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六四回顾

（一）就算是寓言吧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活。这对夫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继续要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们胆敢再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们是父母，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后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送上门来，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对六四的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波也“反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是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邓小平会是那样的无耻和残忍。 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扮演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能控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４·２６社论，到戒严，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施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广场，就不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事者”“严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四前绝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所说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场式的“流血”（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的，普通百姓并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被逼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两年前的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些改革派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谓了”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这既是为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时没有达到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１９７９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望，因为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诉求就会被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军军长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军呢？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甘，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叫纵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性地来很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人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温和”，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那里的共产政权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从４·２６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陷入了一个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５.３０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一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屠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或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要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对付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LA Times的Kevin Thomas对记录片《天安们》的评论中所写的：“it strongly suggests that had moderation prevailed,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violent crackdown, and Deng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