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随感杂谈

裁缝、衣裳与服装 我们小时候的衣服是由“专门的服装设计师”上门缝制的。不过，那个时候上门给我们缝制衣服的，叫裁缝。裁缝，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大概只在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中看到。裁缝，顾名思义，就是把布匹裁剪然后缝起来。 半个多世纪前，普通老百姓衣裳的主要功能还只是遮体和保暖，如今的服装是千奇百怪。一个人的服饰是他（或她）的身份与个性的体现。 一、裁缝 我记忆中的第一位裁缝是女的，她的家离我们村几里的路程。那时候还没有缝纫机，扣子也是用布做的。她一天大概只能做一两件衣服，我们请她一次就是好几天。“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个人都穿过打补丁的衣服。买布要凭布票，即使有钱，也不能随便添置衣服。孩子们的衣服都做得比较大，否则很快就穿不了。我有两个弟弟，按理可以做得合身一点，但我的衣服也做得比较大，大概是不想让弟弟老穿我的旧衣服。印象最深的是一条青色的裤子，做得太大，几乎是大人的尺寸。那时我只有六七岁，况且我小时候的个子一直比较矮小。十几岁上初中时试穿过一次，还是太大，以后就不知去向。 缝纫机以及普通纽扣（我们那时称之为“洋纽”）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裁缝的效率，也使一部分裁缝失业，那位女裁缝就是其中之一。一家五六口，每人几件衣服在一二天内就能完成。给我们家做衣服时间最长的一位裁缝名叫程接贞，我们都叫他为接贞师傅，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我母亲做任何事情都比较讲究，我经常听她对裁缝师傅发表看法，指出那些地方没做好。 说起裤子，我们这一代也经历了几次革新。比我们大几十岁的长辈穿的裤子，裤腰上有一圈比较宽的布，没有带子，也没有口袋。一根腰带常年系在身上，裤子的上部往腰带里塞，就相当于系上裤带了。我的那条大裤子是把带子穿进裤腰的，有点像今天的运动裤，但两边的口袋缝在外面。再往后一点，开始用松紧带。但松紧带里的小橡皮筋容易拉断，逐渐地就变成了一般的系带裤。“皮带裤”（像今天的西装裤）开始流行，我小叔叔给我的十岁礼物就有一条帆布带，那是我的第一条“皮带”。 我们那时还有棉裤，跟罩裤一个样式，为了配套，是同时做的。拉链还很少见，裤子前面的开裆部分用的是扣子。冬天一次小解就要解开再扣上好几个扣子。女式的西装裤是在边上开口。我在美国还见过边上用拉链开口的女式裤子。后来有卫生衣卫生裤，男式卫生裤中间开有口子，没有扣子，所以卫生裤外面一定要有罩裤。 二、衣裳的演变 古时穿在下身的叫做裳。衣裳，和今天的“衣服”并不是同义词，它是两个字合成的词：上衣下裳。裳，有点像今天的裙子，功能是遮挡下体与保暖。那时候，躺卧起坐、奔跑跳跃，一不小心都容易走光。很多举止的规范，诸如坐姿走相，各种礼节，也许就与防止走光有关。不过，大小解，乃至房事、偷情倒是挺方便的。 腿套，或裤管，因为御寒的需要应运而生。两个裤管合在一起，称作胫衣。胫，就是腿。两个裤管上加了腰，就成了袴（与裤同音），袴是开裆的。按理说，封裆裤不难裁剪。为什么很长的历史都没有封裆裤，好像没有史书记载，只有一些猜测。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是，那时的布太粗糙，与裆间的部位（无论男女）摩擦，会感到不适乃至受伤。我的猜测是，那时的袴不容易固定在腰间，要挂在肩上，所以穿、脱不方便。加上那时没有手纸，屁股一般擦不干净，也会脏了裤裆，清洗很麻烦。胫衣或者袴之外会套着裳，起到了保暖和遮羞的作用。但各种举止礼仪还是得遵守，否则容易走光。 从先秦开始有了遮前开后的袴子，这与布料粗糙的理论似乎不符，倒是与我的猜测吻合，那就是为了大小解的方便。据史书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后对“箕踞以骂”，就是张开腿露出下体骂人，以表蔑视。刘邦蔑视读书人，即儒生，众所周知。据说他会对着求见的儒生敞开双腿，露出下阴；甚至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场撒尿。 封裆裤称为裈（同昆音）。裈有两种，一种长及膝盖，另一种则像三角内裤，因为像牛鼻子，故称为“犊鼻裈”。日本的相扑运动员穿的兜裆布有点像犊鼻裈，不知二者是否有关联。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在马背上，裆里的东西需要保护，所以裈在北方通行得早。相传早期的士大夫认为裈过于野蛮，认为袴才是华夏正统。即便有裈，也是裈和袴合穿，里裈外袴。到了宋朝，封裆裤才开始流行。但直到十九世纪，还有人穿开裆裤。 中国人的开裆裤情结至今未退，虽然只是给小孩穿。专家们好像在呼吁，不要给孩子穿开裆裤，因为不卫生，会被虫叮，还容易造成意外的受伤。但很多家长，尤其是祖辈，为了方便还是坚持给小孩穿开裆裤。“我做某事时，你还在穿开裆裤”这个俗语相信大家都熟悉，以表达说话者比对方资格老，有藐视或稍带侮辱的性质。我们孩童时穿的是开裆背带裤，主要原因是系带麻烦，松紧度难掌握，那时的松紧带质量不过关。 上衣不存在遮羞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会容易脱落，因为有肩膀与袖子。虽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色，但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衣襟基本上都是开在右边。从孔子画像看，春秋时期的衣着显得臃肿，那大概是深衣的雏形。“深衣”，就是把衣和裳缝在了一起，东汉时期的郑玄在《史记》的注解中有详细描述。 深衣后来发展为袍，比深衣显得干净利索一些。说起袍，不得不提龙袍，以衣服上绣有龙的图案而得名。龙袍只专属于皇帝穿，自唐太祖李渊开始，龙袍为黄色，而皇族以外的人不得着黄服。所以，龙袍也称为黄袍。我们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典故。除了龙袍，还有官袍及民袍。官袍上绣有不同的禽、兽等图案，以区分文武官与等级。民袍，就是百姓穿的袍，但也只是富庶人家才有。 马褂，是清朝开始流行的衣服，就是套在袍子外面的上衣，一直到民国时期。胡适等知识分子都有穿马褂的照片。 从古装电影里经常会有人把东西放在袖子里，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大袖子衣服，不是中国独有。但袖子里面缝口袋，好像是中国古代才有。真正有身份的人，一般有随从，平常不需要自带东西，大概只有上朝带奏折之类的才需要放在袖子里。衣服长、大，也是显摆的标志，表示买得起布，相当于今天的名牌服装。