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随感杂谈

儿时梅雨(外一首)

雨过屋旁出碧水, 炊饮洗漱有清泉。 沿途涓水汇溪涧, 直到清流入大川。 勇士趁洪筏枕木, 孩童停课玩折船。 洪水摧桥又毁路, 残物枯枝搁浅滩。 南昌梅雨 六月荷花开, 黄梅雨季来。 蚊虫常相伴, 书画长黑苔。 室内闷而热, 挥汗弃书斋。 电灯拉室外, 大伙来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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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之夏

前庭玫瑰香, 后院鸟飞翔。 蝴蝶翩翩舞, 蜂儿采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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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素质与角色

在一个过分强调个性的时代,leadership也成为时髦的术语。学校有leadership的课程,有些公司或组织有leadership的训练。似乎人人都可以作领导。诚然,如果一个组织的bylaw合理,结构健全,谁当领导,短期内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很多“领导”,在成为领导之前,是很好的同事或朋友,一旦成为领导,就会变得难以共事。其中一大原因是“事必躬亲”,也就是“micro-management”。他们或者是怕下属想不周全;或者怕下属不够负责任;更主要的是怕下属办的不如己意,事事都以为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其实,一个领导,最重要的角色是coordinator,也就是协调者。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协调各方面工作的运转。所以,一个领导,必须是聆听者。他必须了解各方面的意见,随时协调好下属之间的关系。她应该知道各方面的困难,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考虑修改方案。 Andre Malraux说得好:“To command is to serve,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很多人以为领导就是权力,就是发号施令。也许受孔子的古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影响。做一个决定,没有解释,或者不屑于解释,或者缺乏解释的能力。 一个领导,不一定要有雄心壮志。一些组织被搞得一团糟,内部人员怨声载道,甚至导致组织的分裂或解散,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太有“雄心”。 “雄心”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脱离现实,得不到多数人认同的“雄心”,往往是灾难的开始。因为为了实现“雄心”,往往要作很大的改变,这必然打乱原有的程序。旧的打乱,新的建立不起来,混乱就形成了。 有些领导,总怕下属的威望盖过自己。这本身就是无能,或者缺乏自信的表现。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压制下属,有些地方明明做得不好,也不让他人加以改进。或者什么事都要插一手,唯恐下属得了功劳。他们和罗斯福所说的恰恰是背道而驰:“The best executive is the one who has sense enough to pick good men to do what he wants done, and self-restraint enoug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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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灯情有独钟,正月十五的灯节把灯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灯的变化最能体现科技的高速发展。灯的原料从原来的木柴、植物油到今天的电力,灯的用途从原来的照明到今天各色灯光乃至显示屏。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照明工具。 (一) 灯离不开火。灯何时从普通的火分别出来,专为照明,已经无法查考,至少比灯字的问世要早。 萤火虫也许是人类见到的最早的自然“灯”。萤火虫虽然有“火”,但却与火无关。据《车胤囊萤夜读》记载,车胤家贫,点不起灯,就把几十个萤火虫放在白布袋里,就着看书。萤火虫我们也抓过,通常把它们放在南瓜叶把里,有时也会放在玻璃瓶里,还在玻璃瓶里放一点食物。但那不是为了当灯,而是好玩。萤火虫发出的光非常微弱,忽闪忽闪的,很难用来看书,也许我们抓得不够多。 苦麻杆是我们那一带特有的“灯”。苦麻可以长到一人多高,它的叶子摘下来做菜或喂猪后,剩下的杆子捆起来用石头压在河水里,让中间的芯腐烂,个把月之后捞起来晒干,就是苦麻杆了。我们那里的灶膛有几尺深,烧的是木柴,苦麻杆是家家必备的引火材料,有时也用来当灯。一根苦麻杆可以烧好几分钟,这要看拿苦麻杆的角度:平一点就烧得慢一些,竖起来就烧得快一些。走夜路时,如果不是太远,比如从村头到村尾,或到鄰村(二三里路),带上一两根苦麻杆,就够了。 松明火,是很古老的灯。松明,是老松树的树芯,红彤彤的,浸满了松油。用来放松明的是铁条打成的有点像笊篱的网,比笊篱略大,眼也更大,有尺把长的铁把,铁把再接上几尺长的木把。松明火不安全,多用于室外,通常是需要照明范围比较广的场合。 油灯,据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盛油的灯盏有铜铸的,也有陶瓷的。燃料是各种植物油,如菜油、豆油。我们那一带用的是桐油,所以也叫桐油盏。灯芯可以是天然的,如灯芯草;也可以用吸油性强的其它材料。我们当地用的灯芯是“灯芯树”的芯。灯芯树好像长不大,树干与指头一般粗细,内芯像白色的海绵。用一根光滑的,与内芯一般粗细的小枝条从一节灯芯树枝的一端捅进去,就能挤出芯来,晒干后就可以作桐油盏的灯芯了。桐油盏亮度小、安全、经济,移动时容易熄灭。它一般放在拐角或黑暗处,以免走路时拌脚;也用于几个人聊天,或供个人读书。 蜡烛是最方便,使用最广的灯。蜡烛有黄蜡、白蜡多种,黄蜡是蜂蜡,相传开始于汉朝。因为蜡烛是固体,易于保存和运输;未燃烧的蜡烛很快凝固,蜡烛火也就比较安全。蜡烛是古代高级的照明工具,与之配套的有各种精致的灯台和各色灯笼。红白喜事,也离不开蜡烛,婚事用红蜡烛,丧事用白蜡烛。“打着灯笼也难找”,说明灯笼是用来寻找东西的最好照明工具。夜间打更的人用的是灯笼。灯笼,也是有权势的人家显示地位的标志。 一年一度的灯节,更是把灯笼推向了极致。 即便在今天,蜡烛还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个家庭都会有几支蜡烛,作为停电时备有。情侣的约会,喜欢用烛光,以衬托出温馨浪漫的气氛。生日蜡烛,从西方传入中国,至今方兴未艾。还有圣诞烛光晚会,一些集会或集体悼念活动也用蜡烛,如六四烛光晚会。蜡烛,又是牺牲精神的象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一名言,经常用来描述老师的奉献精神。 (二) 松明,蜡烛和植物油,其燃料都不是纯固体,而是液体或易于液化的固体。