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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ristian and a Freedom Fighter

普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进攻乌克兰?

国际上喊了几天狼来了之后,狼终于来了。普京于23日宣布承认乌克兰内的两个地区独立,继而出兵乌克兰。网上各种分析,有说是北约过于冒进,把成员国一直扩张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从而惹恼了普京,使普京出兵乌克兰。 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老虎惹恼了羊,羊能咋办?能逃多远逃多远。老虎惹了狮子,狮子也不见得会轻举妄动。羊无需惹狼,狼也会有理由吃羊。就好比那天垬要打弯弯了,理由是弯弯惹恼了x,你信吗? 分析如今的俄乌战争,得从俄乌之间的恩怨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为了工业化大跃进,致使农业减产,并向乌克兰地区强征粮食而引发的大饥荒。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从保守的100-200万到1千多万。从此,乌克兰与俄国结下不解之仇。 苏联解体之后,被划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三个地区一直是不稳定因素,其中有不少人有俄罗斯情节。乌克兰独立后,一直紧跟西方的白左,乌克兰经济发展缓慢,贪腐严重。从而使前述的三个地区有意回到俄罗斯。 2014年普京吞并克里米亚时,未打到首都基辅。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是俄罗斯的摇钱树,此管道穿过基辅,怕坦克与炸弹破坏管道断供。2015年普京决定修建俄罗斯直通德国的北溪输气管道,绕开乌克兰。2019年在工程即将完成时,川普签署制裁这条天然气管道,当天生效全面停工,此工程几乎报废。2018年川普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早餐会上就指出欧洲依赖俄国天然气的危险[1]。 2021年1月20日拜登上台后,第四天,普京就重新开工。 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在德法的周旋下,同时摄于欧美的制裁,普京也不想/敢进一步,就同意与乌克兰签了明斯克协议[2]。乌克兰也作了让步,给那两个地区有更大自主权。默克尔将这个协议视为重大外交胜利,大概是摆脱了美国,在协议签署中充当了老大角色。 然后,德国自费武功,停掉所有核电站,从俄国那里买油、气。等于把自己的脖子交给普京。再加上美国痴呆总统,把军队内大搞woke,在军队里插进一帮娘娘腔,整掉一批有能力的反对派,更在阿富汗撤军中显示其无能。又有垬的输血与撑腰,所以无所顾忌了。 乌克兰轻信欧美及垬的承诺,摧毁核武器,也是普京有恃无恐的主因之一。 图一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丹麦的国防部长刚刚在这个月初换上了个男的)。图二是德国联邦国防部的特别工作组。 刚刚要结束本文时,一位网友在电报群转了Tucker Carlson的一个短视频:注解是:西方危险地依赖普京的能源,使他有能力让欧洲和美国陷入经济萧条,普京有能力关灯。那么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从哪里获得这种权力的呢?“气候人”给了他这种力量。说到气候人,今天看到气候大使John Kerry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的推文:“Kerry: ‘I hope President Putin will help us stay on track’ with ‘What we need to do for the climate’”。难道人命不比一点大气排放更重要? 另一位网友转了一篇去年底的文章:“The Russian Window”。该文分析了为什么普京选择现在打乌克兰。与我的直觉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简而言之,普京选择此时打乌克兰,是因为他卡住了德法等欧洲国家的脖子,而且其国防力量根本不足与俄罗斯抗衡。美国在败灯治下,军队忙于woke、强制疫苗、LGBTQ而被搞得乌烟瘴气,去年从阿富汗的撤军所造成的灾难无人担责,充分暴露了无心、无力与其对抗。 有网友问,这些是普京敢打的理由,那他想打的理由是什么?大俄罗斯梦一直是普京所追求的。而且俄罗斯虽然国土辽阔,但都在北极附近,不适宜居住与耕种。而乌克兰是粮仓。 图一:西欧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 图二:联邦国防部的特别工作组 引文链接: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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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锁的八孩母亲探讨拐卖人口的根源与治理

最近江苏徐州丰县的八孩母亲被锁链囚黑屋这一事件,成为多国媒体的头条。八孩母亲哭诉“这个世界不要俺了”[1]牵动了网民的心。在政府每年以数千亿的钱去援外,以数亿计的钱去办冬奥会、买运动员、兴建各种面子工程的时候,居然还有大批村落只能靠“买媳妇”才能延续后代。这其中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一、拐卖妇女的昨天与今天 中国被普遍关注的贩卖妇女事件,大概是八十年代女研究生被拐卖[2]。拐卖妇女儿童当然不是八十年代才开始有,我曾读到一个女孩在七十年代被亲哥嫂所卖的故事。只是在八十年代研究生还比较稀有,女研究生就更少,女研究生被卖才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 据谢致红、鲁贾生引述官方数据,并进行实地调查而合著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3]所述,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万8千多名,年龄最小的13岁,可谓耸人听闻。 反映拐卖妇女的电影《盲山》,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有人问《盲山》的导演李杨,“您觉得这部电影是对现实的还原还是放大?”李杨答道:“缩小了。比这个惨烈的故事多得多。有的被拐卖的妇女常年不给衣服穿,锁在一个窑洞里,就当一个性欲机器。有的激烈的反抗,买家又把她再次卖给别人。因为降不住,几次被转卖,还有的一家几个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 前不久自杀的男孩刘学州也是被拐卖,只不过卖他的是其亲生父母。被拐卖的女孩子不限于成人,也有小孩,比如12年前发生在九江的“一男子囚禁4名养女 禁室锁女童培育‘童养媳’”[4]。从她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以及一共有4个女孩来看,“培育‘童养媳’”绝对是鬼话。 另外还有曝料,和八孩母亲同村的一名女子境遇更为悲惨,被长期用铁链锁着,已不能行走[5]。 贾平凹也写了一本小说《极花》,取材于贾平凹一个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小说主角胡蝶被拐卖到西北乡村并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她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被解救,可回到城市,胡蝶难以接受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和非议,也无法割舍与儿子的亲情,无奈之下选择重新返回山村,回到曾拐卖他的“丈夫”身边。贾平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的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他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失了。” 他的话被媒体解读为帮拐卖妇女洗地。其实,他的话只是道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买被拐妇女做“老婆”是传宗接代的唯一方法。有些评论说,那种村子,消亡就消亡吧!可是,如果你站在那些村民的角度看,一生没有女人,绝后代,那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怎样绝望?让那种村子消亡,是不是让他们行尸走肉地“活”几十年,然后像一只老鼠那样死去? 二、拐卖活动为何如此猖獗? 为什么拐卖妇女的事情一再频繁发生?对拐卖人口者的处罚过于轻微当然是普遍存在的主因之一。澎拜社的文章《走出盲山:关于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建议》[6]就提到,“单纯的收买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只三年有期徒刑”。据网友披露,买媳妇被判刑的唯一例子是被卖者是上海某局长的女儿。如果公安部门从一开始就严惩所有拐卖、收买者(虐待、强暴另加刑),八孩母亲的惨剧就不会出现。 一个村往往不只一个女人是被拐卖来的,根据《古老的罪恶》的披露,徐州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几年内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和四川被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岂止一个村的人同谋,邻村、上级不知道吗? “杨某侠”被囚禁、强暴达24年之久,生下八个孩子。(地方)政府和媒体做了什么?