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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知青的回忆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些读过中学的年轻人，“自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成为农民的青年。从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直到1977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结束，知青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是从农村来，回到农村，故称为另类知青。 一、题外话 那个年代的乡下孩子，从小就要帮家里砍柴、打猪草、攒工分。加上当时读书无用，很少有人读到中学，好些连初小都没有读完。还有些人则由于出身不好而被迫停学。我们村富农的几个儿子都很聪明，但最多读到小学毕业就被迫终止了。他们家在文革时倒是未曾挨斗，因为前面有一个地主和一个恶霸富农【注一】顶着，他们自己平时为人也很谨慎。 我是我们村最早的高中毕业生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俩还是村子里仅有的高中毕业生。村里和我同时高中毕业的另一位，高一时几乎辍学。由于他听了我“再坚持一年，将来或许有用”的劝告，使我未能成为我们村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在村子里呆的时间比我短。大概一年以后，他的叔叔把他弄到了他所在的茶场。七七年高考前县中办补习班，我不能参加。他总是拿着笔记来让我帮他解惑。他考取了师范，后来就当了老师。当时全公社就我们俩一个考取大学、一个考取中专，令其它村的人羡慕不已，都说我们村的风水好。 我小时比较文静，五岁不到就被送到了隔壁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也是整个大队（十三个自然村，最远的村离我们大约十里路）唯一的小学，因为只有我们村有祠堂，好作教室。我们村一直是周围最富的村，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其他一半以上是中农或上中农。有些村连一个富农都没有。土改时，好些土地分给了其它村。由于上学过早，比同年级的一般小三岁以上，况且我在同龄中个子本来就小，使我在同学中很难找到玩伴，只是被他们当作小弟弟而已。我的体育不好与此有极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我才得以完成中学的学习，并有机会参加高考。我的父亲在另一个公社的粮管所工作，家中缺乏男劳力。我是老大，要是我能顶半个劳力，我父母就不会让我读完高中。要是我高中毕业时年龄大几岁，等到恢复高考时，我可能就已经结了婚，而失去考大学的机会。离我们不远的一位同学，比我才大一岁，毕业后到他们公社的一所学校教初中，把一个学生的肚子搞大了。那位学生成为了他的老婆。高考时他应该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已有事实婚姻及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不过，他后来在乡下也混的挺不错的。 我们高中毕业前夕还有一段插曲。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姓王，跟我的关系不错。他平常喜欢捣鼓无线电，想自己组装收音机，但没有成功。后来厕所里发现了“打到毛主席”的标语，调查结果说是王同学写的。在批斗会上，还把他同村的地主作为教唆犯带去同台批斗。王同学就被学校开除了，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另一个班的同学，说是写了反动诗。大概是1978年，学校给这两位同学平了反，补发了毕业证，据说两人都哭了。一次我回国时，王同学得到消息，特意带着他的儿子来看我。他还说厕所里的“反动口号”不是他写的。 我所在的县城，交通不便，没有火车。唯一的工厂是茶叶加工厂，大多数城镇居民也是靠种田种菜为生。我们那里一个正劳力【注二】一天能挣七八毛，还自己养猪养鸡，加上蔬菜自给，生活比县城的人差不了多少，所以就对城乡差别感受不深。让我明显感到乡下人受到歧视，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事。那时，提职称、分房子都讲工龄，真正受影响的是分房。城市户口的，只要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两年以上，从中学毕业起，读大学、研究生都连续算工龄，而我的工龄要在研究生毕业后才开始算。跟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工龄比我长七八年。我在农村老老实实地种田，不是“革命”，那些在乡下偷鸡摸狗（有些下放知青和农民打成一片，勤勤勉勉地干活。但偷鸡摸狗的下放知青也不少）的，却算“革命”﹔我跟他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不是“革命”，他们却是﹔我直接考上了研究生不是“革命”，而他们没考取留下来的（有些后来读“在职研究生”，实际上是专职）又是“革命”。 二、双抢 一九七五年七月，刚满十五岁、身高一米四几的我（两年半后，高考体检表上写着两个整数：身高一米五零，体重四十五公斤），“回”到熟悉的家乡，当农民来了。十五岁的我是那么幼稚，那么单纯，没有任何非份之想。中学毕业前我甚至还写信给父亲，让他不用为我操心找工作，我会响应毛的号召，回到农村去，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其实他根本就不操心，只希望家里早日有个劳力）。我那时的确挺“要求上进”的，高中毕业前刚到了入团的年龄，赶上最后一趟车入了团。回乡务农后，团员好像没人管，我就主动提出交团费。 七月，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双抢”时节。“双抢”，就是“抢收抢种”，也就是收割早稻和栽种晚稻。抢种的口号是“不插八一秧”，最晚不能过立秋。参加“双抢”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以前属于帮忙，比较自由。高中毕业后，就是真正的农民了。早上四点刚过就被队长的喇叭声叫醒。刷牙洗脸后步行五、六里路赶到田头时，晨曦伴着星星正好提供足够的亮度，照明我们劳动。家庭主妇也与我们同时起床，准备早饭和午饭。劳动两、三小时后，当天轮到送饭的人把早饭和中饭一起送到。晚上天将黑时，再挑一担稻谷回家，按重量另计工分。最强壮人的一担可以挑二百三四十斤。遇到最忙的日子，晚饭后还要在家附近挑灯夜战。照明用的可以是电灯，如果水轮泵能发出电来的话；也有可能是松明火，有时还会是“汽灯”。一加夜班，晚上睡眠的时间就只剩下四、五个小时了。 收割包括割稻和脱粒，两项同时进行。割稻用的是手功，脱粒用的是脚劲。割稻和脱粒的人会经常交换角色，既提高效益，也减轻疲劳。脱粒机是有齿轮的半机械化机器，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使用。连接的齿轮露在外面，很不安全。我们村子的一个人，在给齿轮加油时，被碾掉了食指，还问手上的蚂蟥从哪儿来的。当别人告诉他，那是他的指头时，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疼痛感随之而来。如此之类的“小”事故经常发生。后来外接轮改成内切轮，才稍微安全了一些。 双抢时的拔秧算是轻松活。拔秧一般是在凉爽的早晨进行，而且可以坐着拔，但有些人，尤其是女的，会害怕秧田里的蚂蟥。蚂蟥吸在身上不能硬扯，而应该对它用力拍一掌，让它掉下来。它吸血时会释放一种物质，阻止血液凝固，所以人们说，“蚂蟥吸多少就流多少”。蚂蟥被剁成两节后丢在秧田里都会游动，有俗话为证：“（蚂蟥）不怕刀，不怕斧，只怕被人倒翻肚”（也怕烟草）。“倒翻肚”就是把蚂蟥像肠子那样里外翻个个，然后插在田坎上晒。所以，蚂蟥有时还成为我们苦中作乐的对象。 最苦的当属插秧。插秧时既有当空烈日的烧烤，还有田里泥水的熏蒸。插秧虽然主要讲的是手上功夫，但也需要脚的配合。如果是往前插，脚起脚落都要小心，以免把刚插下的秧弄倒。如果是插“浑秧”，即插到未打格子的田里，则一般是往后退，要求走得直。插秧时最怕“挂牌子”，也就是两边的人都插到前面去了。被挂牌子就说明技不如人。