用植物油以外的液体做燃料的灯,至少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石油的存在状态与开采过程,差不多是1000年前的事了,但一直停留的原油的阶段,使用也不普及。欧洲人有用鱼油,鲸鱼油作燃料的传统。 真正用液体作燃料而被广泛使用的灯,是煤油灯。煤油灯集实用、明亮、经济于一体。“美孚灯”在我们家应该有些年头了,至少曾外公还在的时候就应该有了,因为我们有好几个“洋油箱”【2】。煤油灯发明于19世纪的欧洲,得益于石油提炼技术。“美孚灯”是放在桌子上常用的煤油灯,灯芯是大约1厘米宽的特制带子,有一个齿轮可以调节上下;玻璃灯罩不只是为了挡风,它也使煤油更充分地燃烧,火焰更加明亮。其实,煤油灯并不是美孚公司的发明,美孚公司生产的煤油灯并不只这一种。我们称其为“美孚灯”,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同时也为了区分自制的煤油灯。 自制煤油灯用的是墨水瓶,瓶盖中间钻个洞,用一根铁管插进去,铁管中间穿过灯芯。灯芯可以是火纸【3】,或者店里买来的一种带子(通常作裤带用)。自制煤油灯没有灯罩,煤油不容易完全燃烧,黑烟多,更容易被风吹灭,亮度也不如美孚灯。自制煤油灯的好处是经济,不只是省了灯座的钱,也省了灯罩和灯芯的钱。 煤油灯也有手提式的,称为“马灯”。马灯下端装油,螺丝盖,油不滴漏。上端有两个铁盖,分层有空隙,便于出气。中间是玻璃罩。有一根铁丝提手。通常是出门时才用,相当于灯笼,但比灯笼更亮,并且跟美孚灯一样,可以调亮度。 汽灯也是煤油灯的一种。它虽然也用煤油作燃料,但煤油要被汽化。汽灯在装上煤油以后,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石棉做的纱罩,我们那里的土话叫“萝卜囊”,因为它很像空心没有肉的老萝卜。汽灯的亮度可以相当于几百瓦的电灯。汽灯的一个麻烦是每过一段时间要打气,而且萝卜囊一碰即坏,甚至摇晃也会坏。 我第一次看到汽灯是剧团下乡演戏时。方圆十几里就我们村有祠堂,演戏通常都要在祠堂里,因为内部空间大,可以容纳几百人。室外很少有大片的空地,而且刮风下雨的,也不方便。在祠堂里演戏,也还要另搭戏台,汽灯就摆在戏台前面的边上。大约10年前,在Kmart买露营用具,看见原以为早已绝迹的汽灯,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现在的汽灯用的是液化气,不需要再打气了。 以汽为燃料的灯,有一种叫电石灯,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电石灯用的原料是电石,化学名称为碳化钙。电石与水反应会产生一种易燃气体——乙炔。乙炔也是电焊用的气体。简易的电石灯是一个容器上面加一个罩子,罩子有一个出气孔。点电石灯时,把电石放在容器里,再加上水,罩上罩子,在出气孔处点着火,就是电石灯了。我没见过电石灯,据妻子说,她的姐夫晚上钓鱼时,也用过电石灯。用电石点灯,不经济,不安全,也不方便。之所以有电石灯,是那个时代“公共财产”管理混乱的产物。 作为时代产物的灯,还有沼气灯。文革时曾有个号召,让农村普及沼气,响应者寥寥,因为沼气池需要技术。用于沼气灯的沼气要有一定的压力,还需要像汽灯那样类似的“萝卜囊”,那也需要技术。用气体作为燃料的灯,为了不浪费气体,使之完全燃烧,出气孔必须小而密。 燃烧过的石棉罩,还有一定的凝聚力,不会轻易散掉,并能很快参与到燃烧之中,与燃汽一起发光。用“灰”做“灯芯”,真是一个绝妙的发明,将气体灯推到了顶峰。 (三) 电的发明和使用,使灯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并从照明工具演变到各种发光体。 第一次见到电灯是在60年代末期。婺源自50年代末期开始建一批水电站。我们村的水电站,其实就是一台水轮泵。这个水轮泵有三个功能:一、作为茶叶初制厂的动力;二、充当几十亩新造水稻田的抽水机;三、带动发电机,给几个村子的照明提供电力。 河水在采茶季节总是比较充足,制茶没有问题;河水再浅,抽水机的供水也够稻田使用。但供电却在大部分时间都严重不足,在雨水缺少的夏秋,灯泡只有一点红丝,亮度还不如桐油盏。 吊着的电灯经常不小心被碰到,以致灯丝脱节。重新接上灯丝后的灯泡,因为灯丝更短,而比“好”灯泡更亮,断了灯丝的灯泡反而成了宝贝。此外,110瓦的灯泡(名为“轻泡”)也要亮很多,凡是有一点路子的都想方设法请人到外地买轻泡。断丝灯泡或者轻泡,一旦电压略高,就会烧坏,比如下雨涨水或者开闸放水之初。 那时的开关有两种,管一盏灯的拉线开关,管两盏灯(一开一关)的“双线开关”。家庭没有电表,也没有总开关。各家的收费按灯泡的瓦数交钱,一个双线开关按一盏灯计算(有些人家在有人来“抄灯泡”时,就换上小灯泡)。 还有一种移动的“电灯”,不能不提,那就是手电筒。手电筒的发明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是微型灯泡和干电池两项发明的结合体。从我记事开始,就有人使用手电了,但不普遍。那时的手电是铜制的(几块钱一只),使用寿命很长,虽然被摔得遍体鳞伤,也不妨碍它的功能。真正贵的是电池,好像是5毛钱两节,寿命短,一般都不轻易使用。即使带在身上走夜路,只要能勉强看到路面,就不轻易打开。 (四) 不是用于照明的灯,对我们乡下孩子来说,当然是电影放映机。 电影,发明于十九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期,被认为是一种简单而便宜的大众娱乐。它的确比演戏便宜得多。一个戏班子,来村里演戏,要搭戏台子,要供戏班子的人吃住。前面提到的剧团来我们村演出,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演什么戏已经毫无印象,除了汽灯和1毛钱16颗的水果糖,还记得有演员住在我们家。而放电影,最多只需要两个人。架起两根柱子(或借助于屋角),拉开一块布屏幕,再挂上一个喇叭,摆上一张桌子,电影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在样板戏出来之前,反反复复放映的,是《地雷战》、《地道战》。虽然人物的出场、台词等,都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但每次放电影,对孩子来说仍然是一件盛事。在那天,基本上不用干活,可以吃上南瓜子,还可以吃上好菜好饭,因为可能附近的亲友会来。 有一个文革前拍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什么时候看的,剧情的细节都没有什么记忆,唯独对片名一直有个疑问:什么是“霓虹灯”?这种发明于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出现于英国巴黎的车展)的“灯”,我七十年代末到南昌上大学,还很少看到,这恐怕与电力短缺也有关系。直到八十年代初,个体户出现,霓虹灯才多起来。 比霓虹灯较早出现的是交通灯。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只有中等以上城市才有交通灯。记得刚上大学时,一位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写了一份广播稿,其中有“文革的教育体制为打砸抢者大开绿灯”之类的话。它播出之后引起在校工农兵学员的强烈不满,以致迫使广播稿的作者公开道歉。但我那时对“开绿灯”还不甚了解。即使在南昌,也很少有交通灯,十字路口主要靠路警指挥。八十年代,我弟弟来南昌玩,走到广场被交通灯所吸引,整整花了半天时间,看着红绿灯指挥汽车的停或走。 (五) 结合多种现代发明的电视,给家庭娱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今天的电脑屏幕乃至手机奠定了基础。电视在中国进入平常百姓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那时候,大家都住集体宿舍,谁家有电视机大家都知道。