，机枪和坦克会为你们撑腰。 从此，官商毫无顾忌地勾结在一起，四处圈地，糟蹋民女，残害儿童。在他们的腰包鼓起来的同时，耕地丧失，河流湖泊被污染，天不再蓝。人们的贪欲无限膨胀，假文凭、假药、假酒、假牛奶，毒牙膏、毒玩具、毒食品肆虐全国、殃及全球。人们的良知在“一切向钱看”的鼓噪中逐渐失去，害人成为常规，救人视为愚蠢。豆腐渣工程和富丽堂皇的官府遍布全国各地。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长安街上的坦克和机枪所杀害的不只是千百个学生和市民，它也杀害了汶川地震中的部分受害者，杀害了河南艾滋村的善良的献血者，杀害了那些喝了毒奶的婴孩。它使多少孩子沦为童奴，使多少妇女沦为娼妓，使多少百姓沦为黑砖窑的奴隶。那天清晨的枪声，甚至还杀害了缅甸风灾中的部分受害者，残害了北朝鲜的百姓，……它还在残害着亿万人的心灵，它还在继续制造假药假奶毒害百姓，它还会在将来的“自然灾害”中充当杀手。 那场屠杀遗祸无穷。 =================================== 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增刊 zk0806a.

思想的禁锢，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地位而对被统治者的言论设下的一些禁区。一个禁区一旦被强制实行太久，人们对这种禁锢就会习以为常，自觉地不去触犯，而形成了禁锢的思想。 统治者搞思想禁锢，不外乎三个原因。其一是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喜欢听好话，喜欢跟意见相近的人交往，不愿听到不同的意见，即便是开明的人也是如此。听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经常换幕僚，有人不解地问他。他的回答是，“跟喜欢提意见的人同事，才能少犯错误。但跟喜欢提意见的人很难相处”。即使是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开明领袖，还是难以容忍反对意见，以致于要频繁换人。在中国的皇权制度下，触犯“龙颜”的下场可没有革职这么简单，能够不株连九族就是万幸了。唐太宗李世民，因为夫人的劝阻未杀魏征而成为美谈。 统治者搞思想禁锢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统治者残酷的思想禁锢开了先河。Henry Peter Brougham说得好，“Education makes people easy to lead, but difficult to drive; easy to govern, but impossible to enslave”。独裁统治者要的正是易于驾驭，易于奴役的顺民。 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其二是民众为其卖命的必要性。在民主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来自于选票；在犹太教里，权力来自于上帝的授予。在中国，统治者发明了“真龙天子”之说。开国皇帝为了证实其“真龙天子”的地位，往往无中生有地美化其身世。这种对历史的篡改，绝不可能允许他人的质疑，因为一旦真相大白，“真龙天子”的说法便不攻自破。这不仅在中国，在古埃及，在罗马都一样。古埃及是把法老当作神的化身；而古罗马早期对异教的残酷迫害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信皇帝所崇拜的神。皇帝借神权巩固自己地位，并证明地位的合法性。 “天高皇帝远”，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你做你的皇帝，我作我的小民，寻常百姓和“真龙天子”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也就是说，仅仅是“真龙天子”还不足以让百姓为其卖命。为了让百姓甘心情愿地受奴役，一方面，统治者通过“独尊儒术”、通过“三纲五常”，把忠于皇权列为最高的“道德”，并用“贞节坊”、“忠义堂”等加以强化。另一方面，统治者把“小国受欺”、“大国辉煌”（实际上是小国皇帝做的不安稳，大国皇帝更有资源为其享受）灌输给与之无关的百姓，利用人们的虚荣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 统治者搞思想禁锢的第三个原因是为了掩盖其罪恶。掩盖罪恶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巩固政权。第二点与第三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重于“引”，后者为了“堵”。“一将功成万骨枯”，统治者“打江山”，视生命为草芥，一切只为了“成王”。“坐江山”时骄奢淫逸，无恶不作。六四屠杀还不到二十年，就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了；中共在“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犯下的罪行更是不为多数人（尤其是新一代）所知；中共在“长春战役”等“解放战争”时对百姓的残忍几乎被世人遗忘；而中共“积极抗日”则几乎成为了“事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因为不见于正史，也有人质问其真实性。 思想的禁锢并不是中国独有。事实上，思想的禁锢无处不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宗教本身也会产生思想的禁锢。比如，哥白尼与日心说经常被一些反基督教人士作为基督教思想禁锢（反科学）的例证。只是人们有没有想过，中国几千年的“辉煌”文化里，为什么根本就没有Ｘ心说的记载，有的只是“小儿神项橐”的诡辩。也许有人曾经“异想天开”过，但他们的想法很快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或许还陪上了性命。哥白尼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日心说在他去世前得以发表。 以基督教（或犹太教）为文化背景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君王也是“罪人”，他的权力来自于至高者。即便是大卫那样的君王，其平凡的出生和所犯的罪恶都记载在《圣经》上。他们的权威总是受到神职人员的挑战，或者说，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在争势力范围而造成了两元和缝隙，他们的言论无法成为“圣旨”。就像顾准《基督教、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里说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权威。”“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理性主义者曾经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他们却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于上帝。”中国在数学、逻辑学和天文学等“理性主义者的贡献”上的学科落后就是必然的了。 此外，“欧洲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这种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的大学，不但对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大学的自治奠定了基础。