所以，衣服长、大，也就成了身份的象征。体力劳动者穿着大袖子显然是不实际的。而且也费布。有道是，长袖善舞，大袖子也是道具。古代的舞蹈，因为不方便过多用下半身，即便有裈，下面露出来也还是不雅，必须要大袖子（长袖子），给舞蹈增色。 三、六七十年代的衣服 孩童时的外套好像是现在唐装的样子，布扣，下面有口袋，像中山装那样，口袋都是缝在外面。六十年代后期，衣服的左上部有了口袋，是为了插水笔（钢笔）或圆珠笔。一些人喜欢插上几支笔，至少一支钢笔和一支圆珠笔，显得有学问。有种衣服，左胸有个插钢笔的口袋，叫做学生服，也叫青年服。学生服下面两个衣袋，上面一个，总共三个。在中山装流行之前，有一种像中山装，应该是与早期与皮带裤相配的上衣，左上角的口袋盖子特意开了口子，以便插笔。也就是说，笔在口袋盖子的外面。领子上面还有风纪扣。 我母亲五十年代的照片中，有一张的穿着有点像今天的西服，她那叫列宁装。网上查了一下，那时还很流行。当时流行的还有苏式连衣裙，布拉吉。文革时毛号召大家“全国学解放军”，仿军服成为全国流行的衣服。军队里取消了裙子，社会上的裙子也作为封资修，成了批判对象。 我小学老师在六十年代早期穿的是中山装。中山装在我们一带（重新）流行开来，是七十年代。涤卡（上网查了一下，现在的涤卡比那时的更软）是首选的用料，非常耐磨。涤卡布比较贵，平常都不舍得穿，只有在特殊场合（过节或作客等）才穿。一位邻居天天穿着它上山下田，大家都说他是败家子。几年之后，中山装不流行了，才发现这位败家子划得来。别人的中山装还是新的，可没有什么机会穿了。只有他的穿旧了，还没怎么破。 布料柔软而包住主要部位的内裤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物。我们小时候，不管大人小孩，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内裤。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内裤都还不流行。不管男女，“内裤”都是宽松的短裤。床上和居家通常不分。乡下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从白天到黑夜，从床上到田里，在热天下身就是一条短裤。我们县城好像也差不多。七十年代初还听说过一桩悲剧，一个女篮球运动员因为打球时裤子掉了下来，而上吊自杀。 我们儿时的衣服，原材料都是棉花。直到六十年代初期，我们那一带还自种棉花。丝绸和麻织品只有耳闻而未眼见。初次见到“的确良”是从上海下放知青的身上，当时觉得很高级，颜色鲜艳而不打皱。的确良在七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来，而且不需要布票。 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的毛线六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地流行开来。从农村到城市，几乎每个年轻的女士都会织毛衣，织毛衣是秋冬的一大风景。说到毛线，想起大学快毕业时的一件往事。八十年代初的街道开始有了私人小贩子，同等货物的价钱比商店里的便宜，但假货不少。一位同组同寝室的同学帮我买来一斤黑毛线，说是羊毛的，因为我说过想买毛线。后来发现那根本不含羊毛。我猜想这位同学本来是自己买的，发现不是羊毛，就转卖给我。假毛线大概花了我20圆，这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不是小数字，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0几圆。我父母每年给我的零用花费平均就100来圆，最后一年稍微多一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宰熟的受害者。从此对这位同学总有一道坎。 蓑衣，严格来说不算衣服，而属于雨具。但它也有个衣字，也在这里简述一下。蓑衣，各地的用料可能不同，因为必须就地取材。我们那一带叫棕衣，是从棕榈树的皮上取出的棕毛编织而成。分上下两部分。上衣部分差不多及腰，下半部分像围兜，但在前面合围。棕毛，比头发粗，非常坚韧且耐久。我们也用棕毛搓成绳子，那是我们那一带最牢固的绳子。有时候会和苎麻掺在一起，绳子会柔软一些。 四、鞋袜与帽子 最古老的鞋当属三寸金莲。给女人裹脚是什么年代开始的，没有统一的说法，反正年代久远。小脚鞋，看过老一辈的穿过。比如我的曾外祖母，是在我开始记事后过世。作为秀才的妻子，她的脚是正宗的三寸金莲。村里也有与曾外婆差不多同辈的婆婆，她们的脚基本上都很小。而外婆的脚却被曾外公宠大了，只有一点变形，比她同龄妇女的脚都要大。 农民上山一般都是穿草鞋。我们那里的草鞋都是稻草编织的。制草鞋的工具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像耙子那样的东西，每家都有。几根绳子挂在上面，稻草来回穿梭，压紧。要根据不同部位调整宽度，在两边及前后加上穿鞋带的耳朵。我记得小时候也试过几次。我们村大多数的草鞋都由地主婆包了。我去父亲的老家，看到我叔叔编草鞋，在稻草中加了苎麻还是其它耐用的纤维，编织时也要讲究些。刚编好的草鞋穿在脚上很不舒服，很容易磨破脚。 我还见过木屐。木屐，就是一块木板，钻几个孔，穿上绳子。木屐作为鞋子，从晋朝就开始了。木屐的功能无非是保护脚掌接触地面上的锐刺、灼伤或虫咬。木板不耐磨，易滑，有些木屐在底部加了钉子之类的东西。可以想象，穿着木屐走路不会舒服，因为木板没有弹性。 我们小时候主要的鞋子是布鞋，前面开圆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鞋面几乎都用灯芯绒布，覆盖面更大，在开口两边加了宽幅的松紧带。这种改进的好处第一是更不容易脱落。鞋底是用各种“布角”（做衣服时裁剪下来的边角）细心的叠起来，大约1厘米厚。然后用苎麻线密密麻麻地缝紧，鞋底的针线还得看上去整齐。我母亲做事讲究质量，但比较慢，每年都要请人纳鞋底。我们出国之后，母亲还给我们夫妻俩各做了两双，一双已经穿破了，另一双没太舍得穿。 下雨时穿的是黑胶鞋，我们叫它为“套鞋”，没有高筒，只比布鞋的覆盖面稍微大一点。并不能防雨。地面上的积水稍微深一点，或者有一点水溅起来，水就会进入到鞋子里。上网查了一下，没能找到那种雨鞋。我们家有一双高筒雨靴，里面也是橡胶的，好像是粉红色，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高档用品。我不知道这双鞋的来源，大概不是买的，因为父亲不舍得穿，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我长大到可以穿了，也不舍得随便穿。据说后来没穿多久就坏了，大概橡胶已经老化。 夏天流行的鞋是塑料凉鞋。那时的塑料质地很差，一个夏天肯定会破，鞋底也会磨得很滑。不过，那种塑料可以加温融化，破的地方接起来，或者找一块塑料黏贴上去，又可以再应付一段时间。