八孩的生父、强暴施行者董志民不但没有得到惩处,还摇身变“网红”,还上电视为“大汉雄风”的婚礼主持人及金翔装饰公司代言[7]。这是什么信息?董志民的暴行不但不违法,反而光荣! 八孩母亲被曝光之后,有人试图进入董家集了解真相,帮助受害者,却发现有几百名警察在“保护”着董家集,外界人士无法接近。网民上传互联网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夜色中,多名警察阻挠网民进村,其中一名戴口罩的警察以“坐牢”威胁网民:“你们这个力量算啥?闹不起来,掀不起风浪,特别是你们几个挑头的,你一旦挑头,你就被抓,你就要坐牢,我明确跟你说,你以为你是什么?我们现在上百号警力在戒备……”[8]。 我大胆作一个推断,董志民不是丰县的第一个收买、囚禁、强暴妇女者,在董家集也不是第一个。如上文所述,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万8千多名。董志民多半是有样学样,只不过手段也许更加狠辣。其长子对母亲多年猪狗不如地囚禁着没有觉得不妥,对曝料人发信威胁,说是损害了他母亲的名誉。从这样的反应来看,年轻一代也可能走上同一条路。 董志民所犯的罪,不是他一人所为,不只是董家集一个村的人做帮凶,因为上百名警察就不是一个村一个镇能够调得动的。甚至也不是丰县能罩得住的,媒体不报、微信删帖等远远超出了一个县的权限。那些包庇、协助董志民的各级官员不只是帮凶,还是教唆犯。董志民能够毫无廉耻地站在电视镜头前作代言,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据徐州市政府的通报,他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董志民也许还觉得冤枉。 不知法不能为其罪行开脱。但那些长年包庇、教唆的官员又该当何罪? 写到这里,我想到美国的黑命贵运动。自从2020年民主党给惯犯Floyd下跪以来,全国暴力犯罪直线上升。尤其是深蓝州深蓝城市,如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2021年的暴力事件较2020年将近翻倍,执勤中被打死的警员也将近翻倍。有些罪犯是惯犯,另一些是被多年的福利及放纵而成就的罪犯。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人。如果不是多年来liberal们的教唆与放纵,他们本可以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董志民们又何尝不是被教唆、放任的结果?《中国式拐卖人口》[9]一文也指出政府的与拐卖妇女儿童成为伙伴关系: 然而,当局《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竟然是“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口迁移手续”。前方拐卖者们在肆机而劫、拐、骗,后方地方政府在等而待之、守之、妥善安排之,这一条龙服务操作,配合的真天衣无缝!一方是罪犯,一方原是惩治罪犯的地方政府,他们几时起成一伙的了?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写了一篇《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的文章[10]。这篇文章从标题上看就不明觉厉,令人振奋。他以法律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打击不力,导致八孩母亲的存在并生活在地狱达24年之久。文章的结尾不点名地抨击了贾平凹的话,并引用拉丁文来点题:“有作家曾经认为如果打击拐卖现象导致村落消失怎么办,对此我的回应是一句法谚【不是法语,杨林注】: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里的“天塌下来”指的就是那些村落的消失,这里的“消失”不是迁徙,而是灭绝。难道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任由他们收买、囚禁、强暴女人,要么让那些村落灭绝?当我们伸张正义时,难道不应该为那些还没有犯罪的人考虑一条后路?当政府每年以数千万亿的钱去援外,以数亿计的钱去办冬奥会、买运动员、兴建各种面子工程的时候,有些村落却穷到这个程度,以致于必须通过犯罪才能解决性需求与繁衍后代?当若干年后谈到那些灭绝的村落时,我们心中没有愧疚吗?当我们在歌颂盛世,却有一些村落因为无钱娶老婆而灭绝,这是怎样的盛世啊! 当我们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时,如果不能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再雷霆霹雳的手段也只是权宜之计。我不是反对罗翔就这个问题在法律方面的分析,而是罗翔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也许他有难言之隐。 2003年因为孙志刚案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当政府可以用任何借口驱赶“外来人口”,一个人在城市工作只能暂住,城管可以随意对待商贩,甚至春节回乡都被冠以“恶意“时,“流浪乞讨人员”的处境真的改善了吗? 这次曝光的八孩母亲事件,也许会引发一些改变,使庇护、帮助、教唆拐卖的人员会收敛一些,也可能会处理一些相关案子。但是,如果农民的迁徙权不能保证,大把的钱还是用于买面子而罔顾民生,那些处于绝望的人们还会以其它形式报复社会。若干年后人们再来呼吁解决xx问题。 三、从根子上治理拐卖现象 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21章16节写道:“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从根子治理拐卖现象,严惩罪犯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措施,这是其一。其二是建立类似于美国Amber alert之类的系统,让全民帮忙监督拐卖/走失人口的现象。摄像头的分布也必须把拐卖/走失人口现象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网上一篇署名为邱开冒的文章《丰县铁链下的性奴,呼唤一场废奴运动》[11],直接把丰县被囚禁、强暴女人直接称之为性奴,是非常贴切的。但“废奴运动”不只是惩治一些奴隶主就能解决问题的。西方的废奴运动之所以成功,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奴隶主的觉醒。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石门坎的苗族从地狱到天堂,再重新坠入地狱[12]。这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要从根子上解决拐卖问题,除了严厉打击拐卖、囚禁、强暴妇女之外,必须解决贫困地区的就业问题以及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也就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活着有盼头。最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自强,自觉抵制拐卖活动。观念的改变,除了改善教育条件,更重要的是让福音自由进入。石门坎从“地狱进入天堂”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这是其三。 那些村为什么贫困?我在网上稍微搜索了一下,没能找到具体的原因。整个丰县的人均GDP在富裕的江苏省位于下游,丰县在2016年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对于贫困地区,国家有所谓的“扶贫”,但很多扶贫款大多进了个人钱包,即便到了扶贫对象的手里,往往也是起了反作用,因为简单地给钱只能促长“理所当然伸手要钱”的心理,人会变的更为懒惰,人心更加败坏。以前外地人到农村遇到麻烦,通常能够得到帮助。即便不愿帮助,一般也不会趁火打劫。但从最近的一些报道来看,趁火打劫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全国逐步城市化的今天,他们如何能够融入城市,户口制是人为第一屏障。各种资源的严重倾斜,使贫困地区的居民得不到好的教育,进入城市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不能在城市安家,子女和父母分离,从而得不到父母的管教,一代代进入恶性循环。所以,移除人为的城乡屏障,让人们自由迁徙,是解决贫困地区,让他们“消亡”的必经路径。这是第四。 只有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在根子上治理拐卖妇女儿童,完成废奴运动。 引文的链接: [1]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https://twitter.com/i/status/1489884607126278147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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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过年