一有什么精彩节目或比赛,十几二十个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津津有味地对着十来吋的电视,发着各样感叹和评论,至今还记忆犹新。 彩色电视机在八十年代末开始热起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成为新三大件。彩电供不应求,一台15吋彩电需要好几千人民币,如果没有其它外快,靠基本工资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我跟朋友说,如果经济继续发展,这种电器的价格就会降下来,所以坚决不跟风。直到九十年代初,同学问我的彩电是什么名牌,我的答案是“黑白牌”。 彩电的普及,在美国也是在七十年代才开始(1972年,半数家庭电视为彩色)。我刚到美国时,我的导师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台不知从哪里弄(或捡)来的黑白电视,大概15吋的样子。我和室友看了几个月,直到年底才买了第一台三星牌21吋彩电。几年前电视的声音和显示开始出现问题。在电视信号数字化的当口,这台跟随我们十几年的,也是我们的第一台彩电,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电子器材回收站。 今天,在乡下仍然可以看到文革时安装的老式电灯,但可能是用节能灯泡。在城市,各式各样的室内灯光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楼台馆所的各式灯光,舞台灯光,室外的照明灯、广告灯,绚丽多姿,使一座座城市成为不夜城,在丰富和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污染了夜空,使星星和月亮失去了原先的光彩。 而从电视机到计算机屏幕到投影机,到今天的ipad,kindle,各式智能手机,人们读书写字,不再依赖传统的纸张和灯光。书就是灯,灯就是书。甚至一座“灯”可以容纳成千上万本书。就萤读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桐油,从桐子榨出来的油。桐油除了桐油盏的燃料,也代替油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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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出嫁了

女儿在她满26岁之前出嫁了。 26年前她出生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因为我母亲要照顾父亲与弟妹不便离开。我们那个17平方米的房子也不方便住4个人,并且南昌的冬天很冷。在预产期之前,我把老婆送回了老家。我第一次见到女儿时,她即将满月,一头黑发,安详地睡着箩筐里(我们那里刚出生的婴孩都睡箩筐,箩筐下面铺着很多稻草,婴儿的铺是倾斜的,头高脚低)。我好像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孩子?我就这样成为了父亲? 老婆所在的学校比较宽松,在女儿出生后的一年里没有给她安排课程,等于给了她一年的产假。在那一年里,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女儿玩,把她抱着或者骑在背上去看学生。她的第一张照片是两个月时在照相馆里照的,我也借系里的相机给她照了一些照片。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张100天时在照相馆里拍的照片,和半岁左右在床上爬时昂起头的照片。她走路开始得早,但说话晚,过了一周岁好像还什么都不会说,以致我的母亲怀疑她是个哑巴。我让母亲放心,她不聋,就不会哑。她小时候好像对新环境有种恐惧感,放假回老家时每到一个“新家”——舅舅、大姨家,祖父母家,和曾祖母家——都要大哭一场。这与她后来对新环境的适应形成鲜明的对比。 周岁断奶后,老婆要去上班,她所在的是一所郊区学校。虽然两地之间不到50公里(30mile),但那时交通不方便,她们学校的校车每星期才来回一趟:周一早上去学校,周六中午回来。因为我们学校从托儿所到高中都是全市顶尖的,她自然就跟着我,直到一年多以后,老婆的学校搬到附近。 我不是那种特别仔细的父亲,在一个人带女儿的一年多里,除了生病,其它时候没有费什么心。营养是要保证的,早上按时蒸蛋,饭食水果定量,必须吃完。过了一岁半之后,中餐有时会让她吃食堂的饭菜,这成为有些邻居说我“虐待”女儿的证据。夏天南昌异常闷热,白天玩脏了,就到水龙头上冲个澡。在那两栋房子里,只有另一位父亲也让孩子洗冷水澡,也是一位女孩,这也成为我“虐待”的另一证据。说起洗澡,应该也是一岁多时,暑假回家带她下河玩水,结果第二天就拉肚子。好了之后,我继续带她下河。冬天零下几度,没有取暖设施,除了偶尔“偷电”。晚上睡觉前经常是手脚冰冷,睡在被窝里,胸前贴着一双小手和两只小脚,是最幸福的时刻,那时父女俩的距离贴得最近。 她是在邻居中最受欢迎的孩子,不是因为她从来不捣蛋,而是做了坏事后会去道歉。一旦有人告状,我就会首先问她到底是不是事实,她基本都会承认。只要不是屡教不改,我不会打她,只告诉她下次不可再犯。想起另一位邻居,那个男孩即使当着多人的面做了坏事,他父亲也是矢口否认,说他儿子不会干坏事。大家对那个孩子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也不知他后来怎样了。她在幼儿园里也是最受欢迎的孩子。教她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邻居。有人问那个老师如何让孩子独立,懂礼貌,……,她就说,你去问杨林好了。 她两岁生日时,我带她跑了几个百货大楼,让她挑选回来一个几十块钱的洋娃娃。她真是有眼力,那是最贵的洋娃娃,伴着她度过了好几年,一直到晒在外面被人偷走。那个穿红衣服的洋娃娃,也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洋娃娃。 女儿从小就对音乐有很好的感觉。她一岁多时街上到处放迪斯科音乐,我只要把她往地上一放,她就会随着音乐摆起来,很多店员都非常惊奇:“这么点大的小孩就会跳迪斯科!”。有时坐在自行车里,听到音乐也会摇。后来上幼儿园直到一年级,她都是跳舞的明星,用我们邻居的话说,“其他的孩子看上去都是木的”。后来到了美国,我就给她报名学习芭蕾,但她不愿吃苦,看到别的小朋友很多都在学钢琴,就跟我们说她也想学钢琴。她的钢琴课一直到高中都没有停过,练琴也不需要我们多少的督促。 我出国时,她刚开始读一年级。那时的家属签证开始缩紧,签证官不看存款,只看奖学金额,知道存款是借来的。她们母女俩的第一次签证被拒,理由就是我的奖学金不够养活三口人。于是老婆的哥哥和姐姐都劝她,把女儿暂时给他们,让她一个人先出来。女儿也写信给我,跟我说她可以先留在国内,跟舅妈或者大姨,还有叔叔、姑姑也不远。我跟女儿说,“不行,要是你想爸爸妈妈了,或者爸爸妈妈也想你了,怎么办?”第二次签证在我们系graduate director的帮助下,获得批准。她们到美国时,离我出国时间整整一年。那时我自己还没车,我的同学跟我一起去机场接她们母女俩。他在车上就跟我说,“从你们见面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你平常没有吹牛,你们父女之间的确很亲。” 来美国后,我们经常在晚饭后去散步。开始的几个月,她还说是更喜欢中国。在学校里也有好几个月因为语言不通没说一句话(第一次的Star考试,拿到成绩单时我们才知道有这回事。数学记得是百分之60几,她就做算式,但不会做应用题。英语好像是30%出头)。但她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去等校车,高高兴兴地回来。因为她知道父母爱她,父母为她安排的一切是为她好。