七十年代开始流行人字拖鞋，我读高中时买过一双。刚开始穿时，脚趾间很不舒服，一停下来我就把拖鞋松开。大概一个星期之后才适应。后来再穿就好了。即使过了多年再穿都没有问题。 流行最广的当属解放鞋。从农村到城市，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至少有10多年。我一个好友从大学直接到军校，我还请他从部队里买过。农民会把穿破了的解放鞋当草鞋。破了的解放鞋鞋底已经磨平，会很滑。里面又容易进水与泥土，里面也滑。我后来在夏天就干脆打赤脚。一双少年的赤脚，上山下田，石子上，荆棘中，如今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出国后10多年，离那时赤脚上山已经20多年，还能赤脚从黄山上一直走到底。那次去黄山时只带凉鞋，遇到下雨，凉鞋与脚之间打滑，不便走路，只好打赤脚。路上有一些年轻人的鞋子湿了，穿着不舒服，看到我赤脚，问我怎么样。我劝他们穿着鞋子，不要试图赤脚。我那双穿上黄山的凉鞋，穿了17年，虽然最近几年穿得不多。今年的鞋底才突然脱落，被扔进了垃圾桶。 我在八十年代初考上研究生，有了工资才跟上了皮鞋的风。实际上皮鞋开始流行的时间早于八十年代。那时的皮鞋好像就一个三节头的款式，后脚掌一般还会钉上铁块，使之更耐磨。穿着皮鞋，走在水泥路上，踢踏踢踏的响。 顺便也提一句袜子及帽子。小时候的袜子都是棉织的，袜底很容易磨穿。我母亲都会重新给我们做袜底。袜底有点像棉布鞋底，但只有三四层的布，袜底纳起来也就不那么费劲。七十年代出现了尼龙袜，耐磨。一个同学的叔叔在茶厂当官，有机会出国（好像是罗马尼亚）交流茶叶的种植或是制作，给他带来几双尼龙袜，我们都挺羡慕。后来就慢慢地流行开来，一直到整个八十年代。 军帽的流行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仿军帽，像现在的普通遮阳帽，颜色比正宗军帽略黄。前面再别个五角星，显得很神气，也是我的盼想。一次货郎担有五角星卖，赶紧跑到菜地里向父亲要钱，等拿到钱时货郎担已走。我为此遗憾了很久。七十年代开始流行“雷锋帽”。我们虽然地处南方，冬天的最低气温经常零下好几度，很多人都有一顶雷锋帽。 五、现代服装 到了21世纪，衣裳这个词已经不太流行，更很少有人知道裳的含义。如今的服装，从用料到式样，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现代服装”，一本书都写不完。我只挑几件大众衣服，发几句议论。难免挂一漏万万。 如今衣服主要功能早已超出遮羞和保暖，更多的是个性的体现。大众的穿着，从头到脚，款式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对于男人，夏天T恤衫加短裤是最大众化的选择。而在办公室则是长裤加有领的T恤或衬衫。女式夏装则丰富得多，裤子有短到腿跟，长及脚背的各种款式。裙子有连衣裙、吊带裙，半裙、长裙，款式、面料、长短，变化多样，不胜枚举。女士在办公室可以穿短裤（不要太短）。 … Continue reading →

我最近和马蹄莲杠上了。它的生命力之顽强令我惊叹不已。 （一）马蹄莲简介 马蹄莲，和芋头同属天南星科植物。根据维基百科，马蹄莲原产于非洲南部南非、莱索托、斯威士兰等国。 根据百度百科，“马蹄莲花有毒，内含大量草本钙结晶和生物碱，误食会引起昏眠等中毒症状。该物种为中国植物图谱数据库收录的无毒植物，其毒性为块茎、佛焰苞和肉穗花序有毒。咀嚼一小块块茎可引起舌喉肿痛。马蹄莲可药用，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治烫伤，鲜马蹄莲块茎适量，捣烂外敷。预防破伤风，在创伤处，用马蹄莲块茎捣烂外敷。马蹄莲有毒，禁忌内服。” 我也查了英文的介绍。thePracticalHerbalist.com关于马蹄莲的药用，是这样描写的：“马蹄莲含有草酸钙，摄入后会导致灼热、恶心、肿胀、部分脱水，并可能导致心悸发作，甚至死亡。这些草酸钙可以通过煮沸去除。传统上，煮马蹄莲被用作治疗头痛和伤口护理的方法，尽管它们的用途有限。” （二）挖不绝的马蹄莲 我们家的马蹄莲是原房主种下的。东面的墙根下有一小片空地，4、5米长，两头小中间大的半花瓶型，宽的地方大约1米左右。原屋主在里面载有君子兰、虎尾兰、吊兰及马蹄莲。 我一直最讨厌吊兰，稍微疏于打理，就到处蔓延。我们前一栋房子的边上也有吊兰，一直没有挖绝。这里的吊兰又到处蔓延，把其它植物都挤得没有了空间。挖吊兰的根还会伤及其它植物。今年初决定把所有全挖出来，吊兰全扔进垃圾箱。把君子兰、虎尾兰及马蹄莲各自归位，还留出一小块种了韭菜。 挖出的马蹄莲，重新种植了一些，送了一点给人。被挖碎的根茎，没太当一回事。谁知，十来天之后，到处都是马蹄莲的嫩芽，每天挖出几十株，其根茎大小不一。大的如小指头，长度从1厘米到2、3厘米，长出来的苗比较粗壮。小的只有米粒那么大，有的只是一小薄片，就跟辣椒籽那么大，居然也能发芽。根茎有深有浅，深的超过半尺，不少次没挖到根茎，把苗挖断了。浅的就一二吋。 刚开始挖时，还估计一下大概挖出了多少株。一个星期就一二百。连续一两个月，每天都能挖出十来株。在那块小地方挖马蹄莲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活动。到现在已经半年有余，隔天还能挖出好几株。马蹄莲以前一到秋天就会叶子发黄，我们也没有整理。今年从根茎长出的马蹄莲，至今绿叶葱葱。 网上有不少介绍马蹄莲的栽培及维护的文章和视频。根据我这半年来挖马蹄莲的经历，它应该是非常好养的花种。马蹄莲既然和芋头同科，它应该不怕水。我们家那块地，一直是很湿的，因为有家用水过滤器排出的水基本都灌到这点地上，半年前才移除。如果不想让它到处生长，最好和其它植物隔离开来。搬移时，注意清除根茎。 （三）马蹄莲花的使用场合 马蹄莲的英文名是Calla Lily。Calla在希腊语中是美丽的意思，它与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赫拉有关。宙斯带着他的另一个女人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到他的妻子赫拉那里。赫拉克勒斯在喝睡梦中的赫拉的奶，她一醒来就去推开赫拉克勒斯，赫拉的奶洒在天空中形成了银河；而落在地上的部分长成了美丽的马蹄莲。 马蹄莲虽然有各种颜色，但最常见的是白色，中间一个黄芯，看上去纯白无暇。所以，马蹄莲通常用来表征纯洁、圣洁和忠诚。有些地方的天主教将它和圣母玛利亚放在一起。马蹄莲也是重生和复活的象征，与耶稣的复活有关，部分原因是它们在复活节前后开花，部分原因是它们的形状像象征胜利的喇叭。 因为马蹄莲的形状即色彩为多数人所喜爱，它几乎可以用在任何场合，包括婚礼和丧礼。

Children Grown, from home they left,Leaving parents in an empty nest.Only on vacations they come to visit,To enjoy the gathering and banquet.