被挂牌子后更难插快：如果田里的秧偏疏，你前面的秧会被旁边的人拿走﹔如果田里的秧偏密，周围剩余的秧都扔到你的前面。要是碰到好心的在旁边，她会帮你插上一行。 插秧和割稻子都是年轻人干，几乎没有直腰的机会。插秧不必说，你一停下来，就马上被挂牌。割稻子也没有直腰的机会，你一停下来，就有人吆喝。草帽或斗笠虽然挡一点太阳，但它既碍事又闷热，有些人索性不用它。我直到今天都还不愿意戴太阳帽。衣服穿在身上使汗水更难蒸发，那就干脆不穿它。在夏天打赤膊，好像就我一人。整个夏天，全身就一条短裤，皮脱了一次之后不会再脱。第二年从六月直到十月我都是如此，倒也省了不少事。太阳还不厉害时开始光膀子晒就不会脱皮，倒是炼成了个“黑人”。 “双抢”结束后，大家算松了一口气。田里的活主要是耘田和施肥，有空余的时间也为茶树锄草与施肥。耘田算是最轻松的活了：手里拄着一跟“耘田棒”，双脚轮番着把杂草踩下去。但耘第三茬田时，即将抽穗的禾苗可以把腿割破。 三、“农闲”时的活 生产队里的活虽然清闲了一点，农民可是照样起早贪黑。早上下自留地，晚上收工后砍一担柴回家，这是当地农民的惯例，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只有春插、双抢和秋收时除外。如果生产队收工比较晚，砍柴还没下山就已经天黑。没有手电，全凭着对路的熟悉和一点星光挑回家。上山干活穿的一般是草鞋或破解放鞋，雨后走到山上鞋里鞋外都滑溜，我后来就干脆赤脚上山，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后的一九七八年。一个稚嫩的少年，一个夏天就一条短裤一双赤脚，上山下田。我说给我外甥听的时候，他说我很会编故事。 秋收，除了割稻子以外，油茶子、红薯、玉米和可能少量的小米也要归仓。红薯和玉米会稻谷的比例【注三】立即分到各家。秋收后到春插前，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算是农闲的时候。说闲也闲不到那里去。家里的自留地里就有干不完的活，柴也是不怕多的，多了可以挑到县城去换一点零用钱。生产队里的活也不会少。给所有的茶林进行全面的锄草（松土）是第一件事。这种活没有什么值得特书的，但一九七六年初冬的一天使我终身难忘。那天，我跟往常一样穿一件衬衫去上工，走到路上已经感到气温的变化，但没当回事。到了目的地开始劳动时，我真正感到了寒风的刺骨，只好通过加倍的卖力来缓和一下澈骨之寒。只穿一件单衣的还有三人，其中一人顶不住而中途回家了，另外二人跟我一同坚持到底的，第二天未能出工。我不但坚持到收工，收工后还到附近的林子里砍了一捆竹子回家作竹编用。一进了树林，身子顿时就暖和了。 开垦荒山以便来年种玉米或茶树也是冬天的活之一。大的松树砍倒、锯好堆起来做枕木，等涨大水时随溪流筏到县城，从县城再用汽车运出去，卖给国家铺铁路。最有用的是杉树，大大小小，只要不是太嫩，都有利用的价值。细小的在火上加热后做成藤子，固定房架或其它东西都用得上，牢固而耐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都不朽坏﹔中等的作家具﹔大的作房子的梁柱。其它的一律当柴火。树木砍光后，再放一把火烧净，最后是挖树根。树根耐烧，是最好的柴，但在冬天挖树根是一件苦差事。随着锄头挖到树根而震动的手就在寒风中开裂，血就立刻从新鲜的裂缝中挤出来。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但雪要是长期不化，牛就没有了青饲料。在冬天能给牛作青饲料的是茅草，也就是割破鲁班的手并由此发明锯子的那种。在积雪的山上砍茅草（不是割，因为杆子也能吃。同时也是为了重量而多计工分），没有雨鞋，没有手套，手脚受冷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更痛苦的还不是冷。砍茅草要求手劲大，刀又利，左手一把抓紧，右手一刀砍断。如果左手不抓，摆动的茅草很难砍断，砍断后再理整齐也费事﹔如果左手抓不紧，砍下去的刀就把茅草从手中往下拉，左手心就被锯成一道道血痕。一担茅草到家，左手掌已是一片血肉模糊。 除了寒冷与外伤，有时还会受雨淋。谨慎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只要离家有几里路，都会带上雨具——斗笠和蓑衣（或塑料薄膜做的雨衣）。一次在玉米地除草，我什么都没带，活没干多久雨就倾盆而下。我硬是在大雨中坚持劳动到收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身体真是好，日晒、雨淋、寒冷都经受得住。割破的伤口，几乎不用什么药，在几天内就会痊愈。 我在生产队劳动的两年里，可以说是脏活累活抢着干，也乐于助人。在家的空余时间还免费给人编斗笠。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用一担柴火来还情。有一次分配到我和另一位给禾苗喷农药。和我搭档的是老油条。他带着我早早地喷完了农药，然后就从容地找找一担干柴回家。没有其他人在一起干活时，应付一下应该是常事，只不过我很少有这种机会。可是我还没有感到内疚，反而觉得占到了便宜而高兴。这与我平常的“积极”态度形成了对比。这大概也是我后来不认同“人之初，性本善”的开始，到美国后愿意接触基督教的一个主因是我认同人天生的罪性。 四、用文之地 当民办老师应该是喝了一点墨水的人首选的职业，经常需要一点门路才能当得上。我做了两个月就自动放弃了，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当时的小学老师是一位上海下放女知青，水平之差有目共睹，我的两个弟弟皆受其害。安排她到我们村来教书只是出于对女知青的照顾。后来她跟房东家的老二怀了孕，就嫁给了他（生了一女一男后，还是离了婚）。我代课就是在她生老大的时候。那时小学生也要劳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些家长（特别是有一点权势的）凡是遇到这种场合就把孩子领回家，我为这事还与大队长的老婆吵过架。后来队长问我是否要继续教下去，我毅然回答说，不要。一方面是考虑到本来就是代课，不好夺了人家的饭碗﹔另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 除了当老师，“英雄”难得有用“文”的机会。农民只讲究传统的“算盘、书、字”。我的算盘打得不算快，但和心（速）算结合，还是比一般的会计算得快且准。“书”，应该是指读书、解书和说书。即使你有这方面的本事也难用上，因为有线广播和红头文件取代了一切。能用上的最多是“借条、收据”之类。“字”，也就是书法，我还拿得出手。所以，我算是有“真本事”的。其他的中学毕业生，包括后来考取大学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死读书”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学校已经不再重视书法和算盘，其二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是不屑与农民接触。 算小账的事经常有，但很多人都可以应付。能够用得上一点计算知识或技巧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大队建茶叶初制厂，几个中学生围着一堆土石方不知如何计算，才让我去帮忙。事后，一位老兄问我，一大方（一立方米）等于多少小方（一立方尺），我说是27，他很不解，一米是3尺，27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只好进一步向他解释：“一尺高、一尺宽、一米长就是3小方了﹔再加上两排是9小方﹔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两层，正好是27小方。”其它场合，也就是在丈量土地或年终分红时会计忙不过来的时候。 说起年终分红，使我想起一个小插曲。那是在一九七七年初，农历年还没有过。我在算工分时，发现两个人的计工本子被涂改过，这事应该是本人干的，因为工分值不是被改大了就是无中生有。这种事大概不会是第一次发生，只是第一次被发觉罢了。有人报告到大队，但不见有人来处理。队里就让我负责把工分值复原，当事人也没有异议。新年过后搞了两套计工本，一套由我保管，但我未能负责到底就离开了。 农村里比较聪明的，大多会一门“手艺”，成为专业或兼职的工“匠”：木匠（家具和房架）、桶匠（圆柱或圆台型容器）、篾匠（竹编）、漆匠、砖匠（砌墙）等。专业工匠一般要跟师傅学徒三年，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兼职的只是在农闲时在村子附近干活，增加一点收入的同时也改善一下伙食（“供师傅”的伙食一般都比较好，而且是四餐）。