直到有一天,她在家里看了英国的电影The Secret Garden,第二天在学校里突然开口,介绍电影的梗概,让老师大吃一惊。第二年,我们又把她换到附近最好的学校。那个学校的入学有德语的要求,于是我们暑假找德语班给她补习。一年后,因为换专业和学校,她又不得不换学校。 两年后我找到工作,她再次换学校。那时,她开始读初中。有一天,她跟我说,“爸爸,我不想再换地方了”。可是,命运不掌握在我手里。一年多后,我所在的consulting公司因为难以找到客户,我被解雇。那时工作易找,H1难办。在待业在家的几个月里(感谢原公司一直保留着我的身份),到处借钱,她的一点零用钱也拿了出来。后来在同一城市找到工作,有朋友说,你女儿又可以去学琴了。我告诉他,“她的钢琴课本来就没停”。两个月后,接到加州一家公司的offer,说H1已经办好。这个工作和加州的环境都很吸引我,但我想起女儿“不想再换地方了”的话。我于是向神祷告,“主啊,请你给我一个印证,我是该留在这里,还是去加州?”我回家问女儿,“我在想是不是要去加州?”。结果她脱口而出,“加州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刚刚去了加州”。于是,我们来到了加州,尽管她和那个朋友并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她在北加州,我们在南加州。 来加州后,她开始读八年级。她越来越和她妈妈有共同语言,我越来越靠边站。她的学习不用我们操心,我记得她就问过我一次几何题,一次微积分题。我们也没有给她报名参加任何补习班,也没看见她熬夜,基本上10点就睡觉。她报考大学我们也没怎么插手。最后,在众多的录取信里,她选了离家最近的UCLA,为了经常能看到弟弟妹妹。 这里的高中有一个传统。在最后一个学期,学校秘密地让家长及学校以外的好友给学生写信,告诉他们是如何的special,向他们表达父母对他们的爱(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有些父母平常不善于和孩子交流,这是一个补救的时机。那些平常不善于和孩子口头交流的父母,不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平常就可以给孩子写信、卡片、Email等,表达对他们的爱)。我于是把她在国内写给我的信复印几份,夹在信里。学校接着组织一个校外活动,其中一项就是把这些信交给他们,给他们一个惊喜。第二天去学校接他们时,我能看出学生和父母的关系进了一步,尤其是学生们的脸上都挂着惊喜。我女儿说她不记得写过这些信。遗憾的是,我老婆没有把我写给女儿的信保留下来。 这次婚礼,有300多人参加,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也是她一个人在操办。婚礼上,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我这个舞盲,没有安排父女跳舞的节目,而是给了我一个短讲的机会。 Good evening, all the honored guests. My parents, siblings and sibling in-laws are in China and unable to attend today’s ceremony. Sirui i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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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与拼音浅析(下)

四、仓促出笼的简化字 文字总是逐渐演变的,汉字从甲骨文到几十年前的“繁体字”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文字的演变,大多是比较缓慢的。 中国文字,也就是现在的“繁体字”,字数之多,其中很多字笔画之繁,的确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所以无论从字数还是从笔划上来说,都到了非简化不可的时候。民国时期搞过的简化字,后来又被废弃,本应是对搞文字简化的人一个警钟:那就是文字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但中共不吃这一套,在政府成立还没几年,百废待举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响应主席的号召匆忙发起简化字运动,其结果可想而知。 之所以匆忙推出简化字方案,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为了证明比前朝政府更有效益:因为中华民国时期的简化字夭折了,而笔划的繁杂的确给书写带来不便,民间对简化字的呼声一直不断。二、减少汉字的数量,用一个字代替原来同音非同义的几个字,为毛泽东的“汉字拼音化”铺路。 1956年仓促推出的简化字方案,缺乏系统性、逻辑性,有些笔划多的字没有简化,有些简化得面貌全非。同时也缺乏想像力,比如“又”字用的过滥。 五、从“又”字的过滥使用说起 在简化字中,被滥用得最多的是“又”字。汉(漢)、难(難)、劝(勸)、观(觀)、鸡(雞、鶏)、圣(聖)、戏(戲)、树(樹)、对(對)、仅(僅)、邓(鄧),等等,又字几乎成了万金油。“又”可以字来代替漢、難的偏旁,或者勸、觀的偏旁。但不应该两者兼顾,因为前者发an音,后者发uan音,而且两者兼顾会造成漢、灌同字的问题。所以,就造成了勸、觀被简,灌、罐不简的尴尬状况。 简化字中这种半生不熟的例子还有很多。專既被简化成专,團却莫名其妙地揉成了团。陸字笔划不多,也不难写,却被缩成了陆(陆和击有何关联?),而和睦依然。過,原本是一边形音(呙),一边表意(走之),却毫无理由被简成过。而其它与呙相关的字,蜗、涡、窝、锅等等,只是把相应的部份简了一划,换成呙。 雨字头的字,就只简化了两个:云和电(也许再加一个灵字)。电也就罢了,因为现在的常有的电不再与雨有关,而云(这里说的是原意,而不是比喻或引申)依然还是雨的源头。一个系列里就简化那么一两个字,破坏了文字的系统性。 这样在一个系列里的字,有些简,有些不简的还有不少其它例子。比如,鄰、磷、麟、鳞等。鄰与林同音(lin),却被简成了邻(令字发ling),这不仅破坏了整体性,也造成发音上的混乱。简化破坏了形音的,还有其它例子,比如灯(燈)、彻(徹)等。顺便一提的是,这些字以我们那里的方言发音,倒是没有问题。但既然要推行“普通话”,并普及拼音,简化字就应当以普通话的发音为准。 尸作为字头本来是身体的意思:屎,从身体出来的米;尿,从身体出来的水;屄,身体上的洞穴;……。死了的身体“死+尸”才是屍体。 当然,最荒唐的简化字是“听”。“聽”居然是用口! 六、简得好的字 简化字是文字界的人士多年努力的结果,有些简化字已在民间流行多年。民国时期颁布了324个简化字,绝大多数被采用。令人惊讶的是,滥用的又字,除了树、对、仅、邓,其它的都在324个简化字里,听字也在里面!难怪被收回。当然,新的简化字方案走得更远,上面的第二段至第五段提到的字,基本上都不包括在324个字之内。 简得很好的字,也就是易认易写。简化得最好的当推众字,三人成众。双字一目了然,阴阳当然也是佼佼者。园,远,用简单易写的元代替同音字袁,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类似的例子有糧(粮)、鐘(钟)。台字象形,也不错;笔字有竹子有毛,正是毛笔的描述。態成态,易于辨认。“两”字虽然只减少了一笔,看起来更形象,写起来更方便,并且避免了和雨字可能产生的混淆。 新造简体字,代替繁体字,是简化繁体字的好办法。新造的字可以在所有的相关字中作统一的替换,而成为简化字,从繁体学简体,只要知道了替换的部份,就认识了所有相关的字。断成断,继变继,是好的简化。基于同样的理由,偏旁的简化,金、言、食、丝等等,都是好的举措。“几”字原来只用于“茶几”,在所有发“几”音的复合字中,都用“幾”。用“几”代“幾”,可以在相关字中作替换,是简化字的成功例子。 