雨过屋旁出碧水， 炊饮洗漱有清泉。 沿途涓水汇溪涧， 直到清流入大川。 勇士趁洪筏枕木， 孩童停课玩折船。 洪水摧桥又毁路， 残物枯枝搁浅滩。 南昌梅雨 六月荷花开， 黄梅雨季来。 蚊虫常相伴， 书画长黑苔。 室内闷而热， 挥汗弃书斋。 电灯拉室外， 大伙来玩牌。

前庭玫瑰香， 后院鸟飞翔。 蝴蝶翩翩舞， 蜂儿采蜜忙。

在一个过分强调个性的时代，leadership也成为时髦的术语。学校有leadership的课程，有些公司或组织有leadership的训练。似乎人人都可以作领导。诚然，如果一个组织的bylaw合理，结构健全，谁当领导，短期内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很多“领导”，在成为领导之前，是很好的同事或朋友，一旦成为领导，就会变得难以共事。其中一大原因是“事必躬亲”，也就是“micro-management”。他们或者是怕下属想不周全；或者怕下属不够负责任；更主要的是怕下属办的不如己意，事事都以为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其实，一个领导，最重要的角色是coordinator，也就是协调者。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协调各方面工作的运转。所以，一个领导，必须是聆听者。他必须了解各方面的意见，随时协调好下属之间的关系。她应该知道各方面的困难，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考虑修改方案。 Andre Malraux说得好：“To command is to serve,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很多人以为领导就是权力，就是发号施令。也许受孔子的古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影响。做一个决定，没有解释，或者不屑于解释，或者缺乏解释的能力。 一个领导，不一定要有雄心壮志。一些组织被搞得一团糟，内部人员怨声载道，甚至导致组织的分裂或解散，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太有“雄心”。 “雄心”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脱离现实，得不到多数人认同的“雄心”，往往是灾难的开始。因为为了实现“雄心”，往往要作很大的改变，这必然打乱原有的程序。旧的打乱，新的建立不起来，混乱就形成了。 有些领导，总怕下属的威望盖过自己。这本身就是无能，或者缺乏自信的表现。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压制下属，有些地方明明做得不好，也不让他人加以改进。或者什么事都要插一手，唯恐下属得了功劳。他们和罗斯福所说的恰恰是背道而驰：“The best executive is the one who has sense enough to pick good men to do what he wants done, and self-restraint enough … Continue reading →

中国人对灯情有独钟，正月十五的灯节把灯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灯的变化最能体现科技的高速发展。灯的原料从原来的木柴、植物油到今天的电力，灯的用途从原来的照明到今天各色灯光乃至显示屏。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照明工具。 （一） 灯离不开火。灯何时从普通的火分别出来，专为照明，已经无法查考，至少比灯字的问世要早。 萤火虫也许是人类见到的最早的自然“灯”。萤火虫虽然有“火”，但却与火无关。据《车胤囊萤夜读》记载，车胤家贫，点不起灯，就把几十个萤火虫放在白布袋里，就着看书。萤火虫我们也抓过，通常把它们放在南瓜叶把里，有时也会放在玻璃瓶里，还在玻璃瓶里放一点食物。但那不是为了当灯，而是好玩。萤火虫发出的光非常微弱，忽闪忽闪的，很难用来看书，也许我们抓得不够多。 苦麻杆是我们那一带特有的“灯”。苦麻可以长到一人多高，它的叶子摘下来做菜或喂猪后，剩下的杆子捆起来用石头压在河水里，让中间的芯腐烂，个把月之后捞起来晒干，就是苦麻杆了。我们那里的灶膛有几尺深，烧的是木柴，苦麻杆是家家必备的引火材料，有时也用来当灯。一根苦麻杆可以烧好几分钟，这要看拿苦麻杆的角度：平一点就烧得慢一些，竖起来就烧得快一些。走夜路时，如果不是太远，比如从村头到村尾，或到鄰村（二三里路），带上一两根苦麻杆，就够了。 松明火，是很古老的灯。松明，是老松树的树芯，红彤彤的，浸满了松油。用来放松明的是铁条打成的有点像笊篱的网，比笊篱略大，眼也更大，有尺把长的铁把，铁把再接上几尺长的木把。松明火不安全，多用于室外，通常是需要照明范围比较广的场合。 油灯，据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盛油的灯盏有铜铸的，也有陶瓷的。燃料是各种植物油，如菜油、豆油。我们那一带用的是桐油，所以也叫桐油盏。灯芯可以是天然的，如灯芯草；也可以用吸油性强的其它材料。我们当地用的灯芯是“灯芯树”的芯。灯芯树好像长不大，树干与指头一般粗细，内芯像白色的海绵。用一根光滑的，与内芯一般粗细的小枝条从一节灯芯树枝的一端捅进去，就能挤出芯来，晒干后就可以作桐油盏的灯芯了。桐油盏亮度小、安全、经济，移动时容易熄灭。它一般放在拐角或黑暗处，以免走路时拌脚；也用于几个人聊天，或供个人读书。 蜡烛是最方便，使用最广的灯。蜡烛有黄蜡、白蜡多种，黄蜡是蜂蜡，相传开始于汉朝。因为蜡烛是固体，易于保存和运输；未燃烧的蜡烛很快凝固，蜡烛火也就比较安全。蜡烛是古代高级的照明工具，与之配套的有各种精致的灯台和各色灯笼。红白喜事，也离不开蜡烛，婚事用红蜡烛，丧事用白蜡烛。“打着灯笼也难找”，说明灯笼是用来寻找东西的最好照明工具。夜间打更的人用的是灯笼。灯笼，也是有权势的人家显示地位的标志。 一年一度的灯节，更是把灯笼推向了极致。 即便在今天，蜡烛还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个家庭都会有几支蜡烛，作为停电时备有。情侣的约会，喜欢用烛光，以衬托出温馨浪漫的气氛。生日蜡烛，从西方传入中国，至今方兴未艾。还有圣诞烛光晚会，一些集会或集体悼念活动也用蜡烛，如六四烛光晚会。蜡烛，又是牺牲精神的象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一名言，经常用来描述老师的奉献精神。 （二） 松明，蜡烛和植物油，其燃料都不是纯固体，而是液体或易于液化的固体。