专业工匠则哪里有活就在哪里住下来，他们比种田轻松，收入也略高。我自己则迷上了竹编，编的篮子比一般专职的还要好。有一次，一个专业竹匠给人家修补一个古董时，看不懂复杂的图案，来向我求教。好些工匠晚上喜欢找我聊天，也玩简单的数学游戏。大多数游戏是他们现买来现卖的，像“两毛钱买２０支烟，价格分别为一毛六、一毛八、二毛八，各买几支？”之类的问题。比较难的是“韩信点兵”型的，比如，“一篮鸡蛋，两个一数、三个一数、…、六个一数都余一，七个一数就正好，总共是多少个蛋？”有时题目给记错了，我告诉他们无解，他们就说我不会做。碰到这种情况，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书法可以用在许多地方。其一是对联。过年要写对联﹔结婚、做寿、新居（屋）落成也要贴对联。其二是标语口号，各种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都少不了。这使我想起打倒四人帮时的一件事。在我确实看清了要写的标语时，吃惊地告诉附近的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队长赶紧叫我不要乱说。“标语都马上要贴出去了，怎么还不能说？”我问队长。此外，私人或生产队的许多家具也要写字，以免搞混。私人的家具上写的不是名字，而是代表一个家庭的四个字的“堂”名：第一个字是姓氏，第四个字便是“堂”字，中间的两个字各不相同，用比较“好”的或吉利的字，如“仁、义、道、德”等。有一个共大毕业生在他们家的箩筐上写着“某某某办用的”而成为笑谈。日子只写到年和月，比如“甲申（年）仲春（月）”。 我还当过一次“政治辅导员”——给广大贫下中农讲解最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说到政治，一句随口说出的天真话，差一点断送了我的前程。为了强调干部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有一个“一、二、三”的口号：公社干部劳动一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二百天，生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最后一条没什么问题——生产队长除了出席上级指定的会议外都参加劳动。但前两条则基本上是空话。一次田间休息的时候，我说：“这些公社、大队干部基本上不参加劳动，不知中央知道不，我要写信告诉毛主席”。有人把这句话传到了大队书记的耳中，而且后来越传越大，变成了“我真的给毛主席写了信，而且收到了回信”。从此我跟大队书记结下了梁子，大会小会上他都点名骂我。 五、任高中老师 一九七七年初，为了在公社普及高中，县教育局决定集中培训一批数、理、化老师。培训班的老师是全县公认的最好老师，受训者由各公社推荐，培训班就办在老师所在的学校，使他们不至于耽误学校的教课任务。我们公社的侯书记是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小姑娘，二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为了挑选合适的受训人，她作了不少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非杨林莫属”，因为我在、公社读书“天才”的名声在外，以致我出国后多年还有余望（我的母亲很自豪地告诉我，她在坐公车时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比较年轻的后生不知因为什么话题谈起了我，他说他只佩服杨林，邻座的一位指着我母亲告诉他，这就是杨林的母亲）。大队书记自然不会同意，她就以“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强行把我从田里送到了“化学班”。出国前我去看了她，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了。 化学老师文革前毕业于中山大学，本来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把关老师，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下放到我们县里。化学班所在的学校文革时煞是风光，几间办公室里挂满了奖状以及从全国各地来参观的单位（不只是学校）送的锦旗。到一九七七年他们还是非常的左，每周我们得跟其他学生一样参加劳动，我们的化学老师的丈夫还在受批判（后来我们得知，另外两个班所在的学校都对老师及受训人员予以特别的照顾）。培训工作大受影响，以致于有机化学部分才开一个头（培训开始时早已开学，培训的时间总共才三个多月）。我们班结束后，她就被调到了另一所中学。在培训期间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那里的蚊子之多，在我所到之处都是空前的：在墙角上随手一抓，满手都是黑。那里的自然条件没有我们那一带好，没有河流，用水得从井里打出来。 培训班结束后，还得回到村里参加双抢。新学期开始之前，公社也对所有的民办老师进行考核，只考政治和数学。负责数学出题的汪老师是文革初期的物理系本科毕业生，也是我初中的数学和物理老师。他出完题后就回邻县的老家度假去了，改卷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大家都是老师，监考没法严。小学数学的卷子都过了六十分，九十分以上占多数。可怜的是中学数学，我粗略看了以后告诉负责人：“没有一个及格”，具体分数也没有必要给了。滑稽的是，我也得参加政治考试，还得了不及格。有些老师乐坏了：“杨林也不及格”。 公社里合格的老师不多，除了大学毕业的出题老师，还有两位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参加上面提到的考试）。但他们都被分派到大队的初中把关去了。我除了教高一的数理化，还兼初二的化学。那时初、高中都只有两年，初二才有化学课。一个星期十八节课（月薪好像也是18圆或是15圆），除了教课和批改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备课。物理是我的弱项，为了不教错，必须提前预习，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周末去请教汪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个学期里，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学期开始后不久，全公社的老师的会上，一首刚出来的新歌，需要教唱。居然有人点名让我教（这倒也印证了我的名气），我居然也敢接。这是我在公众场合第一次教人唱歌，一个字的普通话发音不准还被侯书记纠正。这首无名气的歌我至今还记得它的调子。 前面说到我的个子小（不到一米五），好些学生比我高大。有些家长递烟的时候，看到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多数人最后还是会递给我。他们大概在想，如果我敢接，就说明我是老师，学生是不敢当老师的面抽烟的。个子小还要受炊事员的欺负。一次，因为带学生参加劳动未能准时吃饭，他告诉我没菜了，剩下的一份要留给另一位老师，我没吭声。过不多久，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我就火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也留一份？”他只好拿出一份菜来给我（除了留给那位老师的，居然还有备份！)。他以后再也没有欺负过我。与吃饭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喝菜汤”。我、另一位年轻老师、还有郑校长（退伍军人，三十出头，后来当了公社书记，再往后就没有联系了）三个人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饭吃完后，剩下的菜和汤冲入开水，是我们百喝不厌的美味。 最后要说一件事，是在清理办公室时，我把毛主席的石膏像掉在地上打碎了。旁边的老师叫我干脆把它砸烂，然后把碎片偷偷地撒到垃圾堆里。虽然是七七年的下半年，文革已经结束，心里为这事还是紧张了好几天。 六、参加高考 … Continue reading →

