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Uncategorized

八九十年代来美的留学生，不管是否拿奖学金，基本上都打过黑工。那时，一美元差不多兑换10元人民币，研究生毕业的月工资还不到100元，几个小时的工就是国内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候的访问学者，一个月只有300美元，半年时间还得省下钱买几大件（彩电、冰箱等、录音/录像机）。所以，只要能抽出一点时间，这些学生都会去攒一点美元。这既给自己增加收入，也会给国内的亲友寄去一些。 我那时曾下决心，坚决不打黑工，但还是被朋友拉去帮过几次忙。其中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中餐馆打工，是在第二年除夕的晚上，老婆孩子已经来美国。前室友打工的餐馆特别需要人，请他找人帮忙，在厨房洗菜、洗盘子等。他就找到了我。老婆也一块去，预先说好每人50美元。 给中餐馆端盘子，是中国留学生最常见的小时工。刚来美国，留学生要找其它工作非常困难，语言上的障碍是一个原因，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工卡”（工作许可证）。能拿到签证出来的留学生，要么是公派，要么是有TA/RA，或者有亲戚的经济担保。也就是说，经济上能够自足才能得到留学签证。中餐馆的老板，也许出于对留学生的理解，也许是为了占留学生的便宜，大多愿意雇留学生。而留学生们能吃苦，虽然有不少抱怨，工还是照打，为了一小时几十人民币，那相当于国内一个星期乃至半个月的工资。 第一次“打工”是在体育馆卖热狗和饮料，也让我见识到中国人的丑陋。一位华人在市中心的体育馆租下了一个摊子，有体育比赛的时候卖热狗、爆米花及软饮料。那天临时缺人，一位朋友就邀我去，跟我说不需要任何经验，有一点口算的能力就行。一路上，他就跟我说明卖热狗的一些技巧及注意事项，主要有两点。一、老美大多不会口算，所以可以蒙一点，但不要离谱。比如，是2块出头，就说二块五；接近或超过2.5美元，就报3块。二、饮料是和摊主按杯算的。比如，摊主事先给承包者200个杯子，收回105个杯，就算卖了95杯。卖热狗的学生一有空闲就到观众那里去捡杯子，稍微冲洗一下，再卖。这些捡来的杯子，卖出去的饮料得来的钱就是纯收入。这位朋友也没有去捡杯。 我在路上就声明，捡杯子的事我坚决不干，算钱我也不会。所以，我就在后面打杂，比如帮忙盛饮料、装爆米花、做热狗，还有清扫等。有一位跟我同年来美的学生，捡杯子非常起劲。纯收入当晚就分红，我好像没得到平均数。过了好久又被叫去一次，还是做同样的事。后来因为内讧，有人告发（好像还不是告发捡杯子的事），摊主就收了回去。 TA或RA在暑期没有资助，允许在外面找工作。我第一年暑假在校园的cafeteria洗过盘子，主要是为了增加文件上的收入，好让老婆孩子及早来美国团聚。管理人员听说我的情况，尽可能地给我多写一些小时。靠这点小时工并不能解决问题，主要还是得益于导师暑期给的科研资助，加上研究生director“给”的额外TA，才让她们在我出国满一年时顺利来美。在Cafeteria打工的具体细节都已经很模糊，好像是从传送带上把托盘及其里面的盘、杯、刀、叉端出来放在洗碗槽里。高峰时，传送带的托盘挤着来，手脚一会儿都不能停。 在校园之外打工，是在第二个暑假。我在美国已有两年，老婆和孩子已经来美将近一年。我因为不喜欢去餐馆打工，就按着报纸上的招工广告打电话，得到的第一个工作是油漆柱子。这里打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人，就一个白人和一个黄人（就是在下），没有女的。 说是油漆柱子，但我们并不直接给柱子上漆。我们只是把柱子抬到喷漆间，漆好之后，再给柱子抬出来贴上标签，然后把不同尺寸的柱子归类，放到各自的地方。柱子的种类不是太多。稍微熟悉了之后，一眼就基本上能报出尺寸。几天之后，他们就让我给柱子贴标签，那位白人也是在贴标签。 我们在一起干活，总共就10来个人，大家相处的比较融洽。我没有另外取英文名字，主要原因是中文名字不难发音，虽然会走调。但那些“同事”叫我的名字时，只发第一个音节，开始时很不习惯，总想纠正他们，后来只得让他们那样叫了。他们看到我用筷子能夹起很小的饭粒或蔬菜，觉得挺稀奇，说我跟Bruce Lee那样会功夫。