用植物油以外的液体做燃料的灯，至少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石油的存在状态与开采过程，差不多是1000年前的事了，但一直停留的原油的阶段，使用也不普及。欧洲人有用鱼油，鲸鱼油作燃料的传统。 真正用液体作燃料而被广泛使用的灯，是煤油灯。煤油灯集实用、明亮、经济于一体。“美孚灯”在我们家应该有些年头了，至少曾外公还在的时候就应该有了，因为我们有好几个“洋油箱”【2】。煤油灯发明于19世纪的欧洲，得益于石油提炼技术。“美孚灯”是放在桌子上常用的煤油灯，灯芯是大约1厘米宽的特制带子，有一个齿轮可以调节上下；玻璃灯罩不只是为了挡风，它也使煤油更充分地燃烧，火焰更加明亮。其实，煤油灯并不是美孚公司的发明，美孚公司生产的煤油灯并不只这一种。我们称其为“美孚灯”，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同时也为了区分自制的煤油灯。 自制煤油灯用的是墨水瓶，瓶盖中间钻个洞，用一根铁管插进去，铁管中间穿过灯芯。灯芯可以是火纸【3】，或者店里买来的一种带子（通常作裤带用）。自制煤油灯没有灯罩，煤油不容易完全燃烧，黑烟多，更容易被风吹灭，亮度也不如美孚灯。自制煤油灯的好处是经济，不只是省了灯座的钱，也省了灯罩和灯芯的钱。 煤油灯也有手提式的，称为“马灯”。马灯下端装油，螺丝盖，油不滴漏。上端有两个铁盖，分层有空隙，便于出气。中间是玻璃罩。有一根铁丝提手。通常是出门时才用，相当于灯笼，但比灯笼更亮，并且跟美孚灯一样，可以调亮度。 汽灯也是煤油灯的一种。它虽然也用煤油作燃料，但煤油要被汽化。汽灯在装上煤油以后，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石棉做的纱罩，我们那里的土话叫“萝卜囊”，因为它很像空心没有肉的老萝卜。汽灯的亮度可以相当于几百瓦的电灯。汽灯的一个麻烦是每过一段时间要打气，而且萝卜囊一碰即坏，甚至摇晃也会坏。 我第一次看到汽灯是剧团下乡演戏时。方圆十几里就我们村有祠堂，演戏通常都要在祠堂里，因为内部空间大，可以容纳几百人。室外很少有大片的空地，而且刮风下雨的，也不方便。在祠堂里演戏，也还要另搭戏台，汽灯就摆在戏台前面的边上。大约10年前，在Kmart买露营用具，看见原以为早已绝迹的汽灯，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现在的汽灯用的是液化气，不需要再打气了。 以汽为燃料的灯，有一种叫电石灯，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电石灯用的原料是电石，化学名称为碳化钙。电石与水反应会产生一种易燃气体——乙炔。乙炔也是电焊用的气体。简易的电石灯是一个容器上面加一个罩子，罩子有一个出气孔。点电石灯时，把电石放在容器里，再加上水，罩上罩子，在出气孔处点着火，就是电石灯了。我没见过电石灯，据妻子说，她的姐夫晚上钓鱼时，也用过电石灯。用电石点灯，不经济，不安全，也不方便。之所以有电石灯，是那个时代“公共财产”管理混乱的产物。 作为时代产物的灯，还有沼气灯。文革时曾有个号召，让农村普及沼气，响应者寥寥，因为沼气池需要技术。用于沼气灯的沼气要有一定的压力，还需要像汽灯那样类似的“萝卜囊”，那也需要技术。用气体作为燃料的灯，为了不浪费气体，使之完全燃烧，出气孔必须小而密。 燃烧过的石棉罩，还有一定的凝聚力，不会轻易散掉，并能很快参与到燃烧之中，与燃汽一起发光。用“灰”做“灯芯”，真是一个绝妙的发明，将气体灯推到了顶峰。 （三） 电的发明和使用，使灯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并从照明工具演变到各种发光体。 第一次见到电灯是在60年代末期。婺源自50年代末期开始建一批水电站。我们村的水电站，其实就是一台水轮泵。这个水轮泵有三个功能：一、作为茶叶初制厂的动力；二、充当几十亩新造水稻田的抽水机；三、带动发电机，给几个村子的照明提供电力。 河水在采茶季节总是比较充足，制茶没有问题；河水再浅，抽水机的供水也够稻田使用。但供电却在大部分时间都严重不足，在雨水缺少的夏秋，灯泡只有一点红丝，亮度还不如桐油盏。 吊着的电灯经常不小心被碰到，以致灯丝脱节。重新接上灯丝后的灯泡，因为灯丝更短，而比“好”灯泡更亮，断了灯丝的灯泡反而成了宝贝。此外，110瓦的灯泡（名为“轻泡”）也要亮很多，凡是有一点路子的都想方设法请人到外地买轻泡。断丝灯泡或者轻泡，一旦电压略高，就会烧坏，比如下雨涨水或者开闸放水之初。 那时的开关有两种，管一盏灯的拉线开关，管两盏灯（一开一关）的“双线开关”。家庭没有电表，也没有总开关。各家的收费按灯泡的瓦数交钱，一个双线开关按一盏灯计算（有些人家在有人来“抄灯泡”时，就换上小灯泡）。 还有一种移动的“电灯”，不能不提，那就是手电筒。手电筒的发明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是微型灯泡和干电池两项发明的结合体。从我记事开始，就有人使用手电了，但不普遍。那时的手电是铜制的（几块钱一只），使用寿命很长，虽然被摔得遍体鳞伤，也不妨碍它的功能。真正贵的是电池，好像是5毛钱两节，寿命短，一般都不轻易使用。即使带在身上走夜路，只要能勉强看到路面，就不轻易打开。 （四） 不是用于照明的灯，对我们乡下孩子来说，当然是电影放映机。 电影，发明于十九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期，被认为是一种简单而便宜的大众娱乐。它的确比演戏便宜得多。一个戏班子，来村里演戏，要搭戏台子，要供戏班子的人吃住。前面提到的剧团来我们村演出，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演什么戏已经毫无印象，除了汽灯和1毛钱16颗的水果糖，还记得有演员住在我们家。而放电影，最多只需要两个人。架起两根柱子（或借助于屋角），拉开一块布屏幕，再挂上一个喇叭，摆上一张桌子，电影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在样板戏出来之前，反反复复放映的，是《地雷战》、《地道战》。虽然人物的出场、台词等，都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但每次放电影，对孩子来说仍然是一件盛事。在那天，基本上不用干活，可以吃上南瓜子，还可以吃上好菜好饭，因为可能附近的亲友会来。 有一个文革前拍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什么时候看的，剧情的细节都没有什么记忆，唯独对片名一直有个疑问：什么是“霓虹灯”？这种发明于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出现于英国巴黎的车展）的“灯”，我七十年代末到南昌上大学，还很少看到，这恐怕与电力短缺也有关系。直到八十年代初，个体户出现，霓虹灯才多起来。 