一、简化字与拼音回顾 文字随着人类活动的变迁而演变是不可避免的事。汉语中的很多文字笔画过多，书写不方便，这是事实。早在1922年，钱玄同等人就提出一套具体的简化方案，其中提出8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后来，胡适等诸位学者也发出了简化字的倡议。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然而，还差几天不到半年，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中共于1949年掌权后，立即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1年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主张。1952年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收比较通行的简体字700个。毛泽东阅该稿后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于是到1956年的简化字最后方案出来时，一共有简化字512个，增收了56个简化偏旁，受影响的字有数千。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简化字运动，虽然其中一些字简化得很好，但也有不少字被简化得莫名其妙。 汉语拼音是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虽然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一样，其目的是想将汉字朝着“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走。但拼音方案明显比简化字成熟（虽然韵母不是很尽人意），也许是因为拼音只涉及到几十个声母和韵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汉语拼音也为今天的汉字输入提供了简单易学的方法，拼音输入法可能是目前使用最广的汉字输入法。 二、声母简介 有好几位从台湾来的朋友对我说，“我们学的是‘玻坡摸佛’，你们用的是罗马拼音”。他们说的并不全对。虽然拼音用的是“罗马字母”，但也还是“玻坡摸佛”。只是用的符号从ㄅㄆㄇㄈ变成了bpmf。下面是21个声母表（加上y和w，一共23个）： b玻、p坡、m摸、f佛、d得、t特、n呢、l勒、g哥、k科、h喝、 j基、q欺、x希、zh知、ch蚩、sh诗、r日、z资、c雌、s思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多数声母跟英语的发音有直接的联系，一看到它们就能猜出发音，只有几个发音比较“怪”：q、x、zh、c。这不是拼音的错，而是因为汉语的发音和英文发音不同的缘故。有人曾经抱怨说，“我们张字都是拼成chang，而你们拼成了zhang，老外没法发音”。拼音是为了准确地拼出汉字的发音，张拼成ㄓㄤ对于不认识注音符号的人来说不是更莫名其妙吗？总不能见帐就“唱”，老张都成老娼吧？乞也许会读成吃，或者既不乞也不吃，但在汉语里乞和吃的一口之差还是得分清楚的。西和施也很难分，所以，中国的美人西施到了西方就变成了西西公主。 再看“资雌思”和“知蚩诗”。加h把“资雌思”变成“知蚩诗”是高明的一招。z为资，s为思，应该没有争议；所以，zh为知、sh为诗就很自然了。同样，根据有h即为卷舌音的原则，ch为蚩也恰如其分（根据英语发音ch也可以是欺，但欺不是卷舌音）。而且c在英语里的发音不定，而在德文里的确是雌。虽然ts为雌，对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好发音，但却破坏了拼音整体的和谐。况且，拼音的目的不是为了非汉语国家的人发音。这样一来，ch、c就理所当然地吃醋了，吃草、吃菜也行。 至于q和x，既然要区分乞和吃、西和施，那就还要两个声母，而英文字母里可用的字母只剩下q、x、v。不会有人认为v作为“欺”或“希”更加合适吧？ 三、韵母剖析 如果说声母的选择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但韵母却不如人意。韵母一共有36个： 六个单韵母： a啊、o喔、e鹅、i衣、u乌、ü迂 十三个复韵母：ai哀、ei诶、ao凹、ou欧、ia呀、ie耶、ua蛙、uo窝、üe约、iao腰、iou忧、uai歪、uei喂。 八个前鼻韵母：an安、ian烟、uan弯、üan冤、en恩、in因、uen温、ün晕 ； 八个后鼻韵母：ang昂、iang央、uang汪、eng鞥（亨的韵母）、ing英的韵母、ueng翁、ong轰的韵母、iong雍 再加一个：er儿 有人不把ia、ua、uo、iao、uai、ian、uan、üan、iang、uang、ueng、iong当（基本）韵母，而把它们看成韵母的组合，因为把其中的i换成y，u换成w，ü换成yu（！），就成了有声母和韵母的“字”的拼音：ya、wa、wo、yao、wai、yan、wan、yuan、yang、wang、weng、yong。iou如果不被缩成iu的话，也有类似的性质，ie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此外，以a、o、e开头的韵母，除了ong，都可以单独成字。 单韵母孤立地看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ü这个韵母的选择上。从理论上说，选什么符号作“迂”，都没有关系，既可以选ü，也可以选v，甚至也可以选α或其它希腊字母。从表面上看，“迂”和“乌”发音相近，u和ü形状相像，应该是个好的选择。然而，ü是拼音符号中唯一的非英文字母，且书写也不方便，因为要另外加两点。拼音方案委员会似乎也清楚这一先天不足，所以在复合韵母中尽量避免ü的出现，而用u代之。比如，xu、ju、qu、yu，实际上是xü、jü、qü、yü。只有lu和lü、nu和nü同时存在时才用ü。这样ü不是ü，u不是u，使得整个韵母缺乏系统性，使初学者难以记忆，带来困惑。本来，既然选择了ü作为独立的韵母，以区分u，就应该把ü当ü。如果拼音方案委员会不喜欢ü，当初根本就不应该选它。 与ü有关的复合韵母更是乱七八糟。ue实际上是üe（约）。而üan（冤）和uan（弯）都成了uan；üen（晕）和uen（温）一起缩减成un。uan和un都要根据声母来判断它们的发音。比如，lun是luen，而xun实际上是xüen；huan是huan，而xuan却是xüan。如今流行的拼音输入法大多以v代ü，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举。v这样一个与u相邻的字母居然放着不用，而去生造一个ü，我真不明白当时的拼音方案委员会是怎么想的。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缩略，iou缩成iu，uei缩成ui。既然要缩，放着4、5个字母的复合韵母不缩，却单单看上了iou和uei，真是令人费解。 换位思考一下“迂”的韵母。在现今的拼音方案中，迂的拼音是yu，如果把y换成对应的韵母i，迂就成了iu。其实，把“迂”作为（准）复合韵母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这样一来，只要不把iou缩成iu，与迂有关的韵母就是：iu（迂）、iue（约）、iuan（冤）、iun（晕）。它们和y拼在一起时，可以省去i（yu、yue、yuan、yun和现在通行的拼音发音相同），其它场合一律保持i。 参考资料： 1. 百度百科《汉字简化历史》 2. 百度百科《汉语拼音》