自从出国之后,每次回国基本上都是暑假期间,因为孩子们也要一起去。2015年回国过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带着老大和她的一岁多的儿子,妻子没有回去。妻子的侄子(Q)替我们在机场附近订好了旅店,第二天直接把我们送到老家。 刚出上海,就遇到大堵车。Q一查,说是因为雾霾,前面的高速被封了。在老家等我们吃晚饭的朋友2点左右给我打电话,问我快到了没有,我说还没出杭州呢!他问我“你不是说一早就会出发吗?”“我是一早就出发了,可刚出上海就封路了”。封路的原因是怕出交通事故,因为如果出了大的交通事故,有关负责人要被追责。雾霾和浓雾一样,会影响视线,掌握方向盘的人减速慢行是起码的常识。如果发生事故,自然是肇事者及保险公司负责。 当官的责权不明,或者责权混乱,也算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很多事情该负责的不负责,比如毒食品、毒奶粉、无效疫苗、拐卖人口、各种诈骗、司法不公等,本该是政府监管的责任,却无人被追责(或者抓几小人物糊弄一下百姓)。最近更是听到百姓存在银行的钱不翼而飞的事,银行可以不负责,理由是被前雇员私吞了。而百姓莽撞驾驶,却要政府负责。 第二天我去另一个城市,刚上路不久,高速又被封。这次是因为雾,不是雾霾。还好,没有全封,但还是让饭桌上的同学等了我不少时间。 一个亲戚送来一只猫头鹰,算是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可我和女儿却不领情,让他拿回去放生,但估计它还是会成了他人的盘中餐。 老大虽然是七岁多才出国,也经历过炮竹。但那时的炮竹最多也就是一尺多长,烟火有一两个就不错了。现在的炮竹好几米长,烟火是一箱箱的放。她回去过年的第一大感受是,炮竹太多、太吵闹,而且影响空气质量。 最奇葩的事情是劝架。大年三十的中午,母亲说趁我在家,邀请村里几个曾经帮过什么忙的人吃一餐饭,以示感谢,其中有村长及在县里当个什么小官的人(以后简称“小官”)。我们村本来不大,总共才100多人,但八十年代不记得出于什么原因分成了两队。村长是我们这个队的村长(也许应该叫队长),小官是另一个队的(但队长当时不在)。他们之间有一些利益冲突,面和心不和,席间谈到村子里的一座桥。那以前一直是木桥,每年洪水冲垮之后会重搭。河那边有山林和田地,还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后来因为通了车,而且有些田地已荒废,这个桥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况且河水小的季节大人可以徒步渡过,水大时可以绕道,也就是多走2公里左右。 通往县城的路要翻过一座山,叫做由义岭,如今是县城的主要休闲爬山的去处。爬山的人会到我们村或临村的农家乐吃一餐中饭,然后坐车或徒步回去。没有桥,不只是不方便,还会影响村里一些农家乐的生意。 小官从上面弄了一笔钱来造桥,村长以“风水”、为村民安全着想为由不让造,给小官带来了经济损失,具体一些细节记不清了。小官能够接触到村民的检举信,就说某村民(H)检举村长私吞了退耕还林的钱。这一招既指出村长的污点,也挑拨了村长与那位村民的关系。正说着,H正好从门口经过,我的母亲不知就里,喊H进来坐,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H一走进来,村长马上过去对H大动拳脚。H个子小,比村长年纪大,自然不是对手。我赶紧上去抱住村长,从家里到门口,一直没有松手。H大概为了面子,又看到我抱住村长,一直没有跑开,两人对骂着。期间也有村民来劝架,其中一位刚刚在杀鸡或是切肉,手里还拿着菜刀,我赶紧把他的菜刀拿下,以免造成误伤。我的皮夹克因为劝架被扯破。 后来H叫来了警察,主要是做笔录。但警察没有找我,好像是让我弟媳妇挡开了。他们如果来找我的话,我多半会说实话,虽然会给父母与村长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警察当天还来了第二次,但被村长的哥哥给挡回去了。我当时和家人说,要是在美国,谁敢干预警察执法,会立即被铐起来甚至当场击毙(自2020年五月份以来,警察已经不敢这样执法了,如今是犯法者比执法者还理直气壮)。不过,听说村长的哥哥后来还是被抓去了几天,因为H的女儿(或者孙女)跟某局长有关系。 H也去小官家中闹了一场,因为是他公开了H的名字。据说后来村长也把退耕还林的钱还给了村民。 中国政府给百姓的一点好处,不会直接到达百姓手里,而是通过一级级的往下发放。其结果往往是一级级的克扣,到百姓手里已经所剩无几,甚至没有了。底下的人拿不到钱就骂贪官(“上头的政策是好的”)。殊不知,上头这样设计是故意的,以便一级级能得到好处。唱的是为百姓着想,实惠却归于当官的。当官的心知肚明,自然会维护体制;而百姓以为制度好,也维护体制。百姓有怨言了,治几个“贪官”,上方得到了好处(贪官的财富),还赢得名声。虽然百姓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下一个顶替的也许还是更贪的官。苏绰的治官之道真是妙不可言。 这次回国期间,不是霾就是雾,也没能去什么地方。除了体验了一下回国过年的气氛,满足了父母的心愿,还赔上了一件皮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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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年,兼谈历法

中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年”的传说。古时代有一种叫“年”的怪兽,每当除夕的时候,出来吞食牲畜并伤害人命。后来,有一老人发现“年”兽害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于是,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 地球绕太阳公转带给大地的四季循环,生活在任何地域的人类都感受得到。中国新年,在立春前后。立春一过,在南方马上就可以看见树枝发牙,梅花开放。一个寒冷而死气沉沉的冬天的过去,温暖又生机勃勃的春天的到来,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至于这样一个周期为什么叫“年”,而英语为什么叫year,俄语叫год,西班牙语叫año,希腊语叫έτος,恐怕是无从考究的。 另一种说法将“年”换为“夕”,说夕是怪兽,所以大年三十叫“除夕”。但根据说文解字,在甲骨文中“夕”和“月”是同一个字,都是半个月亮的象形。“夕”的造字本义一般认为是月亮刚出现时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傍晚、黄昏。后来引申指夜晚。再引申为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至于为什么用对联、爆竹和灯火来庆祝新年的到来,倒是可以作一番探讨的。 爆竹,顾名思义,就是烧竹子发出的爆裂声。生竹子燃烧时爆裂声,会吓着孩子,甚至大人也会躲开。人们以为鬼怪也害怕。所以爆竹作为新年驱魔赶鬼的道具。我们那一带过年前有“扫尘”的习惯。扫尘,就是大扫除,把一个家的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以迎接新年的到来。人们大概以为烧爆竹把家中的晦气也能赶走,来迎接新年吧。而用火药制作的“爆竹”,则开始于宋朝。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红色?应该与太阳,火、血有关。一种说法是,人出于对火、太阳的崇拜和对鲜血的敬畏,他们认为红色具有强大的力量,代表生命与希望。然后,就到了疯狂崇拜红色的周朝。据说周朝有一个有名的术士,他在原来“五行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德说”,获得了天子的赞同。这个术士掐指一算,周属火德,于是乎,红色变成了高贵的代表色。之后各个朝代根据“五行说”和“五德说”都有相应的颜色(但皇族主基调都以红色和黄色为主)。于是,红色在平民百姓中也慢慢流行起来。 春联属于楹联的一种,以其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中文所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也是长期延续下来的一种风俗文化。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春节增加喜庆气氛。宋代王安石的“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道出了春联和桃符的关系。虽然第一幅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早于王安石的春联,其作者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位云阳人,名叫辛寅逊。 春联,起源于桃符。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着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所以,清代《燕京时岁记》上说:“春联者,即桃符也”。楹联还有一条规矩,上联以仄声为末字,下联以平声收尾。 中国的历法与二十四节气,据说公元前104年就已确立。只是“月”并不为“年”所整除,而且一个月也不是简单的30天。如何使历法准确地反映月和年的关系,并预测或月偏食、月全食,日偏食、日全食等现象,一直是各国“天文学”研究的课题。一直到十六、七世纪,准确的天文计算才在欧洲确立。现在通用的阳历(Gregorian calendar)也就在十六世纪末才确立,汤若望来中国的前二三十年。 中国现在用的农历,是明末清初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修订。汤若望明末来到中国,熟悉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之后,发现中国农历中的很多天文现象有误差,于是向崇祯帝提出重修,并得到首肯。修历刚开始就经历了战乱及改朝换代。到了清朝,顺治帝也为汤若望的知识所折服,同意修历,并把新历法称为“时宪历”。 顺治帝20几岁就死于天花。鳌拜等辅政大臣把持了朝政,提出了“率祖制、复旧章”,废除了清政府入关以来的多项政策,传教士所定新历也卷入其中。几位支持修历的大臣被斩首。据说,汤若望即将被斩首时北京发生地震,使鳌拜一伙慑于天意没敢下手。后来康熙掌权,才重新重用汤若望,并为支持修历的人平反。 阴历(或称农历)是按照月亮的圆缺即朔望月安排大月和小月,一个朔望月的长度是29.5306日,是月相盈亏的周期。阴历规定,大月30天,小月29天,这样一年12个月共354天,阴历的月份没有季节意义,这样一年就与阳历的一年相差11天,只需经过17年,阴阳历日期就同季节发生倒置,譬如,某年新年是在瑞雪纷飞中度过,17年后,便要摇扇过新年了。使用这样的历法,自然是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的,所以我国的阴历自秦汉以来,一直和24节气并行,用24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并每几年增加一个月,称为闰月。 