七、汉字改革的方向 汉字需要改革,这是共识。汉语字母化,或拼音化是当初汉语改革委员会的初衷。他们试图通过普及拼音,同时减少汉字的数量,从一字多义向一音多义过渡,最后达到拼音化的目的。现在,还有人在汉字拼音化方面作努力,像吴叔平的华拼。依我看来,汉语拼音化是行不通的。一、拼音化完全隔断了文化的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只靠考古专家来诠译,并逐渐(随着文字考古专家的减少)成为垃圾。二、汉字的诸多阅读优势将完全失去,日本至今还保留汉字也为此提供了一面镜子。《玫瑰坝》的作者谢宝瑜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汉语和汉语书写符号》,对此作了比较令人信服的分析。 现在有了电脑的输入,笔划的多少虽然已经没有几十年前完全靠书写时那么重要,但也还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我有一个标准,如果普通的印刷品,或者通常屏幕上文字,不能清晰地显示所有的笔划,这个字就必须简化。这不是说能清楚显示的就不应当简化。在“謝寶瑜的《玫瑰壩》”这7个字里,寶和壩(包括霸),就必须简化(在现在通用的简化字里,寶已被简成宝,壩成坝,但霸依然称霸)。有些结构过长的字,比如鹰、蠢,应当简化。鹰字应当简为上应下鸟,蠢字可以考虑简为春+虫。 并字(或借字)一直是争议的话题。同音不同义的字,是否可以合并?如果可以,原则是什么?有些分得过细的字,会增加学习和记忆的困难。比如,家“雞”和野“鶏”(右边分别为佳字和鸟字)、动物油(月+由)和植物油(即现在通用的油),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曾经有不同的字。遊和游的合并,也是合理的,它们意义相近(游动),有相同的部首。为了简化而借字,要特别小心。上面所举的以“几”代“幾”是成功的例子。以“才”(能)代替“纔”(仅),似乎不错,但还有引起歧义的可能。比如“他才能好”,可以是他得了病,要通过某种治疗,他才能好(才会好);也有可能是他有才能。后和後好像不相干,也会引起歧义:简体的后宫到底是后宫(皇后的住所)还是後宫(嫔妃的聚居地)? 汉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就想到俄国的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罗蒙诺索夫。他对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人,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总是把文科理科分得很清楚。以前,经济是文科,被注入数学后才有现代的经济学。“语言”学看上去是文科的,但进行语言的改革,必须有严谨的逻辑才行。罗蒙诺索夫的语言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汉字的改革,必须考虑到汉字本身的特点:单字(日月山水,相对于复合字而言)和复合字。单字应该尽力保持原面目,少数笔划过于繁杂的可以考虑简化,比如龍字简化为龙字(从草书)。 复合字,则应当强化形声+表意,有些字甚至可以参考一些方言而改变其发音。文字的字义不应当随便改变,因为文字主要是为了书写和阅读的。英语的发音从英国到美国就有不同(有些字的拼法也有变化),(美国)英语本身的发音也在变化。比如often从ˈȯ-fən成为ˈȯf-tən,越来越多的人把chicago发成chə-ˈkä-gō。汉字本身在各地方言中的发音本来就千变万化,还有在日、韩等外国语言的发音。汉字的改革,不应当只以北方的方言为基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组成和发音,适当地照顾古诗的押韵,逐渐淘汰“不规则”的发音,使汉语成为易学易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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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与拼音浅析(上)

一、简化字与拼音回顾 文字随着人类活动的变迁而演变是不可避免的事。汉语中的很多文字笔画过多,书写不方便,这是事实。早在1922年,钱玄同等人就提出一套具体的简化方案,其中提出8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后来,胡适等诸位学者也发出了简化字的倡议。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然而,还差几天不到半年,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中共于1949年掌权后,立即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1年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主张。1952年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收比较通行的简体字700个。毛泽东阅该稿后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于是到1956年的简化字最后方案出来时,一共有简化字512个,增收了56个简化偏旁,受影响的字有数千。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简化字运动,虽然其中一些字简化得很好,但也有不少字被简化得莫名其妙。 汉语拼音是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虽然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一样,其目的是想将汉字朝着“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走。但拼音方案明显比简化字成熟(虽然韵母不是很尽人意),也许是因为拼音只涉及到几十个声母和韵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汉语拼音也为今天的汉字输入提供了简单易学的方法,拼音输入法可能是目前使用最广的汉字输入法。 二、声母简介 有好几位从台湾来的朋友对我说,“我们学的是‘玻坡摸佛’,你们用的是罗马拼音”。他们说的并不全对。虽然拼音用的是“罗马字母”,但也还是“玻坡摸佛”。只是用的符号从ㄅㄆㄇㄈ变成了bpmf。下面是21个声母表(加上y和w,一共23个): b玻、p坡、m摸、f佛、d得、t特、n呢、l勒、g哥、k科、h喝、 j基、q欺、x希、zh知、ch蚩、sh诗、r日、z资、c雌、s思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多数声母跟英语的发音有直接的联系,一看到它们就能猜出发音,只有几个发音比较“怪”:q、x、zh、c。这不是拼音的错,而是因为汉语的发音和英文发音不同的缘故。有人曾经抱怨说,“我们张字都是拼成chang,而你们拼成了zhang,老外没法发音”。拼音是为了准确地拼出汉字的发音,张拼成ㄓㄤ对于不认识注音符号的人来说不是更莫名其妙吗?总不能见帐就“唱”,老张都成老娼吧?乞也许会读成吃,或者既不乞也不吃,但在汉语里乞和吃的一口之差还是得分清楚的。西和施也很难分,所以,中国的美人西施到了西方就变成了西西公主。 再看“资雌思”和“知蚩诗”。加h把“资雌思”变成“知蚩诗”是高明的一招。z为资,s为思,应该没有争议;所以,zh为知、sh为诗就很自然了。同样,根据有h即为卷舌音的原则,ch为蚩也恰如其分(根据英语发音ch也可以是欺,但欺不是卷舌音)。而且c在英语里的发音不定,而在德文里的确是雌。