比霓虹灯较早出现的是交通灯。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只有中等以上城市才有交通灯。记得刚上大学时，一位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写了一份广播稿，其中有“文革的教育体制为打砸抢者大开绿灯”之类的话。它播出之后引起在校工农兵学员的强烈不满，以致迫使广播稿的作者公开道歉。但我那时对“开绿灯”还不甚了解。即使在南昌，也很少有交通灯，十字路口主要靠路警指挥。八十年代，我弟弟来南昌玩，走到广场被交通灯所吸引，整整花了半天时间，看着红绿灯指挥汽车的停或走。 （五） 结合多种现代发明的电视，给家庭娱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今天的电脑屏幕乃至手机奠定了基础。电视在中国进入平常百姓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那时候，大家都住集体宿舍，谁家有电视机大家都知道。一有什么精彩节目或比赛，十几二十个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津津有味地对着十来吋的电视，发着各样感叹和评论，至今还记忆犹新。 彩色电视机在八十年代末开始热起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成为新三大件。彩电供不应求，一台15吋彩电需要好几千人民币，如果没有其它外快，靠基本工资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我跟朋友说，如果经济继续发展，这种电器的价格就会降下来，所以坚决不跟风。直到九十年代初，同学问我的彩电是什么名牌，我的答案是“黑白牌”。 彩电的普及，在美国也是在七十年代才开始（1972年，半数家庭电视为彩色）。我刚到美国时，我的导师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台不知从哪里弄（或捡）来的黑白电视，大概15吋的样子。我和室友看了几个月，直到年底才买了第一台三星牌21吋彩电。几年前电视的声音和显示开始出现问题。在电视信号数字化的当口，这台跟随我们十几年的，也是我们的第一台彩电，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电子器材回收站。 今天，在乡下仍然可以看到文革时安装的老式电灯，但可能是用节能灯泡。在城市，各式各样的室内灯光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楼台馆所的各式灯光，舞台灯光，室外的照明灯、广告灯，绚丽多姿，使一座座城市成为不夜城，在丰富和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污染了夜空，使星星和月亮失去了原先的光彩。 而从电视机到计算机屏幕到投影机，到今天的ipad，kindle，各式智能手机，人们读书写字，不再依赖传统的纸张和灯光。书就是灯，灯就是书。甚至一座“灯”可以容纳成千上万本书。就萤读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桐油，从桐子榨出来的油。桐油除了桐油盏的燃料，也代替油漆。 … Continue reading →

女儿在她满26岁之前出嫁了。 26年前她出生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因为我母亲要照顾父亲与弟妹不便离开。我们那个17平方米的房子也不方便住4个人，并且南昌的冬天很冷。在预产期之前，我把老婆送回了老家。我第一次见到女儿时，她即将满月，一头黑发，安详地睡着箩筐里（我们那里刚出生的婴孩都睡箩筐，箩筐下面铺着很多稻草，婴儿的铺是倾斜的，头高脚低）。我好像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孩子？我就这样成为了父亲？ 老婆所在的学校比较宽松，在女儿出生后的一年里没有给她安排课程，等于给了她一年的产假。在那一年里，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女儿玩，把她抱着或者骑在背上去看学生。她的第一张照片是两个月时在照相馆里照的，我也借系里的相机给她照了一些照片。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张100天时在照相馆里拍的照片，和半岁左右在床上爬时昂起头的照片。她走路开始得早，但说话晚，过了一周岁好像还什么都不会说，以致我的母亲怀疑她是个哑巴。我让母亲放心，她不聋，就不会哑。她小时候好像对新环境有种恐惧感，放假回老家时每到一个“新家”——舅舅、大姨家，祖父母家，和曾祖母家——都要大哭一场。这与她后来对新环境的适应形成鲜明的对比。 周岁断奶后，老婆要去上班，她所在的是一所郊区学校。虽然两地之间不到50公里（30mile），但那时交通不方便，她们学校的校车每星期才来回一趟：周一早上去学校，周六中午回来。因为我们学校从托儿所到高中都是全市顶尖的，她自然就跟着我，直到一年多以后，老婆的学校搬到附近。 我不是那种特别仔细的父亲，在一个人带女儿的一年多里，除了生病，其它时候没有费什么心。营养是要保证的，早上按时蒸蛋，饭食水果定量，必须吃完。过了一岁半之后，中餐有时会让她吃食堂的饭菜，这成为有些邻居说我“虐待”女儿的证据。夏天南昌异常闷热，白天玩脏了，就到水龙头上冲个澡。在那两栋房子里，只有另一位父亲也让孩子洗冷水澡，也是一位女孩，这也成为我“虐待”的另一证据。说起洗澡，应该也是一岁多时，暑假回家带她下河玩水，结果第二天就拉肚子。好了之后，我继续带她下河。冬天零下几度，没有取暖设施，除了偶尔“偷电”。晚上睡觉前经常是手脚冰冷，睡在被窝里，胸前贴着一双小手和两只小脚，是最幸福的时刻，那时父女俩的距离贴得最近。 她是在邻居中最受欢迎的孩子，不是因为她从来不捣蛋，而是做了坏事后会去道歉。一旦有人告状，我就会首先问她到底是不是事实，她基本都会承认。只要不是屡教不改，我不会打她，只告诉她下次不可再犯。想起另一位邻居，那个男孩即使当着多人的面做了坏事，他父亲也是矢口否认，说他儿子不会干坏事。大家对那个孩子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也不知他后来怎样了。她在幼儿园里也是最受欢迎的孩子。教她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邻居。有人问那个老师如何让孩子独立，懂礼貌，……，她就说，你去问杨林好了。 她两岁生日时，我带她跑了几个百货大楼，让她挑选回来一个几十块钱的洋娃娃。她真是有眼力，那是最贵的洋娃娃，伴着她度过了好几年，一直到晒在外面被人偷走。