闰月是如何确定的?这得从二十四节气说起。二十四节气又可分为”节气”和”中气”二组:古人把从冬至(北半球白天最短)起每隔黄经300为一中气,一年有12个节气,12个中气。所谓黄经300,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除以24。粗略地说,就是地球公转15度。每个位置12节气把一年分为12个节月,每个节月各有一个节气和一个中气。节气是节月的起点;中气是节月的中点。传统历法对于日序和月序以及大月、小月、平年和闰年,需要逐年逐月的推算,国家设有专门的机构从事历法的推算。汤若望修订的历法才能准确的推算多年的大月、小月、平年和闰年。 每月的初一是月朔,十五为以望月(满月),30天为大月,29天为小月。没有中气的月便是闰月。它前一历月为几月即为闰几月。例如,2021年的闰月出现在农历四月之后,因而叫它”闰四月”。如果这样比较难懂的话,我有一个比较好记的,但不够准确的办法。如果农历的日期与公历的日期接近20天了,那就差不多需要闰月了。比如,2021年的四月三十是公历的5月22,相差22天,如果不闰月,下个月就会只差20天(闰四月29天,公历5月有31天)。 公历的月不再与月亮有关,虽然英语“月”(month)的词根也是月(moon)。后来为方便起见,而改为简单的12个月,此月不再是彼月。公历每四年在2月加1天,每400年少加1天,这个大家都知道。阳历虽然没有二十四节气,但有月望月塑(阴历的月份);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只不过名字不同。他们的夏天是从夏至开始的,秋季从秋分开始,比我们晚了半个季节。 今年的阴阳历之间有一个偶合,如果不是千年难遇的话,至少是百年不遇,那就是“连续”三个月的第一日重合。2月1日是正月初一,4月1日是三月初一,五月1日是四月初一。中间跳了一个月,这已经是最难得的了,因为真正连续三个月重合是不可能的。 这里顺便介绍犹太人的历法。犹太历的正月比中国的一月又更晚一点,而新年却立在七月一日(吹号节)。犹太历也是阴阳合力,地球围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月亮围地球一周为一个月。 神为以色列设立了七个节期: 逾越节:犹历正月十四(一天),阳历在三、四月。 无酵节:犹历正月十五至二十一(七天)。 初熟节:犹历正月十六(一天)。 五旬节:犹历三月六日,阳历五、六月。 吹角节:犹历七月初一(一天),阳历九、十月。 赎罪日:犹历七月初十(一天),阳历九、十月。 住棚节:犹历七月十五(一天),阳历九、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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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随感(下)

五、强推疫苗为哪般? mRNA疫苗研发的时间不到一年,测试的周期更短。即便这么短时间的测试数据,还要等75年之后公布:FDA Says It’ll Take 75 Years to Fully Release Pfizer Vaccine Data。 关于专家对疫苗的负面评价,这里再补充两条。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Luc Montagnier教授认为,新冠疫苗会产生新的变种:Covid vaccines creating new variants, says Nobel winning scientist Luc Montganier。最近世界卫生理事会呼吁立即停止Covid-19实验性疫苗:World Council for Health Statement on Covid-19 Vaccines。理事会还声明,任何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些注射剂的制造、分销、管理和推广都违反了普通法、宪法和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以及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和其他国际条约。 另外,补充两条疫苗与心肌炎关系的最近发现。1. 香港的研究发现,心肌炎的发病率明显与新冠疫苗正相关:New Hong Kong study finds a 1-in-300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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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随感(中)

三、有毒的疫苗 上一节提供了官方的数字,说明疫苗无效,甚至导致心脏病。美国今年死于心脏病的比2019年高出至少24万。不敢说全部,至少20万与疫苗有关。在这一节里,我罗列一些由疫苗引起的严重症状或死亡的实例,都是可以验证的。 “大多数华人都已经打了,基本上没感到有严重的短期副作用,也不想知道长期副作用。我的好朋友的儿子,3、40来岁,本来很健康,打了辉瑞第二针后,得了血栓,抢救过来捡了条命,但是身体很不好,心脏也有病,只有半条命。做飞机这辈子别想了。这不是我网上看到转发的,是真的事情。第一次得血栓时在急诊室,护士跟他说,现在我们有经验了因为我们见的多了。还说extremely rare? 后来心脏病去医院,护士又说,像他这样的病例越来越多,但是她们不能啃声,不然丢掉饭碗。这是什么世道?“ “我的朋友对疫苗做了很多研究,告诉她儿子不要打。她儿子很左,背着她打。结果打了后第二天医院打电话叫她去,因为他儿子没结婚,她儿子一见她,马上说,‘Mom, you are right’。我的朋友马上泪崩。“ “这过去3个月里,我知道的的就有2个30-39岁的校友睡梦中走了,心梗。都是男性;1个Dallas 29岁的女博士booster之后发烧一个礼拜心脏问题走了。反正,出事了,疫苗神教来一句,‘人家发生意外不幸你们却用来反疫苗’,‘不要捕风捉影讨论隐私’,etc,就被当成偶然意外shutdown讨论了。如果这两都不承认与疫苗有关,那么就是我母校30-39岁这个年龄段,这几个月意外死亡高达几千分之一。偏偏方式都是住的地方突然猝死(从方式而言属于心源性猝死的概率很大),偏偏就这么巧?“ ”我妈本身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但平时用药物控制着 问题还不大 自从7月份打完疫苗后 三天两头的心绞痛,还头疼。以前还能帮我做一些家务这一两个月,稍稍劳累一点就不行,有时连饭都吃不下……这些都是这一两个月才这样的。而我自己本身对冷空气过敏,也是7月份打第一针,8月3号第二针,就这一个出现类似偏头痛症状。以前都没有发生过,痛的时候头皮会肿起蛮大软包,头晕头疼,没办法做事。打疫苗之前完全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才怀疑到疫苗上” “我周围打疫苗出事的何止一个,原先带我父母去查经去老年中心十几年的一个弟兄,打完第一针疫苗后打电话给我父母,说打完第二针就会去看他们,结果从此就没声了。我父母正纳闷呢,后来别的教友就告知他打完第二针后两个星期就过世了,是急性白血病。我父母原来都是医生,觉得这事不可思议,白血病不是一两天发生的,体检验血的时候怎么没查出来呢?后来上网一查,韩国有好些个高中生打疫苗引起急性白血病,正打官司呢。 我老公的干嫂嫂,原先很健康,打完第二针几个星期之后开车出去旅游,回来的路上胸口疼得晚上睡不着觉,就去ER。ER的医生说没事把她打发回旅馆,她回去后还是疼得不行,又去ER,这次做了个MRI还是个cat scan,照出心血管堵塞,所以就开了刀动了手术。后来回家没几个星期,又堵了,又进医院,这辈子不知道还要因此进多少次医院。“ ”学校说如果打了两针疫苗就不用隔离,直接回校,但我家孩子打了一针疫苗就大量的流鼻血了几天,还眼睛发炎,不敢打第二针。不过验抗体已经比打两针的多。现在这情况都不知道向谁投诉” 以上例子是微信或电报群里网友的叙述,征得同意而引用的。也有网上可查的实例。比如,17-Year-Old Girl Dies Of Cardiac Arrest Weeks After Receiving Pfizer COVID Vaccine,Parents of Vaccine-Injured Children Speak Out: ‘The Guilt I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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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随感(上)

武汉肺炎,如今官方名字叫新冠肺炎,英文名COVID-19,自从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迄今已经整整两年。围绕着防疫、抗疫、病毒源头,封城、用药、强令口罩、强令疫苗,演变成一场政治抗争。 一、染疫 八月初的周末,我们随着一帮年轻人去Santa Barbara 附近的Lake Cachuma露营,回来的当天妻子就感到不舒服,发烧。第二天(星期一)她居然照常去上班。一到学校,学校负责人就让她回家并检测冠毒,她拖到傍晚才在我的催促下作了检测。第二天早上检测站打来电话,说是阳性。她得到阳性的结果后,马上告诉露营的朋友,他们检测都没有问题。后来妻子说,是露营前她的打了疫苗的同事传给她的。她恢复得挺快,到了星期三就基本上没事了。本来检测站告诉她星期一可以去上班,但后来CDC打来电话,说是星期三才可以去上班。 星期一晚上开始我也觉得不舒服,发烧。去作了检测,15分钟后就得到了阳性的结果。我的体温在星期五恢复正常,但喉咙还是不舒服,食欲也不太好。到了周末,喉咙已正常,但食欲不振加上一点头疼,一直持续了好几天。到了星期五,情况变得更糟,没食欲,头疼,心悸。晚上睡觉稍微盖一点就发热,但体温正常;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着,到了天亮才开始睡了一觉,醒来已是11点多,也不想吃。喝了一杯橘子汁以及一丁点坚果,晚上稍微吃了一点。星期天早上吃了一个牛角面包及一杯牛奶。星期天晚上我恢复了正常。体重掉了6-7磅。 我们一直没有打疫苗,最初主要是出于几点考虑:一、我向来不跟风,对新鲜事物持审慎的态度。