波阿斯是《路得记》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是个义人，对神的律法不只是跟法利赛人那样做在表面上。他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爱心，从他的言行中很好地体现出来。神也大大赐福于他，使他成为大卫的祖先，以及耶稣在世上的祖先。 波阿斯第一次在田里见到她，并听仆人说她就是路得之后，就告诉路得“不要离开这里”，可以“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得记》2:8-9)。有人说，波阿斯也许是惊艳于路德的容貌，但《路得记》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波阿斯是为路得的美德所感动。“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得记》2:11-12）。整个《路得记》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路得的容貌。 的确，路得的公公是波阿斯的远房亲戚，但波阿斯不是最亲的，波阿斯并没有义务要帮助路得。他只要按照律法上所写的“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利未记》19:9），让路得捡一些剩下的麦穗，就算尽了本分。吝啬的财主还可以吩咐割麦子时，尽量收拾得干净一点，边角少留一些。但波阿斯不仅让路得在田里拾麦穗，还和她一起吃饭，并告诉仆人“她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叱吓她”（《路德记》2:15-16）。 当路得按照婆婆的吩咐，天黑之后到波阿斯的住处向他表示愿意嫁给他时，他也是严格地按照摩西颁布的律法去做。如果波阿斯真是喜欢路得，因着美德或者美德加容貌，他没有因为路得送上门来，先收下再说。如果波阿斯不希望娶路得，他也没有找一个借口（她有更近的亲戚）把路得推走了事。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申命记》25:5-10）从《路得记》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后来将这段律法作了延伸，把丈夫的兄弟扩展到了至近的亲属。波阿斯不是路得夫家最近的亲属，还有一位比波阿斯更近，也就是那位“脱鞋之人”。 “脱鞋之人”愿意买地，但不愿娶路得，“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就“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路得记》4:6，4:8）。在《申命记》里，“脱鞋之家”本来是一件羞辱的事，但到了《路得记》里，那个脱鞋之人好像不把脱鞋当回事，轻轻松松地把鞋脱下来，就算尽了本分。我想，他也应该听说了路得的故事，但他根本不关心，要不是波阿斯亲自找到他，他连鞋都不必脱。 我们大多数人都像是那个脱鞋之人，对于自己不想管或“不相干”的事情，是能躲则躲。实在躲不过了，甚至是遇到的确是脱不了干系的事情，我们也是先权衡是否“于我的产业有碍”，而不是求告神的旨意。当我们批评一个国家的道德在走下坡路，当华尔街上的大佬们把美国的经济拖入低谷却毫无廉耻地拿着千百万的红利时，当同性恋越来越猖獗时，我们是不是都扮演了那个脱鞋之人那样的角色？ 努力工作，为他人着想本来是美德，反之便是可耻的，应该是“脱鞋之人”。不知从何时起，脱鞋成了形式。发展到今天，自我为中心成为理所当然，赚快钱是本事。两三年前在一位朋友家聚会，谈起了美国的经济问题，一位女士就大骂华尔街的贪婪。过一会儿，转到了子女的话题，同样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儿子在华尔街上班而自豪无比。我们教育孩子，多数都是怕孩子吃亏，基督徒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还在中西部时，一位大妈的受洗见证，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说，以前寄几张照片回国，都是贴上一张普通邮票，也都寄到了。她受洗之后，突然想到几张照片可能会超重，于是走到邮局去称了一下，果然超重，她很愉快地补交了邮费。听起来是多么不起眼的一件事情，可我非常为之感动。好多人在报税、在我们的工作及日常生活中，只要能占到便宜而不“违法”就是本事，连鞋都不用脱。在这场还没有结束的经济危机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对华尔街的愤怒，和对一些工会工人的指责，几乎听不到对自己的反省。 异性的结合是哺乳动物得以延续的手段，人类的婚姻既是为了抚养后代的必须，也是神给人的祝福。婚姻是异性的结合本来是不证自明的。同性恋本来是可耻的，是要被“脱鞋”并被“吐唾沫”的。这在二、三十年前还是共识。逐渐地，以尊重隐私为名，不用被“吐唾沫”了。然后，同性恋可以进军队了，只要“不用问，不用说”，也就是鞋也不用脱了。直到今天，学校里已经不允许批评同性恋，有些州还可以结婚了。同性恋不只是不需要脱鞋，而是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当我们履行选举的权利时，我们首先考虑的大概也是“于我的产业有碍”，而很少考虑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价值观。其结果是，让好多口若悬河的骗子钻了空子，到头来不仅没保住“我的产业”，还失去了我们在世人面前的见证。 让我们都能像波阿斯那样，做个神所喜悦并被神祝福的义人，而不做那个脱鞋之人。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真理”在英文里是truth，和真相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里，“真理”是个大词，通常指“极终真理”，“普遍规律”等。而真相往往指一件普通事件的真实情况。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真理和真相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首先，大小是相对的，适用于多大范围的truth才能算是真理？一群人形成的共识，不一定适用于另一群人；一个物理公式适用于地球，不一定适用于其它星球；……。其次，人对“真理”的认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有些理论今天以为是“真理”，以前不见得是，将来可能也不是。 既然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智力有限，无法掌握“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是truth，做诚实人、说真话，是跟随主耶稣的标志之一。全本《圣经》多处教导我们不要撒谎。做诚实人、说真话，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经常会问，“要是我说实话而丢了工作怎么办？”“要是我说实话得罪了人怎么办？”“要是我说实话而被惹上官司怎么办？”甚至“要是我说实话使教会受损怎么办？”我们不能掌握“怎么办”，不能把握未来。未来在神的手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诚实人，说实话。我不相信任何一件正义的，合主心意的事情，是需要谎言去成就的。神的名更不会因为真话而受损。耶稣是真理，是truth，当一个人撒谎的时候，他就站在了耶稣基督的对立面，不管这个人撒谎是出于何种目的，不管那目的 被说成多么崇高。 讲真话要注意分清客观事实和个人感受。比如一个人是否说过什么话，是客观事实；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用意如何，是个人的感受。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的身高是1米60，是事实；说他很矮，就带了个人感受。当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时，我们应该尽力避免带着个人感受的负面评论，而多说鼓励人、造就人的话。 与此有关的是，讲真话尽力做到对事不对人。一个人某件事做得不对，就说那件事情做得不对。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没说真话，那就指出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如果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故意说谎，我们最多只能说他在那件事情上撒谎，但不能说他是撒谎的人。当我们把一个人的言行提高到一个人的品德的高度，我们就在论断人了。这是耶稣所不喜悦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马太福音7:1-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这里的真理在英文里也是truth，从上下文来看（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觉得也翻成真相更合适。一个谎言要十个谎言去掩盖。一个人一旦撒谎，就被谎言所捆绑，唯恐谎言被戳穿。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心理学上所描述的“强迫性撒谎”（compulsive lying）。所以，一个人最好一开始就不要撒谎。