那个穿红衣服的洋娃娃，也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洋娃娃。 女儿从小就对音乐有很好的感觉。她一岁多时街上到处放迪斯科音乐，我只要把她往地上一放，她就会随着音乐摆起来，很多店员都非常惊奇：“这么点大的小孩就会跳迪斯科！”。有时坐在自行车里，听到音乐也会摇。后来上幼儿园直到一年级，她都是跳舞的明星，用我们邻居的话说，“其他的孩子看上去都是木的”。后来到了美国，我就给她报名学习芭蕾，但她不愿吃苦，看到别的小朋友很多都在学钢琴，就跟我们说她也想学钢琴。她的钢琴课一直到高中都没有停过，练琴也不需要我们多少的督促。 我出国时，她刚开始读一年级。那时的家属签证开始缩紧，签证官不看存款，只看奖学金额，知道存款是借来的。她们母女俩的第一次签证被拒，理由就是我的奖学金不够养活三口人。于是老婆的哥哥和姐姐都劝她，把女儿暂时给他们，让她一个人先出来。女儿也写信给我，跟我说她可以先留在国内，跟舅妈或者大姨，还有叔叔、姑姑也不远。我跟女儿说，“不行，要是你想爸爸妈妈了，或者爸爸妈妈也想你了，怎么办？”第二次签证在我们系graduate director的帮助下，获得批准。她们到美国时，离我出国时间整整一年。那时我自己还没车，我的同学跟我一起去机场接她们母女俩。他在车上就跟我说，“从你们见面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你平常没有吹牛，你们父女之间的确很亲。” 来美国后，我们经常在晚饭后去散步。开始的几个月，她还说是更喜欢中国。在学校里也有好几个月因为语言不通没说一句话（第一次的Star考试，拿到成绩单时我们才知道有这回事。数学记得是百分之60几，她就做算式，但不会做应用题。英语好像是30%出头）。但她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去等校车，高高兴兴地回来。因为她知道父母爱她，父母为她安排的一切是为她好。直到有一天，她在家里看了英国的电影The Secret Garden，第二天在学校里突然开口，介绍电影的梗概，让老师大吃一惊。第二年，我们又把她换到附近最好的学校。那个学校的入学有德语的要求，于是我们暑假找德语班给她补习。一年后，因为换专业和学校，她又不得不换学校。 两年后我找到工作，她再次换学校。那时，她开始读初中。有一天，她跟我说，“爸爸，我不想再换地方了”。可是，命运不掌握在我手里。一年多后，我所在的consulting公司因为难以找到客户，我被解雇。那时工作易找，H1难办。在待业在家的几个月里（感谢原公司一直保留着我的身份），到处借钱，她的一点零用钱也拿了出来。后来在同一城市找到工作，有朋友说，你女儿又可以去学琴了。我告诉他，“她的钢琴课本来就没停”。两个月后，接到加州一家公司的offer，说H1已经办好。这个工作和加州的环境都很吸引我，但我想起女儿“不想再换地方了”的话。我于是向神祷告，“主啊，请你给我一个印证，我是该留在这里，还是去加州？”我回家问女儿，“我在想是不是要去加州？”。结果她脱口而出，“加州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刚刚去了加州”。于是，我们来到了加州，尽管她和那个朋友并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她在北加州，我们在南加州。 来加州后，她开始读八年级。她越来越和她妈妈有共同语言，我越来越靠边站。她的学习不用我们操心，我记得她就问过我一次几何题，一次微积分题。我们也没有给她报名参加任何补习班，也没看见她熬夜，基本上10点就睡觉。她报考大学我们也没怎么插手。最后，在众多的录取信里，她选了离家最近的UCLA，为了经常能看到弟弟妹妹。 这里的高中有一个传统。在最后一个学期，学校秘密地让家长及学校以外的好友给学生写信，告诉他们是如何的special，向他们表达父母对他们的爱（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有些父母平常不善于和孩子交流，这是一个补救的时机。那些平常不善于和孩子口头交流的父母，不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平常就可以给孩子写信、卡片、Email等，表达对他们的爱）。我于是把她在国内写给我的信复印几份，夹在信里。学校接着组织一个校外活动，其中一项就是把这些信交给他们，给他们一个惊喜。第二天去学校接他们时，我能看出学生和父母的关系进了一步，尤其是学生们的脸上都挂着惊喜。我女儿说她不记得写过这些信。遗憾的是，我老婆没有把我写给女儿的信保留下来。 这次婚礼，有300多人参加，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也是她一个人在操办。婚礼上，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我这个舞盲，没有安排父女跳舞的节目，而是给了我一个短讲的机会。 Good evening, all the honored guests. My parents, siblings and sibling in-laws are in China and unable to attend today’s ceremony. Sirui is … Continue reading →

四、仓促出笼的简化字 文字总是逐渐演变的，汉字从甲骨文到几十年前的“繁体字”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文字的演变，大多是比较缓慢的。 中国文字，也就是现在的“繁体字”，字数之多，其中很多字笔画之繁，的确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所以无论从字数还是从笔划上来说，都到了非简化不可的时候。民国时期搞过的简化字，后来又被废弃，本应是对搞文字简化的人一个警钟：那就是文字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但中共不吃这一套，在政府成立还没几年，百废待举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响应主席的号召匆忙发起简化字运动，其结果可想而知。 之所以匆忙推出简化字方案，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为了证明比前朝政府更有效益：因为中华民国时期的简化字夭折了，而笔划的繁杂的确给书写带来不便，民间对简化字的呼声一直不断。二、减少汉字的数量，用一个字代替原来同音非同义的几个字，为毛泽东的“汉字拼音化”铺路。 1956年仓促推出的简化字方案，缺乏系统性、逻辑性，有些笔划多的字没有简化，有些简化得面貌全非。同时也缺乏想像力，比如“又”字用的过滥。 五、从“又”字的过滥使用说起 在简化字中，被滥用得最多的是“又”字。