况且疫苗还没有通过的审核批准,mRNA疫苗的后遗症还不得而知;二、关于疫苗的副作用方面的消息,一直被主流媒体屏蔽。我对于不让公开质疑的事情都持有非常怀疑的态度,因为科学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中进步的;三、我们认识一些染过病毒的,并没有出现意外,其中有100多岁的老姐妹,名人有约翰逊、川普、朱利安尼等。诚然如此,在前面的半年多里,我也没有在微信的朋友圈上转贴反疫苗的文章。 有朋友问我不接种疫苗是不是因为川普号召不接种疫苗?这简直使我无语。我不知道他们看的是什么新闻。川普一直是提倡接种疫苗的,他有些好大喜功,疫苗是他任期内研发出来的,算是他的政绩之一。他在八月份的Alabama集会上还号召大家打疫苗,遭到不少会众的嘘声。他连忙解释不是强制。 二、失效的疫苗 随着接种疫苗的人越来越多,发生的怪事也越来越多。一、接种后的不良反应,时常听周围的人提及,有些反应挺大。接种的不良反应,以前的疫苗也发生过。但这次的不良后果都被主流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屏蔽。有些人接种疫苗后心脏出现问题甚至死亡,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二、接种疫苗后照样还会被感染并传给他人。三、接种一针后又要接种第二针,后来又说还要继续第三针。现在看来还要接种第四、第五针……。 疫苗自问世以来,其目的就是预防被某些流行病的感染。比如,天花、疟疾、小儿麻痹症、麻疹等,曾经在世界各地流行。如今几乎绝种,就是疫苗的功劳。疫苗就是使接种者对特定的病毒产生抗体,而不会诱发疾病。即便现在Google英文的vaccine,头条就显示: A substance used to stimulate the production of antibodies and provide immunity against one or several diseases, prepared from the causative agent of a disease, its products, o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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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夫》引发的另类思考

几年前在一个微信群上看到一篇介绍王国斌的油画《我的前夫》的文章,当时群里几个人的发言大抵与文章中的观点一致。而我却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最近因为整理《另类知青的回忆》,就趁热打铁,把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想法写出来。算是《另类知青的回忆》的番外篇吧。 从油画中能看出新郎的年龄比新娘大,至于新郎的文化程度似乎无关紧要。新娘的文化程度也无人关心,只要知道她是从某个城市下放到当地的知青(也许就是初中文化),这就够了。我突发奇想,要是我早出生五六年,或者就跟我同学中的老大哥那般年龄,然后姻缘巧合,娶了那位在我们村教书的上海知青,大概也是跟油画中所描述的那样吧?一个傻不拉几的农村后生,娶了一位高贵的上海小姐,尽管我当时的文化水平及智商远在她之上。 油画之所以给人震撼,显然不是年龄的差别。农村的人本来就显老,也许新郎比新娘大不了几岁。年龄的差别再大,也比不过82-28配吧?唯一横在新郎与新娘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是,一个来自城市,而另一个是乡下人。为什么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如同地狱与天堂? 五个月前在文学城上有一篇题为“被审查的微信插图:油画《我的前夫》哭倒无数知青!“(以后简称”哭文“),历数女知青下放在农村的悲惨境遇,这大概也是绝大多数人看到油画后的感想。我无意批评”哭文“的作者,毕竟现实的环境如此。我也为那些”哭文“中例举的女知青在乡下的遭遇深表同情。她们有权力控诉那场迫使她们离开父母、离开恋人、离开熟悉的环境、离开舒适的生活,被驱赶到一个陌生而恶劣的环境,干那些辛苦又低等的农活。 以我读到的回忆录及文学作品来看,被知青抛弃的农村女子要多得多。李春波的歌曲《小芳》之所以流行,是一个佐证。我上网随便查了一下,就能看到一些男知青回忆他们为了回城而抛弃乡下妻子的故事。这些回忆基本上都带有忏悔的性质,其中一位知青谈到他的妻子主动提出与他离婚。还有不少抛弃农村的妻子,就像油画中的女知青(“前妻”)抛弃“我的前夫”那样而心安理得的?我也不想谴责那些抛弃乡下妻子的男知青,他们也是时代的牺牲品。 在回城与乡下妻子之间只能二选一,古今中外,只有在罪恶的制度和荒唐的年代才有的事。即使是户口的发明地苏联也允许妻子随夫。我再次把自己代入到油画中,或者把油画中的男主角想象成有文化高智商的人。他一辈子也无法离开那片土地,却因为娶了城市姑娘而“幸福”。他的命运就是永远被困在那片土地上,没有几个人认为有什么不妥,反而为他娶了城里的姑娘觉得不公,为新娘叫屈。 在中国古代,农民至少还属于上九流。在其它国家,也没有听说农民一出生就被钉在他的出生地。从清朝到民国,“田赋”与田地的好坏挂钩,总数额低于收入的5%。共产党收的“公粮”(含土地税和农业税)不顾田地的好坏搞一刀切,数额超过25%的农业收入(幸好这个数额在一九六五年定了下来,在以后几十年增产不增税)。 “困难时期”,饿死的都是农民;干部养不活了,就“劝”他们回去当农民。文革搞乱了城市,青年学生无事可干,又把他们丢给农民。农民不只是韭菜,也是白鼠,几千万人的饿殍仿佛是蚂蚁,是赶英超美的试验品。他们还得随时供养城市里多余的游民。有人说他们是新时代的农奴,我认为他们连农奴都不如。 虽然农民如今不用交农业税,但他们比以前更难走出去。到八十年代初,至少高考分数还是全国一致。所以,那时候考取大学,包括重点大学的农村孩子并不少见,出国的人很多。现在的农村孩子要考取重点大学(如今叫985及211大学)是难上加难。按照官方网站关于各省命题的说法,倒是冠冕堂皇,说是让教育资源不足的地区以同样的分数与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竞争,这样对教育资源不足的地区不公才各省分卷。但事实是,分卷后加剧了不公,并用分卷试图掩盖这种不公。在各省分卷之前,先试行了各省划分分数线,北京、上海等省市明显低于其它省市。后来因为太难看,才逐渐改成分省命题。几年前网上流行一个故事,一个湖南的小伙子到北京的建筑工地搬砖,遇上房子的建筑师。攀谈后发现,他们原来参加了同一年的高考,搬砖者的高考分数高于建筑师的分数。我没有考察这则故事的真实性,但故事的原型肯定不乏其例。 以前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分配到哪里,就有了那里的户口。现在的农村孩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依然是问题。即便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买房也还有很多障碍,哪怕他们能拿得出头款。至于那些“农民工”,还不如几个世纪前的奴隶,他们在城市里只有卖苦力的份。在工作的城市里,他们只能暂住,一旦不需要他们,就得立马滚蛋,否则就作为“外来人口”像牲口一样被清除。 他们的命,即使在同样事故的赔偿时,也大大地低于城市居民。“同命不同价”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据此计算,城乡居民如分别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数额时,农村人口能拿到的赔偿金常常是城市居民的一个小小零头。有人呼吁打破这种差别,但至今好像没有成文。这可能会像废除户口制一样遥遥无期。 农村户口的人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如今倒是出台了所谓的农村养老政策,每年要交6800元,连续交15年。总额超过10万。好些农民每年的生活费还不到6800元。他们将来能否收回成本是一个不定数,我认为大概率是收不回的。第一,以后退休的年龄势必会延长,即便按现在的60岁退休,活到75岁是全国平均寿命,农民偏低。他们到时能每年领取相当于现在6800元的退休金吗?第二,现在的退休金已经是壬吃卯粮,到时退休金一旦短缺,第一被砍的肯定就是农民。第三,即便国家按期发放现在承诺的金额给农民,地方各级政府还有可能克扣。我唯一的一次回国过年,就遇到村里因为村长克扣退耕还林的钱而打架。我因为劝架皮夹克被撕破。第四,政府一贯说话不算数,当时搞计划生育时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且不说独生子女的父母,那些失孤的老人,政府管他们吗? 现在有些地区开始给农村老人发“养老金”,但每个月才100来元。想到好些“事业”单位退休的,每月一万元的不在少数,而且他们还有医疗保险。那些每年交纳6800元的,将来又能领多少呢?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电影《白毛女》的插曲:看人间,哪一块土地不是我们开。哪一片山林不是我们栽,哪一间房屋不是我们盖,哪一亩庄稼不是我们血汗灌溉。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哪一个领域没有浸透农民工的血汗? 以前的农民,除了极少数的赤贫,多多少少还有属于他们的土地。现在,他们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即使是宅基地,也可以随时被征收。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廉价收购,曾经还得交公粮。他们的体力和健康以低廉的价格出卖。他们被榨干之后,就被抛回或遗弃在农村,让他们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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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知青的回忆