万一说了不实的话，要及早来到神的面前忏悔，及早向人道歉。以免谎言成为他越来越大的包袱，成为锁链而难以挣脱。 真相还会使一个人谦卑。几个星期前一位姐妹送来刘志远牧师的讲道录音，“谦卑是活在真相里面”，是他讲道里的一句话。他还引用了一个调查（survey），让调查对象评估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结果60%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超强（top 10%）。这正是我们的光景，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比他人强。只有当我们活在事情的真相里，才能“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利比书2:3），放下自己，接纳别人，同意合一地事奉神。 主耶稣又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10）如果我们不能在小事上诚实，我们怎么可能去追求更大的“真理”呢？让我们都“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弗4:25)。这是跟随耶稣的道路。

一丶给子女的最好礼物——时间 感情是需要培养的，而培养感情所需要的第一是时间。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觉得时间太宝贵，而不愿意“浪费”在孩子身上。一些父母把出生不久的婴儿送回 国内，等他们长大到快到上学的年龄时再接回来。然後发现孩子养成了很多毛病，管教又不知从何下手。管严了，儿女不跟你亲；放松了又成了溺爱。最後就是抱怨 孩子给爷爷奶奶惯坏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Vanderbilt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或与父亲关系不好的女孩子，平均发育年龄要早两丶三岁。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 於父亲不能充当自然的男性模范，女孩子就会倾向於到家庭之外寻求异性模范，从而促进荷尔蒙的产生。正常情况下，女孩子发育得晚是好事。因为生理上成熟得过 早，而心灵的成熟未能跟上，更容易发生早期性行为，甚至早孕。二零零零年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则表明，过早发育的女孩，其子女对某些疾病的抵抗力更弱。综合 这两项发现，如果父亲没有在早期建立与女儿的亲密关系，其外孙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更差，这自然会影响到第四代丶第五代，……。 与父母关系密切的子女，更容易受管教。因为他们理解父母的想法，体会父母的心意。父母也更容易了解子女的心理，管教起来不至於无的放矢。我们的老大一直到 六丶七岁都是说爸爸最好；同时，她也是很听话的。我的一位邻居加同事有一次问幼儿园的老师，怎样管教孩子，才能使她（他）健康丶独立丶听话丶……，那位老 师回她说，你何不去问杨林。 当子女从学校回家，我们不光是想听到：“爸爸，我今天考试得了100分”，或者“爸爸，下星期学校有某项活动，需要五十圆”。我们更希望儿女能谈一些学校 的活动，与朋友间的交往，甚至与己无关的见闻。父母可以通过这些“琐碎的” 交谈了解子女的真实感情，发表自己的观点，让他们从中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大女儿读四年级时，学校进行反毒品教育。有一个让学生思考的问题：“如果有人 叫你用毒品，你打算怎样回答？”。她说“我的父母会杀了我(My parents would kill me)”。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并没有跟她谈过毒品的事，但她非常清楚我们的态度，尽管她的答案也许说得过於严重。 二丶管教子女的原则——一致 在与子女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也要树立起父母的权威。讲“原则”是建立权威的关键之一。 １．前後一致。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作为父母，尤其是在小孩还不懂事时，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重要的事情上，对子女说“是”或“不”时，应该慎重考 虑。在心情特别好时，不可轻易说“行”；心情不好时不轻易说“不”。大多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子女都易於感情用事：高兴时看见孩子做错事，因为好玩而有 意或无意地给予鼓励；心情不好时，孩子即使没做错什麽，甚至做了平常是对的事情，也遭到指责。这样必导致孩子无所适从，甚至从小就学会观颜察色，对孩子的 成长非常不利。有些父母为了给亲友们“面子”，有客人在或在客人家时，就由着孩子。这样往往导致孩子“人来疯”：有客人在时，知道不会受到处罚而无法无 天。 ２．父母一致。俗话说，“严父慈母”，大多数家庭基本如此。父母对教育子女有一些偏差或不同看法，在所难免。但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父母双方最好有所商量， 能统一看法。即使看法不能统一，一方在管教时，另一方也不应该阻止，除非孩子的确没有错，或管教过於严厉而会引起伤害。父母有不同的看法，不应该当着孩子 的面争吵。否则会造成孩子的困惑，以至於看人说话，对父亲一套，对母亲又一套。 我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当初管教老大时，如果我太太来阻止，我就加重对女儿的处罚，我们为此也没少斗气。後来她看到我的管教有所成效，加上我的固执，她只好由着我。以後对老二和老三的管教就很少有争执。 ３．言行一致。其一是不说做不到的话，也就是“言必果”。中国古代有一则曾参杀猪的故事，说是曾参的妻子因为一件事答应小孩有肉吃，其实家里没有肉，曾参 知道此事后，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给宰了。我对孩子从来不说兑现不了的话，或“吓唬”的话。诸如“警察来抓”丶“老虎来咬”丶“医生打针”之类的话，多说 几遍就会失去效用。当孩子一旦发现你说的话是做不到的，他（她）就会肆无忌惮了。 其二是“言传身教”。有一则讽刺性幽默，说是小孩在学校因为偷了同学的笔而受到惩罚，父亲知道後教训孩子道：“真丢脸。你要什麽笔，爸爸到公司拿给你就是 了，怎麽去偷人家的？”。如果父母对子女说的是一套，行的是另一套，孩子们自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或者仿而效之，或者对父母的话嗤之以鼻。父母一旦在孩 子面前失去威信，也就无从管教了。 诚实是言行一致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过於”诚实会吃亏。这里有几个误区。第一，别人不是傻子，不喜欢与不诚实的人交往。不诚实的人可能 会占一点小便宜，但难得有知心的朋友，困难时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第二，诚实的人容易得到别人(包括不诚实的人)的尊敬，当父母教导小孩不诚实时，小时候 不懂事时会感到茫然；稍大一点也许会模仿(并对一些“手段”感到钦佩)；等他长大有了自己的判断力，不管他诚实与否，对父母都不会有什麽尊敬的。第三，诚 实和受骗是两回事，诚实并不等於轻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也，防并不是处处设防，而是要有基本的判断力。第四，撒谎是不用教的，他们在 … Continue reading →