虽然ts为雌,对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好发音,但却破坏了拼音整体的和谐。况且,拼音的目的不是为了非汉语国家的人发音。这样一来,ch、c就理所当然地吃醋了,吃草、吃菜也行。 至于q和x,既然要区分乞和吃、西和施,那就还要两个声母,而英文字母里可用的字母只剩下q、x、v。不会有人认为v作为“欺”或“希”更加合适吧? 三、韵母剖析 如果说声母的选择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但韵母却不如人意。韵母一共有36个: 六个单韵母: a啊、o喔、e鹅、i衣、u乌、ü迂 十三个复韵母:ai哀、ei诶、ao凹、ou欧、ia呀、ie耶、ua蛙、uo窝、üe约、iao腰、iou忧、uai歪、uei喂。 八个前鼻韵母:an安、ian烟、uan弯、üan冤、en恩、in因、uen温、ün晕 ; 八个后鼻韵母:ang昂、iang央、uang汪、eng鞥(亨的韵母)、ing英的韵母、ueng翁、ong轰的韵母、iong雍 再加一个:er儿 有人不把ia、ua、uo、iao、uai、ian、uan、üan、iang、uang、ueng、iong当(基本)韵母,而把它们看成韵母的组合,因为把其中的i换成y,u换成w,ü换成yu(!),就成了有声母和韵母的“字”的拼音:ya、wa、wo、yao、wai、yan、wan、yuan、yang、wang、weng、yong。iou如果不被缩成iu的话,也有类似的性质,ie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此外,以a、o、e开头的韵母,除了ong,都可以单独成字。 单韵母孤立地看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ü这个韵母的选择上。从理论上说,选什么符号作“迂”,都没有关系,既可以选ü,也可以选v,甚至也可以选α或其它希腊字母。从表面上看,“迂”和“乌”发音相近,u和ü形状相像,应该是个好的选择。然而,ü是拼音符号中唯一的非英文字母,且书写也不方便,因为要另外加两点。拼音方案委员会似乎也清楚这一先天不足,所以在复合韵母中尽量避免ü的出现,而用u代之。比如,xu、ju、qu、yu,实际上是xü、jü、qü、yü。只有lu和lü、nu和nü同时存在时才用ü。这样ü不是ü,u不是u,使得整个韵母缺乏系统性,使初学者难以记忆,带来困惑。本来,既然选择了ü作为独立的韵母,以区分u,就应该把ü当ü。如果拼音方案委员会不喜欢ü,当初根本就不应该选它。 与ü有关的复合韵母更是乱七八糟。ue实际上是üe(约)。而üan(冤)和uan(弯)都成了uan;üen(晕)和uen(温)一起缩减成un。uan和un都要根据声母来判断它们的发音。比如,lun是luen,而xun实际上是xüen;huan是huan,而xuan却是xüan。如今流行的拼音输入法大多以v代ü,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举。v这样一个与u相邻的字母居然放着不用,而去生造一个ü,我真不明白当时的拼音方案委员会是怎么想的。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缩略,iou缩成iu,uei缩成ui。既然要缩,放着4、5个字母的复合韵母不缩,却单单看上了iou和uei,真是令人费解。 换位思考一下“迂”的韵母。在现今的拼音方案中,迂的拼音是yu,如果把y换成对应的韵母i,迂就成了iu。其实,把“迂”作为(准)复合韵母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这样一来,只要不把iou缩成iu,与迂有关的韵母就是:iu(迂)、iue(约)、iuan(冤)、iun(晕)。它们和y拼在一起时,可以省去i(yu、yue、yuan、yun和现在通行的拼音发音相同),其它场合一律保持i。 参考资料: 1. 百度百科《汉字简化历史》 2. 百度百科《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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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克毛案说开去

一、阿克毛案回顾 阿克毛(Akmal Shaikh,英国籍)于2007年9月12日凌晨,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乘坐国际航班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入境时,被中国海关安检人员从手提行李箱夹层内查获海洛因4030克,经鉴定,纯度为84.2%。 2008年10月29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阿克毛走私毒品且数量巨大,构成走私毒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八条(死刑的适用与复核)、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海洛因50克以上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规定判处阿克毛死刑。阿克毛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期间,英国驻华大使馆联系新疆北方律师事务所,委托曹宏律师为阿克毛提供法律援助。英国驻华使馆领事官员和英国某缓刑组织曾通过律师提出对阿克毛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要求。2009年12月29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新华社放出消息称,最高人民法院已复核终结阿克毛走私毒品案,核准该死刑判决,并指出其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申请不被接受的原因是:辩护方向有关法院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使审查这些材料的法院“对阿克毛的精神状态产生怀疑”。 二、争论的要点 本来这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而且被查获的海洛因重量达4公斤之多(据英国《每日邮报》专栏作家Leo Mckinstry估计,4公斤海洛因可毒死2.7万人),根据中国目前的刑法,被处以死刑是顺理成章的事。之所以引起争论,主要原因是英国没有死刑,英国的官方和民间都向中共政府施压,并提出精神病检查的要求,希望中共对阿克毛免除死刑。其实,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曾于09年4月处决一名试图运送2.5公斤海洛因的日本毒贩。因为日本方面“并未大吵大闹”,所以不为世人所知。这位被处决的日本毒贩是否有精神病的可能,我们也无从得知。 当然,反对判阿克毛死刑的人(反方),不会说是因为媒体炒热了他们才关心,也不会直接了当地要求治外法权。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中方未能按“国际惯例”准予阿克毛作精神病检查。 阿克毛有精神病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缓刑”组织在其网站上提供了据称是阿克毛•沙伊克作词并演唱,在前往中国前亲自录制的歌曲《来吧,小兔》(”Come Little Rabbit”)的视频和音频资源,“缓刑”用以说明阿克毛录制该歌时正处于他们认为的“双相情感障碍(躁狂-抑郁症)下的严重精神紊乱状态”。