汉（漢）、难（難）、劝（勸）、观（觀）、鸡（雞、鶏）、圣（聖）、戏（戲）、树（樹）、对（對）、仅（僅）、邓（鄧），等等，又字几乎成了万金油。“又”可以字来代替漢、難的偏旁，或者勸、觀的偏旁。但不应该两者兼顾，因为前者发an音，后者发uan音，而且两者兼顾会造成漢、灌同字的问题。所以，就造成了勸、觀被简，灌、罐不简的尴尬状况。 简化字中这种半生不熟的例子还有很多。專既被简化成专，團却莫名其妙地揉成了团。陸字笔划不多，也不难写，却被缩成了陆（陆和击有何关联？），而和睦依然。過，原本是一边形音（呙），一边表意（走之），却毫无理由被简成过。而其它与呙相关的字，蜗、涡、窝、锅等等，只是把相应的部份简了一划，换成呙。 雨字头的字，就只简化了两个：云和电（也许再加一个灵字）。电也就罢了，因为现在的常有的电不再与雨有关，而云（这里说的是原意，而不是比喻或引申）依然还是雨的源头。一个系列里就简化那么一两个字，破坏了文字的系统性。 这样在一个系列里的字，有些简，有些不简的还有不少其它例子。比如，鄰、磷、麟、鳞等。鄰与林同音（lin），却被简成了邻（令字发ling），这不仅破坏了整体性，也造成发音上的混乱。简化破坏了形音的，还有其它例子，比如灯（燈）、彻（徹）等。顺便一提的是，这些字以我们那里的方言发音，倒是没有问题。但既然要推行“普通话”，并普及拼音，简化字就应当以普通话的发音为准。 尸作为字头本来是身体的意思：屎，从身体出来的米；尿，从身体出来的水；屄，身体上的洞穴；……。死了的身体“死+尸”才是屍体。 当然，最荒唐的简化字是“听”。“聽”居然是用口！ 六、简得好的字 简化字是文字界的人士多年努力的结果，有些简化字已在民间流行多年。民国时期颁布了324个简化字，绝大多数被采用。令人惊讶的是，滥用的又字，除了树、对、仅、邓，其它的都在324个简化字里，听字也在里面！难怪被收回。当然，新的简化字方案走得更远，上面的第二段至第五段提到的字，基本上都不包括在324个字之内。 简得很好的字，也就是易认易写。简化得最好的当推众字，三人成众。双字一目了然，阴阳当然也是佼佼者。园，远，用简单易写的元代替同音字袁，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类似的例子有糧（粮）、鐘（钟）。台字象形，也不错；笔字有竹子有毛，正是毛笔的描述。態成态，易于辨认。“两”字虽然只减少了一笔，看起来更形象，写起来更方便，并且避免了和雨字可能产生的混淆。 新造简体字，代替繁体字，是简化繁体字的好办法。新造的字可以在所有的相关字中作统一的替换，而成为简化字，从繁体学简体，只要知道了替换的部份，就认识了所有相关的字。断成断，继变继，是好的简化。基于同样的理由，偏旁的简化，金、言、食、丝等等，都是好的举措。“几”字原来只用于“茶几”，在所有发“几”音的复合字中，都用“幾”。用“几”代“幾”，可以在相关字中作替换，是简化字的成功例子。 七、汉字改革的方向 汉字需要改革，这是共识。汉语字母化，或拼音化是当初汉语改革委员会的初衷。他们试图通过普及拼音，同时减少汉字的数量，从一字多义向一音多义过渡，最后达到拼音化的目的。现在，还有人在汉字拼音化方面作努力，像吴叔平的华拼。依我看来，汉语拼音化是行不通的。一、拼音化完全隔断了文化的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只靠考古专家来诠译，并逐渐（随着文字考古专家的减少）成为垃圾。二、汉字的诸多阅读优势将完全失去，日本至今还保留汉字也为此提供了一面镜子。《玫瑰坝》的作者谢宝瑜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汉语和汉语书写符号》，对此作了比较令人信服的分析。 现在有了电脑的输入，笔划的多少虽然已经没有几十年前完全靠书写时那么重要，但也还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我有一个标准，如果普通的印刷品，或者通常屏幕上文字，不能清晰地显示所有的笔划，这个字就必须简化。这不是说能清楚显示的就不应当简化。在“謝寶瑜的《玫瑰壩》”这7个字里，寶和壩（包括霸），就必须简化（在现在通用的简化字里，寶已被简成宝，壩成坝，但霸依然称霸）。有些结构过长的字，比如鹰、蠢，应当简化。鹰字应当简为上应下鸟，蠢字可以考虑简为春+虫。 并字（或借字）一直是争议的话题。同音不同义的字，是否可以合并？如果可以，原则是什么？有些分得过细的字，会增加学习和记忆的困难。比如，家“雞”和野“鶏”（右边分别为佳字和鸟字）、动物油（月+由）和植物油（即现在通用的油），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曾经有不同的字。遊和游的合并，也是合理的，它们意义相近（游动），有相同的部首。为了简化而借字，要特别小心。上面所举的以“几”代“幾”是成功的例子。以“才”（能）代替“纔”（仅），似乎不错，但还有引起歧义的可能。比如“他才能好”，可以是他得了病，要通过某种治疗，他才能好（才会好）；也有可能是他有才能。后和後好像不相干，也会引起歧义：简体的后宫到底是后宫（皇后的住所）还是後宫（嫔妃的聚居地）？ 汉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就想到俄国的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罗蒙诺索夫。他对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人，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总是把文科理科分得很清楚。以前，经济是文科，被注入数学后才有现代的经济学。“语言”学看上去是文科的，但进行语言的改革，必须有严谨的逻辑才行。罗蒙诺索夫的语言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汉字的改革，必须考虑到汉字本身的特点：单字（日月山水，相对于复合字而言）和复合字。单字应该尽力保持原面目，少数笔划过于繁杂的可以考虑简化，比如龍字简化为龙字（从草书）。 复合字，则应当强化形声+表意，有些字甚至可以参考一些方言而改变其发音。文字的字义不应当随便改变，因为文字主要是为了书写和阅读的。英语的发音从英国到美国就有不同（有些字的拼法也有变化），（美国）英语本身的发音也在变化。比如often从ˈȯ-fən成为ˈȯf-tən，越来越多的人把chicago发成chə-ˈkä-gō。汉字本身在各地方言中的发音本来就千变万化，还有在日、韩等外国语言的发音。汉字的改革，不应当只以北方的方言为基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组成和发音，适当地照顾古诗的押韵，逐渐淘汰“不规则”的发音，使汉语成为易学易读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