另类知青的回忆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些读过中学的年轻人,“自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成为农民的青年。从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直到1977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结束,知青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是从农村来,回到农村,故称为另类知青。 一、题外话 那个年代的乡下孩子,从小就要帮家里砍柴、打猪草、攒工分。加上当时读书无用,很少有人读到中学,好些连初小都没有读完。还有些人则由于出身不好而被迫停学。我们村富农的几个儿子都很聪明,但最多读到小学毕业就被迫终止了。他们家在文革时倒是未曾挨斗,因为前面有一个地主和一个恶霸富农【注一】顶着,他们自己平时为人也很谨慎。 我是我们村最早的高中毕业生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俩还是村子里仅有的高中毕业生。村里和我同时高中毕业的另一位,高一时几乎辍学。由于他听了我“再坚持一年,将来或许有用”的劝告,使我未能成为我们村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在村子里呆的时间比我短。大概一年以后,他的叔叔把他弄到了他所在的茶场。七七年高考前县中办补习班,我不能参加。他总是拿着笔记来让我帮他解惑。他考取了师范,后来就当了老师。当时全公社就我们俩一个考取大学、一个考取中专,令其它村的人羡慕不已,都说我们村的风水好。 我小时比较文静,五岁不到就被送到了隔壁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也是整个大队(十三个自然村,最远的村离我们大约十里路)唯一的小学,因为只有我们村有祠堂,好作教室。我们村一直是周围最富的村,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其他一半以上是中农或上中农。有些村连一个富农都没有。土改时,好些土地分给了其它村。由于上学过早,比同年级的一般小三岁以上,况且我在同龄中个子本来就小,使我在同学中很难找到玩伴,只是被他们当作小弟弟而已。我的体育不好与此有极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我才得以完成中学的学习,并有机会参加高考。我的父亲在另一个公社的粮管所工作,家中缺乏男劳力。我是老大,要是我能顶半个劳力,我父母就不会让我读完高中。要是我高中毕业时年龄大几岁,等到恢复高考时,我可能就已经结了婚,而失去考大学的机会。离我们不远的一位同学,比我才大一岁,毕业后到他们公社的一所学校教初中,把一个学生的肚子搞大了。那位学生成为了他的老婆。高考时他应该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已有事实婚姻及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不过,他后来在乡下也混的挺不错的。 我们高中毕业前夕还有一段插曲。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姓王,跟我的关系不错。他平常喜欢捣鼓无线电,想自己组装收音机,但没有成功。后来厕所里发现了“打到毛主席”的标语,调查结果说是王同学写的。在批斗会上,还把他同村的地主作为教唆犯带去同台批斗。王同学就被学校开除了,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另一个班的同学,说是写了反动诗。大概是1978年,学校给这两位同学平了反,补发了毕业证,据说两人都哭了。一次我回国时,王同学得到消息,特意带着他的儿子来看我。他还说厕所里的“反动口号”不是他写的。 我所在的县城,交通不便,没有火车。唯一的工厂是茶叶加工厂,大多数城镇居民也是靠种田种菜为生。我们那里一个正劳力【注二】一天能挣七八毛,还自己养猪养鸡,加上蔬菜自给,生活比县城的人差不了多少,所以就对城乡差别感受不深。让我明显感到乡下人受到歧视,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事。那时,提职称、分房子都讲工龄,真正受影响的是分房。城市户口的,只要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两年以上,从中学毕业起,读大学、研究生都连续算工龄,而我的工龄要在研究生毕业后才开始算。跟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工龄比我长七八年。我在农村老老实实地种田,不是“革命”,那些在乡下偷鸡摸狗(有些下放知青和农民打成一片,勤勤勉勉地干活。但偷鸡摸狗的下放知青也不少)的,却算“革命”﹔我跟他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不是“革命”,他们却是﹔我直接考上了研究生不是“革命”,而他们没考取留下来的(有些后来读“在职研究生”,实际上是专职)又是“革命”。 二、双抢 一九七五年七月,刚满十五岁、身高一米四几的我(两年半后,高考体检表上写着两个整数:身高一米五零,体重四十五公斤),“回”到熟悉的家乡,当农民来了。十五岁的我是那么幼稚,那么单纯,没有任何非份之想。中学毕业前我甚至还写信给父亲,让他不用为我操心找工作,我会响应毛的号召,回到农村去,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其实他根本就不操心,只希望家里早日有个劳力)。我那时的确挺“要求上进”的,高中毕业前刚到了入团的年龄,赶上最后一趟车入了团。回乡务农后,团员好像没人管,我就主动提出交团费。 七月,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双抢”时节。“双抢”,就是“抢收抢种”,也就是收割早稻和栽种晚稻。抢种的口号是“不插八一秧”,最晚不能过立秋。参加“双抢”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以前属于帮忙,比较自由。高中毕业后,就是真正的农民了。早上四点刚过就被队长的喇叭声叫醒。刷牙洗脸后步行五、六里路赶到田头时,晨曦伴着星星正好提供足够的亮度,照明我们劳动。家庭主妇也与我们同时起床,准备早饭和午饭。劳动两、三小时后,当天轮到送饭的人把早饭和中饭一起送到。晚上天将黑时,再挑一担稻谷回家,按重量另计工分。最强壮人的一担可以挑二百三四十斤。遇到最忙的日子,晚饭后还要在家附近挑灯夜战。照明用的可以是电灯,如果水轮泵能发出电来的话;也有可能是松明火,有时还会是“汽灯”。一加夜班,晚上睡眠的时间就只剩下四、五个小时了。 收割包括割稻和脱粒,两项同时进行。割稻用的是手功,脱粒用的是脚劲。割稻和脱粒的人会经常交换角色,既提高效益,也减轻疲劳。脱粒机是有齿轮的半机械化机器,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使用。连接的齿轮露在外面,很不安全。我们村子的一个人,在给齿轮加油时,被碾掉了食指,还问手上的蚂蟥从哪儿来的。当别人告诉他,那是他的指头时,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疼痛感随之而来。如此之类的“小”事故经常发生。后来外接轮改成内切轮,才稍微安全了一些。 双抢时的拔秧算是轻松活。拔秧一般是在凉爽的早晨进行,而且可以坐着拔,但有些人,尤其是女的,会害怕秧田里的蚂蟥。蚂蟥吸在身上不能硬扯,而应该对它用力拍一掌,让它掉下来。它吸血时会释放一种物质,阻止血液凝固,所以人们说,“蚂蟥吸多少就流多少”。蚂蟥被剁成两节后丢在秧田里都会游动,有俗话为证:“(蚂蟥)不怕刀,不怕斧,只怕被人倒翻肚”(也怕烟草)。“倒翻肚”就是把蚂蟥像肠子那样里外翻个个,然后插在田坎上晒。所以,蚂蟥有时还成为我们苦中作乐的对象。 最苦的当属插秧。插秧时既有当空烈日的烧烤,还有田里泥水的熏蒸。插秧虽然主要讲的是手上功夫,但也需要脚的配合。如果是往前插,脚起脚落都要小心,以免把刚插下的秧弄倒。如果是插“浑秧”,即插到未打格子的田里,则一般是往后退,要求走得直。插秧时最怕“挂牌子”,也就是两边的人都插到前面去了。被挂牌子就说明技不如人。被挂牌子后更难插快:如果田里的秧偏疏,你前面的秧会被旁边的人拿走﹔如果田里的秧偏密,周围剩余的秧都扔到你的前面。要是碰到好心的在旁边,她会帮你插上一行。 插秧和割稻子都是年轻人干,几乎没有直腰的机会。插秧不必说,你一停下来,就马上被挂牌。割稻子也没有直腰的机会,你一停下来,就有人吆喝。草帽或斗笠虽然挡一点太阳,但它既碍事又闷热,有些人索性不用它。我直到今天都还不愿意戴太阳帽。衣服穿在身上使汗水更难蒸发,那就干脆不穿它。在夏天打赤膊,好像就我一人。整个夏天,全身就一条短裤,皮脱了一次之后不会再脱。第二年从六月直到十月我都是如此,倒也省了不少事。太阳还不厉害时开始光膀子晒就不会脱皮,倒是炼成了个“黑人”。 “双抢”结束后,大家算松了一口气。田里的活主要是耘田和施肥,有空余的时间也为茶树锄草与施肥。耘田算是最轻松的活了:手里拄着一跟“耘田棒”,双脚轮番着把杂草踩下去。但耘第三茬田时,即将抽穗的禾苗可以把腿割破。 三、“农闲”时的活 生产队里的活虽然清闲了一点,农民可是照样起早贪黑。早上下自留地,晚上收工后砍一担柴回家,这是当地农民的惯例,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只有春插、双抢和秋收时除外。如果生产队收工比较晚,砍柴还没下山就已经天黑。没有手电,全凭着对路的熟悉和一点星光挑回家。上山干活穿的一般是草鞋或破解放鞋,雨后走到山上鞋里鞋外都滑溜,我后来就干脆赤脚上山,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后的一九七八年。一个稚嫩的少年,一个夏天就一条短裤一双赤脚,上山下田。我说给我外甥听的时候,他说我很会编故事。 秋收,除了割稻子以外,油茶子、红薯、玉米和可能少量的小米也要归仓。红薯和玉米会稻谷的比例【注三】立即分到各家。秋收后到春插前,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算是农闲的时候。说闲也闲不到那里去。家里的自留地里就有干不完的活,柴也是不怕多的,多了可以挑到县城去换一点零用钱。生产队里的活也不会少。给所有的茶林进行全面的锄草(松土)是第一件事。这种活没有什么值得特书的,但一九七六年初冬的一天使我终身难忘。那天,我跟往常一样穿一件衬衫去上工,走到路上已经感到气温的变化,但没当回事。到了目的地开始劳动时,我真正感到了寒风的刺骨,只好通过加倍的卖力来缓和一下澈骨之寒。