忆江南，最忆是婺源。河里鱼虾相斗趣，山上花茶竞争妍，稻香溢田间。 婺源县位于赣皖浙三省交界处，历史上属于徽州府（屯溪市，现为黄山市；听说又要改回到屯溪市或徽州市，因为离黄山还有六十公里），一九三四年划入江西，在婺源百姓的要求下一九四七年重划入安徽，一九四九年再次划入江西至今。 婺源出产丰富，著名的特产有红、绿、黑、白四种。红，指荷包红鲤鱼，曾上过“祖国新貌”，被誉为“人间天物”。绿，是婺源绿茶。历史上通常把它和祁门的红茶放在一起，称为“祁红婺绿”。婺绿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威廉·乌克斯的《茶叶全书》中写道：“婺源茶不独为路庄绿茶中之上品，且为中国绿茶中品质之最优者”。黑，即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七十年代初上海出版的《怎样写楷书》中介绍“……安徽婺源的歙砚最为著名”。歙砚，又称龙尾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白，为雪梨，产于江湾乡，所以又叫江湾雪梨。梨子长大后给包上纸袋，使皮保持薄而白，故名雪梨。江湾雪梨个大、肉脆、水多、味美，是梨中之上品。 婺源县城，名叫紫阳镇。紫阳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字。朱熹的著名诗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是对家乡婺源的写照，也只有用婺源话读起来才会押韵（滨：ben1，新：sen1，均与春同韵）。紫阳镇位于婺源县的东南角，三面环水，一面依山，环境优美，地势险要。共产党当初解放婺源时，就费了不少人马，还牺牲了一位营长。 位于紫阳镇东面的十里之外，是方圆几十里最高的山，叫龙牙山。龙牙山的最高峰——龙牙尖上，架有飞机的航标，当地百姓称之为飞机架。翻越龙牙山的必经之路是由石块砌成的由义岭，它是三兄弟毕生善行的结晶。由义岭的两面各有一千多级台阶，山腰上都有凉亭，可供几十人歇脚。站在由义岭的顶上，往西看是紫阳镇，往东看便是美中之美的小山村——杨家林。 杨家林座北朝南，面对秀丽的笔架山。清澈的潋溪河由西往东从村前流过，河宽十丈。在潋溪河的这边，是一片平坦的菜地，从村前一直延伸到村西的半里地以外。缤纷的野花衬托着春天的绿色；品种多样的蔬菜花儿和果实在夏日里争奇斗妍；油菜花和棉花在秋天看上去犹如一块黄白相间的地毯；青菜在冬日里探出头来点缀着一片雪白。村东口二百步外有一座“水口亭”，从亭子到村东头的河畔，是一排百年的古树，有橡树、杨树、樟树、柳树等。村西以外菜地的山边上，也有种类各异的大树。 村东口半里之外有石砌的拦河坝，叫碓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碓峡的这一端有一座碓房，里面是以水车为动力的一对杵子和两个石臼。水车悠悠地转动，好像是碓里劳作的村女在摇着纺车，为匆匆而过的溪流编织着白色的丝带。两个大杵子有节奏的捣谷声，伴着潺潺的流水，仿佛在为织女奏乐。碓峡上游的羊角潭，潭深二丈，潭中最大的鱼儿重二三十斤。渔人坐在渔盆（约为三尺乘四尺的椭圆形，深二尺）里，悠闲地撒着网。一些打渔爱好者偶尔也带着鱼竿、鱼叉，撑着竹排遨游于河面上。他们时快时慢、忽起忽落，既体验着打鱼的乐趣，也品味着收获的喜悦。勤快的农人在隆冬的清晨还能叉到大自然为他们预备的美味——在浅水石缝中因突然降温未能及时潜入深水而被冻僵的鱼，俗称“冻鱼”。碓峡又使上游一里左右的河床成为地设的游泳池：上游是浅水区，下游是深水区；笔架山的陡峭之处是天造的跳水台。从夏日到初秋，劳动了一天的年轻人，来这里争强斗胜，比潜水的耐久，比游泳的速度。孩子们也在父亲的看护下欢快地扑腾着。 村东口河边的沙石滩是孩子们的好去处。三伏天，他们穿着开裆裤在这里挖沙坑、捉小鱼、淘鳖蛋。三九天，他们裹着棉衣棉裤在冰面上探险；甚或掰下一块冰来贴在墙上，看着它在阳光下融化、消失。在春秋季节，他们在这里搭石房、扔石头、摔石块（薄薄的石头从水面上跳过去）。 村西口沿石阶而下，再走九十步，是女人们最好的聚集处，村民称之为溪里。溪里就象一个沿河赏鱼台，由大块的石板铺成。赏鱼台长七八米，宽五六米。其最低层高出水面三四寸，沿台水深一二尺，便于洗衣洗菜：年轻的站在水里，年长的蹲在台上。其它各层在涨水时是刷洗台，平常则成为来溪里道东家长、西家短的妇女们的坐凳。溪边有一株大柳树，它的树荫像是一把大伞，给溪里劳作的人们遮阴挡雨。大小不一的各色鱼儿不邀自来，在溪边来回穿梭。无论是缝年过节的杀猪宰鸡，还是一年四季的时新菜蔬，它们总是最先的品尝者。 村前的地面是一块草坪，约三十平方丈。草坪的南边有坚固的石Ｙ支撑着。石Ｙ的高度犹如天设，历史上最大的洪水也还差几寸没能淹上草坪。在皎洁的夏夜，这里是人们乘凉、聊天的最佳场所；在银装的冬日，这里又是人们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的最好地方。这里也是孩子们打仗的理想战场。 从草坪沿着青石路往东走一里是一座单孔的石拱桥，在初升的朝阳下宛如一条彩虹。站在草坪上往东看，金色的阳光穿过树叶洒在河面上，绘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从草坪往前眺望，是逶迤的群山，从巍峨的龙牙山到精巧的笔架山。从草坪往西走，穿过绿油油的菜地，有一座木板桥。桥那端的路翻过笔架山，越过由义岭，通向婺源县城，直到远方。 由义岭 杨家林 杨家林 杨家林 杨家林 杨家林 ============================================ 原文刊登在2004华夏快递kd040308.

　　在写外婆之前，我得介绍一下我的曾外公秉中。秉中是清朝末期的秀才，在当地颇有名望。但他没有当官，而是在上海教书。据外婆说，因为他读到“共产”快要来了，就没有置什么田地。秉中和曾外婆凤姿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模。模出生后，秉中的朋友为他从百里以外的大户人家领来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外婆。外婆在秉中家真正的身份是“童养媳”，这从她称模的姐姐为“大姑子”听得出来。 　　外婆平常谈论得最多的是模，那是她的初恋。模相当出色，十几岁在县城读洋学堂时就很有名，文章超过了先生。“大姑子”也非常手巧，可以把天上飞过的鸟绣下来。突然，灾难临到了这一家。先是模作了一个怪梦后，头痛不治而亡。整个学校和半个县城的人都为他举丧。再就是外婆的双眼患了怪病而彻底失明。最后是出嫁了的“大姑子”得病而死。凤姿听到噩耗时很平静，对报信者说：“我已经知道了，她昨晚自己来告诉过我。”这一系列的不幸据说是搬迁祖坟的后果。当时的风水先生曾警告过秉中：“新坟地不利于你，倒是利于你的两个弟弟。”“只要他们好就行”，秉中这样回答风水先生。 　　这一来，双目失明的外婆成了秉中家正式的女儿。为了继承香火，他们为外婆找了一个上门女婿——我的外公。外公没等我妈长大成人就西去了。我妈是老大，她出生时，秉中看到是女的，长叹一声，不久便含愤而走。外婆还生了两个儿子，都在几岁时就夭折了。豁达的凤姿活到了八十三岁，看到我和大弟弟的出生才宽慰地离世。 　　外婆的娘家听说也没落了，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外婆经常唠叨着要回娘家去看一看，确切地说是去感受一下，那毕竟是她的出生地。到了七十年代，我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了外婆的嫂子（“舅婆”）的丈夫，他就在县城工作。原来外婆的哥哥早已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于是，两家重新又有了来往。比外婆还小好几岁的舅婆来我们家时，本来想接外婆回娘家走走，外婆却不肯去。 　　外婆吃的唯一肉食是瘦猪肉，还有就是鸡鸭蛋。我们觉得很可惜，那么好吃的肥肉、鸡肉、牛肉，她都没有口福享受。有时我们故意试探她，把一点肥肉夹到她的碗里，但她都能闻得出来。外婆喜欢吃苦瓜。我家附近的菜地里每年都会长出苦瓜来，大概是鸟儿为我们下的种。我妈采回家后烧起来，就她一个人吃。她吃苦瓜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苦人吃苦瓜”。 　　外婆做家务事的水平并不亚于一般的农家妇女。妈一有事外出，我们几兄妹的吃、住、拉、撒都是她负责。我妈坐月子时，也是外婆照顾。她不但能煮香喷的米饭可口的菜，还能做一些精致的小吃。我们家一年四季的酸菜都是她腌制，酸咸适口，可以保鲜好几个月。她甚至还能缝补衣服，补上的补丁平平整整，只是将线穿入针眼时要人帮忙。最令人稀奇的是，她在喂鸡时可以听得出是自家的鸡还是外来的鸡。有几次，她要我把人家的鸡赶走，我告诉她都是自家的鸡。她坚持说一定有人家的，我再仔细一看，果然如此。我们问她是怎么分辨的，她说自家的鸡吃食时比较从容，人家的鸡声音更响，因为是偷吃。 　　磨粉是外婆平常做得最多的事之一。当我们需要改善一下伙食，或逢年过节，或有客人，或供师傅（请工匠上门干活），就得弄一点花样，这时就离不开米面（我们叫米粉）。磨粉用的是石磨子，分上下两层，下层固定，直径从八九寸到一尺多不等。因为有她，我们家需要米粉的时候，从来不用临时磨。外婆一有空闲就扫地、抹桌子，使得家里时时都显得干净整洁。 　　外婆的脚比同辈人的大，那是被秉中宠的。凤姿给她绑脚的时候，有一点疼她就大喊大叫，秉中就会来为她松绑。外婆从来不吃药，西药也不吃。