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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发生在赣东北农村。 　　因为我比别的男孩文静，不到五岁就被送进了我们家隔壁的小学。记得当时其它学校的学生来见老师时，戴着红领巾，先敬一个礼，我很羡慕。第二年文革开始，这种礼节渐渐地不见了。依稀还记得工作组、十六条什么的。不知为什么，对《毛主席语录》第一版某一段一直记得很清楚：“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有些人的手伸得特别长，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对文革有真正记忆的事开始于写在学校墙上的大字标语：“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倒刘、邓、陶”。 　　　　　　　　　　　　　　　　频繁的批斗会 　　刘少奇被定了性以后，每个村口都有他的泥塑像，塑像上挂着写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牌子。家中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四类份子经常被斗，成份较高的人如上中农也岌岌可危。我以为这些人真的很坏，恨不得“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得有一次闯进地主茅棚（他们早已被赶出房子而被迫住在村后山坡上的茅棚里）打破了他们家唯一可破坏的东西——一个鸡蛋。听说朱德也反毛主席，就赶忙把朱德的像片烧掉。总恨自己长得太小，好多活动都不能参加。尤其是看到红卫兵上北京去见毛主席，更是急得不行，相信很多大人也有这种心理。当时邻村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在精神病发作时就说要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反动集团” 　　大概是六九年吧，批斗对象已不限于四类份子，到处都有“反动集团”，人人自危。谁家都不准也不敢留“外来人口”过夜，哪怕是最亲的亲戚。上午还在批斗别人，下午就可能成为某个“反动集团”的一员而被斗。被斗者被各种刑罚折磨得无法忍受时会“招出”许多“同伙”，其中包括斗人者。不时地听大人们议论一些难以忍受的酷刑。“严禁逼供讯”的指示传达后这种紧张局面有了好转。 　　　　　　　　　　　　　　餐敬、献忠、破四旧 　　九大后，每家厅堂的正中都得有个“忠字台”，漆成红色，摆上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及《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曾经还有短期的“餐敬”，每家都有一张红字铅印的餐敬仪式：每餐吃饭前都要歌唱《东方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献忠，就是把家中的金银铜器献出去，谁也不敢不献。因为谁戴过耳环、镯子，用过什么器具别人都知道，如不主动献出而一旦被人揭发，甚至被家人说出去，就是不忠，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献上的东西按当时的价给回了钱，但听大人们说钱有短缺)。破四旧不只是破旧书，破庙堂(我们村的祠堂在文革中被改建)，几乎一切旧的东西都难于幸免。我们家房子上的一切木雕全被铲掉，石砖上的雕刻则由于铲除太费劲而用石灰抹平。 　　　　　　　　　　　　　　　几乎成为反革命 　　文革正在火热当中，每个村口都设有宣传台，台上摆的自然是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等，由小学生负责。路人必须读或听一段最高指示后才能经过。当我就在积极地宣传最高指示时，发现路旁丢有一张“忠字像”(五六寸大小的心形硬纸上印着忠字、毛主席像和向日葵，给小孩挂在胸前)，出于忠心，把它捡起来，却不幸被一阵大风吹下了附近的粪缸。马上就有人把消息报告到公社，要不是我的出身好，再加上当时写标语的人作证，“反革命”的帽子非给戴上不可，也就不会有今天。 　　　　　　　　　　　　　　　　背罪证游行 　　在文革最热闹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锣声，有时是文艺宣传队的，而大多数是批斗“牛鬼蛇神”的游行。老远就听到“只准敌人老老实实，不准敌人乱说乱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或者“敌人”二字换成具体的名字)、“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声，被斗者戴着高帽、挂着牌子、剪成阴阳头，嘴里喊着“某某是反革命”，“我有罪”，“我该死”等一些自辱的话。印像最深是批斗“富农婆”的游行，其“罪行”是不愿把板凳、洗脚盆和火铲借给贫下中农，于是她就背着这三件东西游斗。几十个村庄游到后来我的脚已经迈不动了。由于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人，我知道的就有三、四个。 　　　　　　　　　　　　　　　“打倒毛主席” 　　读初中时印象较深的活动是忆苦思甜，除了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定时讲课外，还经常请苦大仇深的老农民来忆苦思甜，但未尝过忆苦饭。真正使我害怕的是砍柴。因为我的年龄比其他同学至少小两三岁，看着别人半天就完成了任务，而我天黑了却还在路上。第一次听林彪反毛主席的文件传达非常的吃惊(文件是秘密地传达，公开舆论则使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说法)。到后来批林批孔时要写批判文章不知从何下笔，因为压根儿就不知道孔子是谁，更无法和林彪联系起来。高中快毕业时，一位同学说是在厕所里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而被开除，宣布开除他的批判会上，还有一位陪斗的“教唆犯”(教唆的方式好像是问他毕业后的去向)。我虽然从理智上烧了他的照片，但怎么也恨不起他来。几乎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另一班的一位同学，说是写了反动诗。 　　史无前例的文革已经结束了二十年，似乎已成为历史。然而，那场灵魂深处的运动多少还影响着我们爱与恨的情感，待人接物的习惯，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着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人的天性中恶的方面，应当是文明社会遏制、约束的对象。遥望今日祖国，正义、诚实、善良仍不得弘扬，虚荣、诈骗、嫉恨处处皆是。产生二次文革的土壤并不贫脊。昨天的文革给人们留下的恐惧和今天对不同意见的遏制与文革前的气候并无本质不同，一旦有合适的土壤，第二次文革并非天方夜谭。 ============================== 原文刊登在 1996 华夏文摘增刊 zk960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