只穿一件单衣的还有三人,其中一人顶不住而中途回家了,另外二人跟我一同坚持到底的,第二天未能出工。我不但坚持到收工,收工后还到附近的林子里砍了一捆竹子回家作竹编用。一进了树林,身子顿时就暖和了。 开垦荒山以便来年种玉米或茶树也是冬天的活之一。大的松树砍倒、锯好堆起来做枕木,等涨大水时随溪流筏到县城,从县城再用汽车运出去,卖给国家铺铁路。最有用的是杉树,大大小小,只要不是太嫩,都有利用的价值。细小的在火上加热后做成藤子,固定房架或其它东西都用得上,牢固而耐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都不朽坏﹔中等的作家具﹔大的作房子的梁柱。其它的一律当柴火。树木砍光后,再放一把火烧净,最后是挖树根。树根耐烧,是最好的柴,但在冬天挖树根是一件苦差事。随着锄头挖到树根而震动的手就在寒风中开裂,血就立刻从新鲜的裂缝中挤出来。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但雪要是长期不化,牛就没有了青饲料。在冬天能给牛作青饲料的是茅草,也就是割破鲁班的手并由此发明锯子的那种。在积雪的山上砍茅草(不是割,因为杆子也能吃。同时也是为了重量而多计工分),没有雨鞋,没有手套,手脚受冷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更痛苦的还不是冷。砍茅草要求手劲大,刀又利,左手一把抓紧,右手一刀砍断。如果左手不抓,摆动的茅草很难砍断,砍断后再理整齐也费事﹔如果左手抓不紧,砍下去的刀就把茅草从手中往下拉,左手心就被锯成一道道血痕。一担茅草到家,左手掌已是一片血肉模糊。 除了寒冷与外伤,有时还会受雨淋。谨慎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只要离家有几里路,都会带上雨具——斗笠和蓑衣(或塑料薄膜做的雨衣)。一次在玉米地除草,我什么都没带,活没干多久雨就倾盆而下。我硬是在大雨中坚持劳动到收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身体真是好,日晒、雨淋、寒冷都经受得住。割破的伤口,几乎不用什么药,在几天内就会痊愈。 我在生产队劳动的两年里,可以说是脏活累活抢着干,也乐于助人。在家的空余时间还免费给人编斗笠。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用一担柴火来还情。有一次分配到我和另一位给禾苗喷农药。和我搭档的是老油条。他带着我早早地喷完了农药,然后就从容地找找一担干柴回家。没有其他人在一起干活时,应付一下应该是常事,只不过我很少有这种机会。可是我还没有感到内疚,反而觉得占到了便宜而高兴。这与我平常的“积极”态度形成了对比。这大概也是我后来不认同“人之初,性本善”的开始,到美国后愿意接触基督教的一个主因是我认同人天生的罪性。 四、用文之地 当民办老师应该是喝了一点墨水的人首选的职业,经常需要一点门路才能当得上。我做了两个月就自动放弃了,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当时的小学老师是一位上海下放女知青,水平之差有目共睹,我的两个弟弟皆受其害。安排她到我们村来教书只是出于对女知青的照顾。后来她跟房东家的老二怀了孕,就嫁给了他(生了一女一男后,还是离了婚)。我代课就是在她生老大的时候。那时小学生也要劳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些家长(特别是有一点权势的)凡是遇到这种场合就把孩子领回家,我为这事还与大队长的老婆吵过架。后来队长问我是否要继续教下去,我毅然回答说,不要。一方面是考虑到本来就是代课,不好夺了人家的饭碗﹔另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 除了当老师,“英雄”难得有用“文”的机会。农民只讲究传统的“算盘、书、字”。我的算盘打得不算快,但和心(速)算结合,还是比一般的会计算得快且准。“书”,应该是指读书、解书和说书。即使你有这方面的本事也难用上,因为有线广播和红头文件取代了一切。能用上的最多是“借条、收据”之类。“字”,也就是书法,我还拿得出手。所以,我算是有“真本事”的。其他的中学毕业生,包括后来考取大学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死读书”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学校已经不再重视书法和算盘,其二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是不屑与农民接触。 算小账的事经常有,但很多人都可以应付。能够用得上一点计算知识或技巧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大队建茶叶初制厂,几个中学生围着一堆土石方不知如何计算,才让我去帮忙。事后,一位老兄问我,一大方(一立方米)等于多少小方(一立方尺),我说是27,他很不解,一米是3尺,27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只好进一步向他解释:“一尺高、一尺宽、一米长就是3小方了﹔再加上两排是9小方﹔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两层,正好是27小方。”其它场合,也就是在丈量土地或年终分红时会计忙不过来的时候。 说起年终分红,使我想起一个小插曲。那是在一九七七年初,农历年还没有过。我在算工分时,发现两个人的计工本子被涂改过,这事应该是本人干的,因为工分值不是被改大了就是无中生有。这种事大概不会是第一次发生,只是第一次被发觉罢了。有人报告到大队,但不见有人来处理。队里就让我负责把工分值复原,当事人也没有异议。新年过后搞了两套计工本,一套由我保管,但我未能负责到底就离开了。 农村里比较聪明的,大多会一门“手艺”,成为专业或兼职的工“匠”:木匠(家具和房架)、桶匠(圆柱或圆台型容器)、篾匠(竹编)、漆匠、砖匠(砌墙)等。专业工匠一般要跟师傅学徒三年,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兼职的只是在农闲时在村子附近干活,增加一点收入的同时也改善一下伙食(“供师傅”的伙食一般都比较好,而且是四餐)。专业工匠则哪里有活就在哪里住下来,他们比种田轻松,收入也略高。我自己则迷上了竹编,编的篮子比一般专职的还要好。有一次,一个专业竹匠给人家修补一个古董时,看不懂复杂的图案,来向我求教。好些工匠晚上喜欢找我聊天,也玩简单的数学游戏。大多数游戏是他们现买来现卖的,像“两毛钱买20支烟,价格分别为一毛六、一毛八、二毛八,各买几支?”之类的问题。比较难的是“韩信点兵”型的,比如,“一篮鸡蛋,两个一数、三个一数、…、六个一数都余一,七个一数就正好,总共是多少个蛋?”有时题目给记错了,我告诉他们无解,他们就说我不会做。碰到这种情况,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书法可以用在许多地方。其一是对联。过年要写对联﹔结婚、做寿、新居(屋)落成也要贴对联。其二是标语口号,各种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都少不了。这使我想起打倒四人帮时的一件事。在我确实看清了要写的标语时,吃惊地告诉附近的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队长赶紧叫我不要乱说。“标语都马上要贴出去了,怎么还不能说?”我问队长。此外,私人或生产队的许多家具也要写字,以免搞混。私人的家具上写的不是名字,而是代表一个家庭的四个字的“堂”名:第一个字是姓氏,第四个字便是“堂”字,中间的两个字各不相同,用比较“好”的或吉利的字,如“仁、义、道、德”等。有一个共大毕业生在他们家的箩筐上写着“某某某办用的”而成为笑谈。日子只写到年和月,比如“甲申(年)仲春(月)”。 我还当过一次“政治辅导员”——给广大贫下中农讲解最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说到政治,一句随口说出的天真话,差一点断送了我的前程。为了强调干部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有一个“一、二、三”的口号:公社干部劳动一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二百天,生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最后一条没什么问题——生产队长除了出席上级指定的会议外都参加劳动。但前两条则基本上是空话。一次田间休息的时候,我说:“这些公社、大队干部基本上不参加劳动,不知中央知道不,我要写信告诉毛主席”。有人把这句话传到了大队书记的耳中,而且后来越传越大,变成了“我真的给毛主席写了信,而且收到了回信”。从此我跟大队书记结下了梁子,大会小会上他都点名骂我。 五、任高中老师 一九七七年初,为了在公社普及高中,县教育局决定集中培训一批数、理、化老师。培训班的老师是全县公认的最好老师,受训者由各公社推荐,培训班就办在老师所在的学校,使他们不至于耽误学校的教课任务。我们公社的侯书记是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小姑娘,二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为了挑选合适的受训人,她作了不少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非杨林莫属”,因为我在、公社读书“天才”的名声在外,以致我出国后多年还有余望(我的母亲很自豪地告诉我,她在坐公车时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比较年轻的后生不知因为什么话题谈起了我,他说他只佩服杨林,邻座的一位指着我母亲告诉他,这就是杨林的母亲)。大队书记自然不会同意,她就以“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强行把我从田里送到了“化学班”。出国前我去看了她,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了。 化学老师文革前毕业于中山大学,本来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把关老师,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下放到我们县里。