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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君： 你好！你的观点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的看法，但对吴弘达先生的批评却有失偏颇，至少是缺乏理解。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既然是罪犯，就应当接受改造，强迫其劳动，使之自食其力，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对死囚的器官如何处置他们并不关心，有些人，尤其是急需器官的病人及其家属，还会认为，既然人已死了，器官用来拯救活人有何不好？ 然而，如果你站在“罪犯”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者你曾经有过吴弘达的经历，或者你和一些“罪犯”有过密切的交往，答案又会是怎样呢？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中的有些人比一些“好人”还好。几乎每一个罪犯都有一段故事，就说是刑事犯吧。也许他（她）由于正直或其他原因得罪了上司，“小鞋”穿得难受而出于一时怒气；也许他是孝子，是好丈夫，好父亲，为了让家人活得跟“别人”那么象样而又没有“别人”的路子；也许他（她）只是在帮助朋友时而不明就里，或出于朋友义气；也许他（她）是一位“梁山好汉”；或许他（她）只是一时糊涂，甚或是“本质不好”。我有一位大家一致公认为老实的同学，在假期中想跟别人一样赚点外快时亏了本。当他沮丧地回家时，偷了一位旅客的行李包，还没来得及下火车就被查获。按偷窃的价值量刑，他被判处七年徒刑（现在应当已经出狱）。 有过将近二十年牢狱之苦的吴弘达，对犯人有着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感情。因为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这里我没有把他和真正的刑事犯混为一谈的意思），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虽说出售死囚的器官（以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经验，我敢肯定这种事情不但存在，而且不会是极个别现象）拯救了病人，但从囚犯及其亲友的角度看，这种作法无异于硬性规定所有的人死后都必须捐赠或出卖其器官。 吴弘达先生认为，若不是因为“民族情绪”或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而又不是替中国政府说话的人都应该赞成他的做法，这未免太自信了。没有基督教基础的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把“犯人”和“一般人”同等看待，北京去长城路上的一个旅游点（是在一个山洞里，我已经忘了它的名字）把这点表现得非常清楚：每个在阳间有了过错的人到阴间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正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更何况是“犯人”。虽然出口劳改产品有悖于平等贸易原则，有损于贸易信誉，从而对长远的利益产生影响，但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出口劳改产品有利于中国，所以揭露和反对这种做法的人就是不爱国。也许你会说，如果没人揭露不就没事吗？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 吴弘达极力强调中国与中国政府的区别，其实在海外的很多中国人已经是这样做了。问题在于区分两者的界限应人而异，而且有些事情是无法区分的。至于“老老实实遵守这个法律的人很羞耻”（《华夏文摘》增刊第七十一期）的话未免太极端化了，太感情用事了。诚然，这个法律有很多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东西在里面，它的产生过程也不见得合法，而且他们一直践踏着它。比如最高权力机构成了“橡皮图章”，没有任何职务的人却变成了“领导的核心”。但是，一个国家总得有法，有一个让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在未能有更好的替代物之前，目前的法律就是这个准则。如果人人都以违反这个法律为荣，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也就无国可言了。我们应当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以法律本身为武器才能有效地完善法律，改变其不合理性。如果大家都拒绝对那些不合民意的候选人投票，“橡皮图章”也就不复存在了。 关于核试验问题，我部分地同意你的看法。的确，如果今天的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政府的话，核试验在中国人当中恐怕不会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因为人们都会相信它是用于对付外来侵略的，用核武器来弥补还不够先进的常规武器以增加其威慑力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现实的政府是一意孤行的政府，既然可以用枪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谁又能保证它在“异常情况”下不用核武器去对付更多的同胞呢？ 你说美国对中国并不友好，这恰恰与吴弘达的看法相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把美国和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混为一谈，因为美国是一个公认的民主国家，政府应当是代表人民意愿的。如果把每个国家抽象为一个人的话，美国就象是这个世界的首领（到目前为止）。她愿意为其“手下”排解纷争，并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只要不伤害其自身的基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为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少贡献。然而，她绝不愿意看到别人跟她平起平坐，更不愿让别人取代她的位置，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从这一年来的反移民浪潮到最近的Simpson Bill可见一斑。 另外，你把很多问题归为中国人口太多，我不以为然。的确，人口多是一个问题，但人口密度比中国高的国家比如日本并没有那些突出的问题，何况人口多也是这个政府造成的。如果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机制，早在五十年代就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对计划生育加以引导，并通过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今天的人口问题绝不会这么严重。这又谈到民主的话题上来了。如果有民主，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都可以避免。如果有民主，六四天安门惨剧也不会发生。如果有民主，季树源先生的《民主与国家》一文（《华夏文摘》第二四四期）中所例举的代价至少可以少付，尤其是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破坏将会遗害我们的子孙万代。近年来，水灾接旱灾连续不断，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如何使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各方仁人志士都在进行探讨，就象一个医疗小组在讨论对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案。有的提议用手术而达到根治的目的，有的则建议采用保守疗法。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治好病人，只是由于经验和个性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方案。我们既不该攻击第一种方案是想置病人于死地，也不应指责第二种方案无心治好病人。而应该相互沟通，根据医疗器械、医疗水平和病情的进展定出一条可行的方案来。总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中国，肯定是你我所盼望的。 谨祝 圣诞快乐！ 杨林　敬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日于美国 ================================= 原文刊登在 1995 华夏文摘增刊 zk95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