学术的相对自由还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被很多学者称为“黑暗时期”。宗教对政治的干涉，或者宗教成为“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权威”，却是学术自由的保障。因为“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抗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 可怕的是，长期的思想禁锢，伴随着对自由思想的严酷摧残，思想的禁锢就成为了禁锢的思想。柏杨在《什么是“中国特色之人权”？》里提到曾志朗博士的白鼠实验，一组白鼠在重复的点击——逃跑之后，终于放弃了抵抗（逃跑）。人也是如此，在经历过多次残酷的“电击”（“灭九族”、“镇反”、“反右”等）后，人们不再去质疑统治者的谎言，甘愿被打模，被洗脑。一些似是而非，甚至荒谬的理论（思想）被奉为真理，极少数勇敢者，不但会被统治者消声，也被人们当作傻子，成为嘲笑的对象。中国的很多“国宝”，如三字经、三纲五常、儒家学术、阴阳八字，甚至中医“理论”，还有我最近经常提到的“大中国主义”，都是禁锢的思想的例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等也是禁锢思想的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西方的”政治正确”对思想的束缚，其效果与专制社会由统治者施行的思想禁锢是一样的。虽然发表“异端思想”的人不会从肉体上被消灭，但他会受到攻击、被迫“道歉”乃至失去位置，从而使“异端”得以“纠正”，难以得到传播。禁区一旦出现，就会导致禁锢的思想。 西方的思想禁区正在逐渐扩大。语言有禁区。“圣诞快乐”，很多人不敢说了，要说“节日快乐”。这本是一个多么温馨的传统，连名字也要失去了。“感恩节”也逐渐被“火鸡节”代替。好的传统起到维系社会的作用，政治正确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传统。 由于地域、文化、制度的差别，而导致种族间在体能、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James Watson因其对黑人智力的评价引起轩然大波，被迫道歉并失去冷泉港研究所所长一职。一方面，黑人上（大）学与求职需要Affirmative Action来照顾；另一方面，却不能让人说他们有劣势的地方（从球队的组成很容易看出他们在爆发力等体能上的优势）。 男女之间的差别，不只是性器官的差别，这本来是白痴都知道的事实。且不说力量的差别，思维方式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比如女人的语言能力比男人强，男人在开车等机械操作方面比女人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也阐述了男女思维的差别。可是这也逐渐成为禁区。哈佛大学前校长Lawrence H. Summer因为“innat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 Continue reading →

一位朋友的姐姐，与“共和国”同年，少年时给周总理献过花。直到她不久前去世，从她一生的谈吐和行事为人，都可以看出她一直没有从那个“辉煌”的阴影里走出来。 有研究指出，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忘却痛苦的经历；留在他的记忆中的通常是比较愉快（正面）的往事。其实，即使没有上年龄的人，在谈话之中也喜欢“吹”自己的特长，或“吹”过去的英雄业绩。 一个从恶劣环境下奋斗出来的人，喜欢谈自己成功的奋斗史。而一个出生于有“地位”的家庭的人，则喜欢炫耀其“祖上”的优越。见过不少名校毕业而“平庸”的人，开口闭口“清华”、“北大”，除此之外，再难有其它话题。 “辉煌”是（曾经）辉煌者的包袱。走得太高再回到平常，对于很多人，尤其是东方人，其失重感所带来的痛楚往往会伴随其一生，使他再也无法适应平常的生活。倒是经历平常的人，更容易有一颗平常的心，更能够享受平常的生活。 人是社会动物，对集体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认同感。一位对“幸福”颇有研究的朋友告诉我，人生的幸福指数与其母国（或所在国）的地位有一定的相关性。一个国家地位的明显下降或提升会对其国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国家的“地位”通常比较主观而模糊。他的数据是以一些欧洲国家为样品的。大学的体育联赛、校友会等也可以从侧面证实这一现象。 这样的认同感，如果太强烈，也能够成为包袱。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位于欧亚大陆上最好的一块陆地）的“泱泱大国”——中国，近代却屡屡受欺。再造“辉煌”成为多少“有志之士”的神圣使命，使多少人为之献身。 纵观历史，小国百姓的日子不见得比大国百姓的日子过得差。大国只是利于统治者：物质上，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掠夺；军事上，有更多的兵源为其送命；输了战争还可以迁都，可以割地赔款。这样的“大一统”隐含了没落的必然，因为大一统会给统治者以安全感，以致贪图享乐而不思进取，忽视百姓的疾苦而加速腐败。内忧外患随之而来，导致国家的分裂，正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然而，统治者把“大一统”这一不属于百姓的“辉煌”通过千百年的舆论控制，深深地刻在了百姓的脑海中。把国置于家之上，忠于孝之上，让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久而久之，人们把“精忠报国”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多少人前赴后继为“国”而失去自由乃至生命。 但是，一个人要否定自己是相当困难的，包括否定一些莫名其妙的信条。即使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也很少会承认自己的无能，而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甚至归结于竞争对手的卑劣。在冲突中，那怕是被旁观者认为“完全无理”的一方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理亏，甚至知道自己无理也不肯认错。这是人的本性（罪性），虽然东方人表现得更加突出。 国家之间也类似。记得在哪两个国家之间交界的石碑上，两面分别刻着同一场战争的两种说法。日本篡改侵华历史更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与邻国的战争，也没有说本国的不是的。中国积弱多年，终于有了核武器，有了神五、神六，金牌总数也可以和第一强国一决雌雄了。如今又要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这怎不叫很多人心潮澎湃！为了中国的再强大，胡佳们，你们还是忍着吧；农民工们，你们继续奉献吧；民族的自治，更是免谈！ 然而，这种牺牲个体而建立起来的强大，就像吃激素而产生的爆发力，是不能持久而且相当有害的。中国曾经的“辉煌”是大多数中国人身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只有忘掉“辉煌”，丢掉包袱，去“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当一个国家的公民把“国”视为自己温馨的家园时，她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 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