据说，有一次生病时她得喝好多药。后来，她就把大碗的药趁没人时从床里边倒在地板上。后来，清扫房间时发现了地上的药迹，就再也没有人逼她吃药。 　　外婆的倔脾气不但传给了我们，她自己到晚年也没改。一九七六年的一天，我不知为了何故和她吵起来，她说要打我，我说她“没有本事打我”。后来她咬定我说的是“没有权利打我”，还到处向人诉说。我找了当时在场的人来作证，她还是不肯改口。为这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跟她说话，这很伤她的心。我刚上大学时，放假回家会带上学校的黑馒头，便于路上充饥。剩下的带到家里，她很喜欢。我爸就自己在家里蒸了一锅馒头，她却不爱吃。原来她只是喜欢吃我带回家的馒头。 　　我寒假在家时，妈好像有预感似的问我，如果外婆有个三长两短，要不要拍电报让我回家？我答说“不用”。这话让外婆在房间里听见了，给她还未痊愈的心口上又抹了一把盐。外婆有高血压，一直红光满面。她在看顾小妹妹时摔了一跤，就再也没有起来，当时我妈在两里以外的菜地里。我是在办完丧事后才从父亲的来信里得知的。 　　外婆走后，妈说有几次听见她在厨房里干活的声音。我暑假回家时，妈问我敢不敢睡那个房间，我说敢。我就一个人睡在了外婆生前睡的床上，那也是我一生睡得最久的床。过年时我和妈一块上坟，妈的哭声使我突然悲从中来，禁不住泪流满面。 【后记】04年暑假我回国时还见了舅婆，她在3年前去世。 遗憾的是外婆未能留下一张照片。 ============================================= 原文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0217

　　几年前读到一则故事，说是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不久，一位军官看到附近的人家有自来水，就命令人把水管拆到他家来。我不知这是否真实，但至少对当时的现实是一个写照：台湾较大陆（大部分地区）先进，以及国民党兵的无知与蛮横。本来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下盼望着自己人的到来，等来的却是失望。“二二八”事件更是雪上加霜。 　　国民党关于共产党的宣传并不使台湾人完全信服。大陆“改革开放”后，许多台湾人到大陆观光、探亲，他们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决不会比国民党好。几十年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大陆的经济停滞不前，使多少无辜者受到迫害，更使台湾在大陆的亲人家破人亡。如果说这些事件促使想与共产党统一的人退却的话，千湖岛事件及其处理则使许多台湾人疏离大陆。 　　然而，迫使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还得归功于共产党的对台政策。本来，“两个中国”是明摆着的事实，就像统一前的东德和西德，现在的南韩与北韩。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大小（土地、人口）的悬殊。因为是“分裂”的中国（两个中国），才需要“统一”。可共产党却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居然有这么多人接受这一说法，足见“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为真理”。共产党的对台政策体现在指鹿为马上，也体现出她的愚蠢。以军事恐吓（演习）去针对台湾的选举，是愚蠢之至，帮了李登辉的大忙。 　　如果共产党真为中国的利益出发，“联邦”或“邦联”才是统一的真正出路（记得台湾响应过）。可她偏要一厢情愿地坚持自欺欺人的“一国两制”。现在整个中国还有几个人愿意受共产党的统治？连太子们都要往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跑。可却有许多人（包括已经“逃”往自由世界的人）要台湾往虎口里送。 　　有人说台湾维持现状不蛮好？为什么要独立？我们中国人向来是讲究名分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有一席（这不全怪共产党，与蒋介石有关），“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享受国家的“待遇”，其护照、国旗、国歌不受到打压，李登辉们便不会有多大市场。然而，她只能称为“不伦不类”的“台湾”。“台湾”什么？“台湾”地区？哪一国的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台湾国”。 　　题外话：有人说中国９７％的人赞成对台湾动武（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如何得来的。就象有些人指出的，独裁国家的民意测验是无稽之谈。即使是独立机构进行的测验，结果也同样不可信，因为老百姓已被洗脑，或是不敢说真话。有人已经注意到ＣＮＤ上的读者支持动武的比例很低，这并不是因为不同意动武的人都往ＣＮＤ跑，而是因为言论自由开放的ＣＮＤ使读者们有了自由思想的空间。 ======================================= 原文刊登在 2003 华夏文摘 cm0312a.

自尊，首先是自信，是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尊与一个人的学历、地位或拥有的金钱无关，与ＩＱ也无多大关系。自尊，不建立在家庭或社会环境之上。 自尊，是“自知之明”。自尊，意味着知道自己之所能，也知道自己之所不能。所以，一个有自尊的人能够“胜不骄，败不馁”：在成就和荣誉面前不得意忘形；在失败面前不灰心；在成就未得到肯定时能继续努力。 自尊，不是狂妄自大。一个有自尊的人，知道“人无完人”，也清楚“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因此，一个真正懂得自尊的人，也能尊重他人。 一个有自尊的人，能够欣赏他人的成果。他既不会妒忌别人的成就，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胜利而妄自菲薄。 自尊，不等于面子。一个有自尊的人，也是能够勇于承认错误的人。对善意的批评能够笑而纳之，对恶意的攻击能够泰然处之。 一个真正有自尊的人，能尊重别人，也必能得到多数人的尊重。 ======================================== 刊登在 2001 华夏快递 kd011128.

　　　　　　　　　　　　（一） 衡量两地之间的距离不再是里程，而是行车的时间。人们很少说：“甲地到乙地是１００英里或１６０公里”，我们更经常听见的是：“甲地到乙地大约一个半小时”。 　　　　　　　　　　　　（二） 衡量车速的快慢不是时速，而是与前后车辆的距离。如果前面的车离你很远，而后面有好几辆跟得很紧，你是开慢了。反之，如果后面没车，而前面的车离你很近，你大概是开快了。 　　　　　　　　　　　　（三） “难得看见美国人插队”这句话绝不适用于行车。 　　　　　　　　　　　　（四） 行车的速度如同生活的节奏，车速好比金钱。有些人悠然自得地行在慢车道上而不理会周围车流的速度，一路观赏美丽的风景；有些人只要可能就加快车速，使得一些后面的车辆也想跟上；更多的人是随车流而行：大家快我也快，大家慢我也慢。 　　　　　　　　　　　　（五） 行车的态度犹如处世的态度。有些人只要可能就插到别人前面，尽管被超者的车速并不慢；有些人用慢速开在快车道上，而全然不顾后面被堵的车辆。 　　　　　　　　　　　　（六） 从一个人行车的习惯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急躁的人喜欢开快车，行车谨慎的人在生活中多半也是谨慎的。 　　　　　　　　　　　　（七） 从行车的方式还可以推测一个人的品格。如果一个人在行车时常常注意给行人和车辆让道，他在生活中也应该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也很难想象一个开车时横冲直撞的人会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 　　　　　　　　　　　　（八） 一个地方的行车风貌能反映出那里的一般风貌。如果一个人的车开得不好时很少吃喇叭，要换道或拐弯时容易得到相让，那地方的居民普遍比较友善；一个行车没有秩序的地方，日常管理肯定也是混乱的。 2001年9月刊登于《枫华园》（ＦＨＹ０１０９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