我没有去看视频,即使视屏显示他有些“不正常”,谁又能说明那不是嗑药所致? 那么中共(最高)法院是否应该准予阿克毛“额外的”精神病检查?按照中方的解释,辩方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使审查这些材料的法院“对阿克毛的精神状态产生怀疑”。既然依照中共现今的法律,没有给阿克毛作精神病检查的必要,要求给阿克毛作精神病检查就是“治外法权”,或者是变相的治外法权。 反方的第三个论点是,不管阿克毛是否有精神病史,都不应该剥夺他精神病检查的申请。缺少了让阿克毛精神病检查这一程序,判他死刑就缺乏“程序公正”。首先,“公正”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个案的的公正。比如谭作人案,没有证人,没有证据,全凭一面之词定“罪”,明眼人都能看出判决的荒唐。反观阿克毛,贩毒4公斤至多,证据确凿,从犯案到执行死刑有两年多的时间,嫌疑犯一直有辩护律师,和律师商讨辩护事宜。可以说,阿克毛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享受到了充分的“程序公正”。 公正的第二个含义是一致性。如果其他杀人犯都判死刑,而只有甲杀人未判死刑,就是对甲的“优惠”,就是司法的不公正,除非从甲以后的杀人犯都不再判死刑;如果其它人贪污了1000万圆(我假设的数字)都被判了死刑,而乙贪污了5000万圆而未判死刑,就是对乙的“优惠”,就是司法的不公正,除非从乙以后的贪污犯(5000万圆以内)都不再判死刑;如果其他毒贩只要贩毒50克(?)就判死刑,而阿克毛毒贩4公斤不判死刑,就是对阿克毛的优惠,就是司法不公,除非以后所有毒贩(4公斤以内)不判死刑;如果其他毒贩都没有额外的“精神病”检查,而阿克毛独有,就是对阿克毛的优惠,就是司法不公,除非以后所有的毒贩都能得到“精神病”检查。 反方又说,为什么不能从阿克毛案作为突破口,来促使中共的法制建设呢?中国至少100年来,对外国犯人实行优惠,对法律从来就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想用阿克毛案来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是天真的想当然,也许说的人自己都不会相信。再说,用个案推动司法改革,需要民意。从美国当初的Rosa Parks,到中国的孙志刚,无不如此。从一个证据确凿的刑事犯,一个4公斤的毒贩着手,是缘木求鱼。 反方还以OJ Simpson为例说明西方法律程序的公正性。西方法律(在整体上)比中共的法律更具公正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以OJ为例,却是可笑的。OJ因为有钱,请了一个会狡辩的律师,打种族牌,才让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没有几个人相信OJ是无辜的。本来,刑事法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惩恶”。一个让杀人犯逃脱惩罚的个案是“公正”的,把4公斤的毒贩绳之以法的案例却是“不公正”的!这是一个怎样颠倒了的价值观!如果不冤枉好人是最高目标,取消刑事法及其一起相关设置,岂不省事?也免得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本来,政府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就是执法,伸张正义。而现在人们正在试图把她变成一个福利院和养老院,而在伸张正义上,却在丛林化。 反方还有一个所谓的社会发展的趋势。这也许是他们为阿克毛辩护的真实原因。他们以为自己有独立思考,内心是怕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趋势”。一些所谓的“进步”和“趋势”,谁能肯定不是人类走向的一个迂回?一个弯道?乃至一个倒退? 只有真相和正义是永恒的。 ===================================== 原文于2010年3月18日发表在《书旅笔谈》(shul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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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 头

小时候,有各种挑着担子挨村服务的行业,磨剪子的,补盆的,染布的,看牙的,弹棉花的,兑糖的,爆米花的,卖小百货的。这些一般都不是定期的,也不保证每个村都有生意,比如有需要的人家,当家的不在;或者因为生意太小,摆开摊子不划算。 剃头师傅虽然也挑着担子,但生意基本上固定,一般也没有人竞争。在一二十个村子之间巡回,每个村子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每次一到两天。村子之间相隔最多几里地,还可以上午这个村子,下午到另一个村子。一个自然村100多人,但多数人并不是每次都要剃头,再除去妇女和婴儿,每次剃头的人,大概也就二三十。记得那时每个头一角,一天也有几块钱。 那时候的剃头是真的剃头。剃头工具主要是一把梳子、一把剪子、一把剃刀和一条鐾刀布,辅助工具有火炉、脸盆和刷子。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多了一个手推剪。鐾刀布一般是皮制的,剃刀使用之前要在鐾刀布上“啪啪”响地快速磨蹭至锋利,有时在剃头之间还会再磨。头发剪断之后再洗头,洗头就用普通肥皂,没有今天品种繁杂的洗发剂。脸上的毛发都浸泡柔软之后,就是使用剃刀的时候了。头发的四周刮得光光的,睫毛、鼻毛都要修剪,头上其它的毛发,耳毛、胡子以及脸上的毫毛,都刮得干干净净。如果要做客,或者照相,都要提前好几天剃头,否则比较难看。 我对剃头挑子也就一点模糊的印象,真正记得清楚的剃头师傅已经不挑担子了,只提一个箱子。“剃头挑子一头热”,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俗语,用来比喻单相思,或者一方想和对方合作,而另一方却非常冷淡,也就是“一厢情愿”的意思。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剃头挑子是啥模样,更不明白怎么会是一头热的。 从剃头挑子到剃头箱子的转变,我猜想与热水瓶的出现有关。没有热水瓶之前,临时要烧一点热水比较麻烦,而且还得保持水温。剃头师傅只好自己挑着木炭,以便随时可以给人剃头。此外,剃头师傅可能还要到田头去服务,因为需要剃头的人白天大多不在家,晚上的光线又不好。那时人家点的桐油灯根本不能为剃头作照明,即使洋油灯也不够亮,除非是美孚灯。 文革期间公社成立了“手工业厂”。所有靠手工艺吃饭的,铁匠木匠竹匠桶匠,如果不在厂里上工,就要交钱到厂里买工分,剃头的那时也归手工艺厂管。一块多钱买10分,每10分工值8、9毛。手工艺厂卖的东西质量差,价钱偏贵,师傅们个个怨声载道不说,百姓也不高兴。手工艺厂还没等文革结束就解散了。 再后来,剃头逐渐变成了理发。这改革之风从县城开始,到公社中学的老师,到民办老师,最后推广到一般的百姓。理发,顾名思义,只管头发,胡子、眉毛、鼻毛、耳毛都不刮了,头的四周也不再剃光。因为理发不用剃头刀,会理发的就多了起来,不再是一项专门的手艺,比如我们村的理发师傅就是高小老师兼的。 自从上了大学,理发就交给理发店了。大概是为了省几毛钱,加上学习忙,头发经常留到很长才去理,几次被老师好心提醒:该理发了。那时理发都是到校门口的理发店。有一次理完发后发现身上没有带钱,理发店的人说没关系。我还是把钱送了回去。后来跟邻居说起这事,他说我“傻”。 刚刚出国时,理发都是同学帮忙,因为到理发店去理发,大概要10美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出国前一个月的工资。老婆出来后,也让她试过不少次,但手艺总不见提高。