化学班所在的学校文革时煞是风光,几间办公室里挂满了奖状以及从全国各地来参观的单位(不只是学校)送的锦旗。到一九七七年他们还是非常的左,每周我们得跟其他学生一样参加劳动,我们的化学老师的丈夫还在受批判(后来我们得知,另外两个班所在的学校都对老师及受训人员予以特别的照顾)。培训工作大受影响,以致于有机化学部分才开一个头(培训开始时早已开学,培训的时间总共才三个多月)。我们班结束后,她就被调到了另一所中学。在培训期间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那里的蚊子之多,在我所到之处都是空前的:在墙角上随手一抓,满手都是黑。那里的自然条件没有我们那一带好,没有河流,用水得从井里打出来。 培训班结束后,还得回到村里参加双抢。新学期开始之前,公社也对所有的民办老师进行考核,只考政治和数学。负责数学出题的汪老师是文革初期的物理系本科毕业生,也是我初中的数学和物理老师。他出完题后就回邻县的老家度假去了,改卷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大家都是老师,监考没法严。小学数学的卷子都过了六十分,九十分以上占多数。可怜的是中学数学,我粗略看了以后告诉负责人:“没有一个及格”,具体分数也没有必要给了。滑稽的是,我也得参加政治考试,还得了不及格。有些老师乐坏了:“杨林也不及格”。 公社里合格的老师不多,除了大学毕业的出题老师,还有两位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参加上面提到的考试)。但他们都被分派到大队的初中把关去了。我除了教高一的数理化,还兼初二的化学。那时初、高中都只有两年,初二才有化学课。一个星期十八节课(月薪好像也是18圆或是15圆),除了教课和批改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备课。物理是我的弱项,为了不教错,必须提前预习,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周末去请教汪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个学期里,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学期开始后不久,全公社的老师的会上,一首刚出来的新歌,需要教唱。居然有人点名让我教(这倒也印证了我的名气),我居然也敢接。这是我在公众场合第一次教人唱歌,一个字的普通话发音不准还被侯书记纠正。这首无名气的歌我至今还记得它的调子。 前面说到我的个子小(不到一米五),好些学生比我高大。有些家长递烟的时候,看到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多数人最后还是会递给我。他们大概在想,如果我敢接,就说明我是老师,学生是不敢当老师的面抽烟的。个子小还要受炊事员的欺负。一次,因为带学生参加劳动未能准时吃饭,他告诉我没菜了,剩下的一份要留给另一位老师,我没吭声。过不多久,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我就火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也留一份?”他只好拿出一份菜来给我(除了留给那位老师的,居然还有备份!)。他以后再也没有欺负过我。与吃饭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喝菜汤”。我、另一位年轻老师、还有郑校长(退伍军人,三十出头,后来当了公社书记,再往后就没有联系了)三个人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饭吃完后,剩下的菜和汤冲入开水,是我们百喝不厌的美味。 最后要说一件事,是在清理办公室时,我把毛主席的石膏像掉在地上打碎了。旁边的老师叫我干脆把它砸烂,然后把碎片偷偷地撒到垃圾堆里。虽然是七七年的下半年,文革已经结束,心里为这事还是紧张了好几天。 六、参加高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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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打工

八九十年代来美的留学生,不管是否拿奖学金,基本上都打过黑工。那时,一美元差不多兑换10元人民币,研究生毕业的月工资还不到100元,几个小时的工就是国内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候的访问学者,一个月只有300美元,半年时间还得省下钱买几大件(彩电、冰箱等、录音/录像机)。所以,只要能抽出一点时间,这些学生都会去攒一点美元。这既给自己增加收入,也会给国内的亲友寄去一些。 我那时曾下决心,坚决不打黑工,但还是被朋友拉去帮过几次忙。其中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中餐馆打工,是在第二年除夕的晚上,老婆孩子已经来美国。前室友打工的餐馆特别需要人,请他找人帮忙,在厨房洗菜、洗盘子等。他就找到了我。老婆也一块去,预先说好每人50美元。 给中餐馆端盘子,是中国留学生最常见的小时工。刚来美国,留学生要找其它工作非常困难,语言上的障碍是一个原因,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工卡”(工作许可证)。能拿到签证出来的留学生,要么是公派,要么是有TA/RA,或者有亲戚的经济担保。也就是说,经济上能够自足才能得到留学签证。中餐馆的老板,也许出于对留学生的理解,也许是为了占留学生的便宜,大多愿意雇留学生。而留学生们能吃苦,虽然有不少抱怨,工还是照打,为了一小时几十人民币,那相当于国内一个星期乃至半个月的工资。 第一次“打工”是在体育馆卖热狗和饮料,也让我见识到中国人的丑陋。一位华人在市中心的体育馆租下了一个摊子,有体育比赛的时候卖热狗、爆米花及软饮料。那天临时缺人,一位朋友就邀我去,跟我说不需要任何经验,有一点口算的能力就行。一路上,他就跟我说明卖热狗的一些技巧及注意事项,主要有两点。一、老美大多不会口算,所以可以蒙一点,但不要离谱。比如,是2块出头,就说二块五;接近或超过2.5美元,就报3块。二、饮料是和摊主按杯算的。比如,摊主事先给承包者200个杯子,收回105个杯,就算卖了95杯。卖热狗的学生一有空闲就到观众那里去捡杯子,稍微冲洗一下,再卖。这些捡来的杯子,卖出去的饮料得来的钱就是纯收入。这位朋友也没有去捡杯。 我在路上就声明,捡杯子的事我坚决不干,算钱我也不会。所以,我就在后面打杂,比如帮忙盛饮料、装爆米花、做热狗,还有清扫等。有一位跟我同年来美的学生,捡杯子非常起劲。纯收入当晚就分红,我好像没得到平均数。过了好久又被叫去一次,还是做同样的事。后来因为内讧,有人告发(好像还不是告发捡杯子的事),摊主就收了回去。 TA或RA在暑期没有资助,允许在外面找工作。我第一年暑假在校园的cafeteria洗过盘子,主要是为了增加文件上的收入,好让老婆孩子及早来美国团聚。管理人员听说我的情况,尽可能地给我多写一些小时。靠这点小时工并不能解决问题,主要还是得益于导师暑期给的科研资助,加上研究生director“给”的额外TA,才让她们在我出国满一年时顺利来美。在Cafeteria打工的具体细节都已经很模糊,好像是从传送带上把托盘及其里面的盘、杯、刀、叉端出来放在洗碗槽里。高峰时,传送带的托盘挤着来,手脚一会儿都不能停。 在校园之外打工,是在第二个暑假。我在美国已有两年,老婆和孩子已经来美将近一年。我因为不喜欢去餐馆打工,就按着报纸上的招工广告打电话,得到的第一个工作是油漆柱子。这里打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人,就一个白人和一个黄人(就是在下),没有女的。 说是油漆柱子,但我们并不直接给柱子上漆。我们只是把柱子抬到喷漆间,漆好之后,再给柱子抬出来贴上标签,然后把不同尺寸的柱子归类,放到各自的地方。柱子的种类不是太多。稍微熟悉了之后,一眼就基本上能报出尺寸。几天之后,他们就让我给柱子贴标签,那位白人也是在贴标签。 我们在一起干活,总共就10来个人,大家相处的比较融洽。我没有另外取英文名字,主要原因是中文名字不难发音,虽然会走调。但那些“同事”叫我的名字时,只发第一个音节,开始时很不习惯,总想纠正他们,后来只得让他们那样叫了。他们看到我用筷子能夹起很小的饭粒或蔬菜,觉得挺稀奇,说我跟Bruce Lee那样会功夫。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车。有些跟我顺路的就问我能不能搭我的车,我就捎了他们几次。他们说没有钱,问我要不要啤酒。我没有要他们的啤酒。大概两个星期的样子,我就换了一家。 这是一家生产Margarine(人造黄油)的工厂(以后简称“黄油厂”),进去的工人需要通过药检,每小时付8.5美元。而第一家支付的5元,差不多是当时的最低工资。同学听到我说有8.5元,都觉得很高。这里的卫生自然是没问题。我的工作就是在一个正式工人的带领下,把传送带上整箱的人造黄油密封好,然后归位。 这期间有一个小插曲,我的一个指头被传送带上的机器割破了,好像还挺深的。割破手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在农村劳动时经历很多次。令我惊讶的是,我的supervisor把我的指头拿到水龙头上去冲洗,然后再包扎,因为我们在国内时,划破的地方最怕生水。我的指头没有发炎,几天就好了。我才明白,美国水龙头上的水是经过消毒了的。 我在这家黄油厂打工的时间也不长,最多三四个星期。经同学介绍,我到学校医学统计的lab上班。离开黄油厂时,我把以前的室友介绍给他们。他到黄油长打工一直到暑假结束。 医学院的lab用的计算机有Macintosh和微软的Windows 3.1。Macintosh的界面明显比Windows 3.1要好。在Macintosh上用的Fox Pro。我们的工作是设计report,所用的数据是关于五六十年代(记忆不一定准确)的房子,室内的含铅量调查。Windows上有Words和Excel。这些都是我第一次接触。 Lab的工资比在黄油厂略低,但工作的经历对以后会有一点帮助。而且这份工作不只是暑假,课余时间也可以攒一点经验与收入,还不必开车。 Lab的潘教授为我以后转学、找工作都提供过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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