直到一个星期六,女儿端详着我刚理好的头说,“爸爸,如果你明天不去教会,我能理解(Daddy, I can understand if you don’t go to Church tomorrow)”。星期一去上班,老板跟我说,应该把我的理发师给火掉(You should fire your barber)。于是,她的理发师职位就从此终止了。 这些年来,有时请熟人帮忙,有时也去理发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城的一家理发店,主人是从北京来的,有一张油腔滑调的嘴,在国内时还给名人(忘了名字)理过发,有他给我们看的照片为证。手脚非常麻利,理一个发还不需5分钟。我们去过几次,直到那次他把儿子的脸上割破了,还出了一点血。这在美国正规的理发店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客人可以去告他。可他不当一回事的样子。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大碍,也就算了,但从此再也不去那里理发了。 我每次回国,都会去县城的一家理发店理发,第一次是我弟弟带去的。那是一家兄妹仨开的理发店,都有50多岁了。每次理发都要花将近一个小时,才收5块。我每次都用大一点的票子付钱,不要他们找。这一个小时,不只是理发,还包括刮胡子、修眉毛、挖耳朵、剪鼻毛。总而言之,头上的毛都修。这又让我找到了剃头的感觉。 【注1】兑糖的,实际上是搞回收的。担子的上面放着一大块糯米糖,走进村子时用小锤子敲着铁块,孩子们就用女人的长头发(大多是梳头掉下来的)、破橡胶等去换糖。 【注2】一般人家即使用煤油,也是自制的灯,瓶子盖上穿一个孔,插进一根铁管子,灯芯穿过铁管子。“美孚”是一个牌子,美孚灯实际上就是“正规的”煤油灯。Google “Kerosene lamp”可以看到它的样子。 ======================================= 原文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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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

自律就是自己约束自己。传统的自律注重于修身养性。诚信、礼义、谦和、乐群、敬业、责任、兼听、宽容都可以归为自律的表现。儒家的“慎独”,与自律很接近。英文中的self-discipline有相同的意思,Wikipedia的解释是“为了实现慈善的事业而克制基本的欲望”(denying oneself of an extravagant pleasure in order to accomplish a more demanding charitable deed)。 今天的中国,“《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假的,唯有假货是真的”。“诚信”几乎成了“傻子”的同义词。“礼义、谦和”被“傲慢、张扬”所取代。“乐群”已经过气,甚至很多人不知其意了,如今时髦的是“个性”。在追求短期效益的环境下,“敬业”者不再有市场。在各种人为的灾难与犯罪事件面前,一个个都是要“追究别人的责任”而鲜有主动承担责任者;在人与人相处当中,乃至在婚姻当中,“责任”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地位。纵观网络上的争论和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即便一方已经理亏,自己做的明显不如对方,也依然固执己见,要的是别人“兼听”我的。只有自己无理,或暂时处于弱势时,才希望别人的“宽容”。至于“慎独”,如今强调的是“隐私权”,还有几个真正的“慎独”者,只有天知道了。 这并不是说自律这个词不流行了,而是自律的本意已经变味。它正在逐渐被另一种“自律”所代替,英文里比较接近的是self-censorship,“out of fear or deference to the sensibilities of others without an authority directly pressuring one to do so”(Wikipedia)。这里没有“直接的压力”指的是,当事者不如此行,也不能受到官方的(直接)处罚;当事者之所以进行“自律”,其背后的原因大多是商业或经济上的。这种“自律”,既有团体的,也有个人的。通常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弃公正、昧良心,舍原则。这恰好是传统自律(为了公正而克制自己的私欲)的反面。 前段时间我为当地的社区杂志写了一篇《奥运的代价》,虽然沾了政治的边,但其中列举的都是事实,结果还是被多数编辑否定,理由是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我前不久写的《六?四回顾与反思》,贴到某网站上后很快被放入《园中园》(只有注册者才能看得见),怕中共把网站给屏蔽了。这种怕被中共屏蔽的网站不只是中文的,一些英文媒体的中文版文章,也自觉地实行自宫,删除了英文原文中的“敏感”段落。 Microsoft和Google搜索引擎,也是主动设置过滤器,屏蔽掉“敏感”话题或词汇。走得最远的当属Yahoo,它把师涛主动交给中共,当时的CEO杨致远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没有其它选择”。这些“自律”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决策者为了发财而一再降低行事为人的底线,沦为邪恶者的帮凶。 人们选择“遗忘”六四,或不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多数人是出于惧怕而“自律”:怕回国时有麻烦,怕国内的亲友受连累。另一些人是为了利益而“自律”,为了当上什么学者所带来的名利,为了在中国做生意而得到的优惠。那些甘愿成为邪恶者的帮凶而出卖灵魂的极少数,连“自律”都谈不上了。 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好心而“自律”,他们的本意是想不触怒中共以便于对话,希望以此来促使中共朝好的方向走。他们的做法也许有些成效,但这些成效的代价是巨大的。王怡在谈到中国的三自教会时说道,和三自教会的妥协就是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当一些人放弃原则以“善意”和中共对话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共打压那些在原则问题上不与中共妥协的人,因为只有当大家都持守底线时,才能迫使中共让步。 早在70年代,共产阵营似乎还在顶峰时,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决抵制,才促使了东欧、前苏联的变革。邓小平当初的改革,部分程度上也是为了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同。六四屠城之后,如果没有西方的一致谴责和制裁,六四参与者所受到的处罚肯定会严厉得多,会有更多的人被判入狱甚至遭枪决。一些六四“领袖”当初能出国进行政治避难,也正是迫于西方的压力(虽然好些民运人士出国后就“废”了)。遗憾的是,Clinton政府出于商业集团的压力,于1996给了中共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失去了一张有效的牌。最近CND上登载的吴放对林培瑞(Perr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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