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车。有些跟我顺路的就问我能不能搭我的车，我就捎了他们几次。他们说没有钱，问我要不要啤酒。我没有要他们的啤酒。大概两个星期的样子，我就换了一家。 这是一家生产Margarine（人造黄油）的工厂（以后简称“黄油厂”），进去的工人需要通过药检，每小时付8.5美元。而第一家支付的5元，差不多是当时的最低工资。同学听到我说有8.5元，都觉得很高。这里的卫生自然是没问题。我的工作就是在一个正式工人的带领下，把传送带上整箱的人造黄油密封好，然后归位。 这期间有一个小插曲，我的一个指头被传送带上的机器割破了，好像还挺深的。割破手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在农村劳动时经历很多次。令我惊讶的是，我的supervisor把我的指头拿到水龙头上去冲洗，然后再包扎，因为我们在国内时，划破的地方最怕生水。我的指头没有发炎，几天就好了。我才明白，美国水龙头上的水是经过消毒了的。 我在这家黄油厂打工的时间也不长，最多三四个星期。经同学介绍，我到学校医学统计的lab上班。离开黄油厂时，我把以前的室友介绍给他们。他到黄油长打工一直到暑假结束。 医学院的lab用的计算机有Macintosh和微软的Windows 3.1。Macintosh的界面明显比Windows 3.1要好。在Macintosh上用的Fox Pro。我们的工作是设计report，所用的数据是关于五六十年代（记忆不一定准确）的房子，室内的含铅量调查。Windows上有Words和Excel。这些都是我第一次接触。 Lab的工资比在黄油厂略低，但工作的经历对以后会有一点帮助。而且这份工作不只是暑假，课余时间也可以攒一点经验与收入，还不必开车。 Lab的潘教授为我以后转学、找工作都提供过帮助。

年底去Mammoth滑雪，晚上和朋友一起吃喝、聊天、打牌，自2007年开始一直没有中断。去年年底，我们和几家朋友照样预订了住宿，还在网上买好了滑雪票（lift ticket）。可州长突然一个封城令，Mammoth也在其中，我们的住宿被迫取消。于是，我就选择去附近的Mountain High过一下滑雪瘾。2020年底比以往干旱，南加州在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下了一点雨，到圣诞节一直阳光明媚。26日的Mountain High只有几个滑道上有人工造雪，从缆车（lift）上往下看，黑土地上耸立着不甚茂密的松柏树。山顶上有个人工湖，在太阳的反光之下，衬托着周围的山峦，别用一番景致。遗憾的是我们等不到日落，因为滑雪票的截止时间没有那么晚。27到28日下了一场大雪，为了配老二的时间，我们决定30号再去。29号晚上上网订票，半天上不去，我才意识到应该早一点买票。好不容易上去了，看到的信息显示，30号的票已经售罄。于是只好推迟一天，可老二说31号她去不了，老婆再次陪我前往。快到Mountain High时，周围一片皑皑白雪，路边还有不少带着孩子玩雪的家庭。滑雪场的雪道都开放了，我还把老婆拉上山顶，人工湖已经被冰雪覆盖。晚上返回时，一条较近的路被关闭，大概雪没有铲开。大家挤在一条路上，本来两个小时的车程，开了三个多小时。两次滑雪老二都未能加入，我也想再滑一天，就买了一月二日的票。路上的雪化了一些，仍然有不少路边的游人及滑雪爱好者。雪道都还开放，但雪的厚度明显不如几天前，有些地方地面已经隐约可见。我女儿滑单板，我滑双板，她一般比我快一点，就在lift的地方等我。我们有时候滑同一个雪道，有时候各滑各的。每个雪道都试过，最难的也就是一个钻石。12点多我们一起吃了中饭，稍微休息一下打算滑到4点左右，就结束这个寒假的滑雪计划，除非又有新的一轮降雪。谁知第一轮下来，在一个背阴的地方右拐时不知怎么摔倒了。右臀部的疼痛感与以往摔倒时不一样。借助于手杖站起来，打算再继续往下滑时，右腿传来钻心的痛，根本不能着力。费了好大的劲顶掉滑雪板，马上躺在地上，发现地上不是雪，而是冰。沉重的雪靴把右脚扭向一边，非常难受。路过的一位女士问是否需要帮忙，我请她帮我脱掉靴子，可她是滑单板的，对双板的靴子不熟悉，试了一下，没能脱下来。我都不知道当初怎么站起来，脱掉滑雪板的。现在的右腿完全不能动弹，一直被雪靴扭向外侧，疼痛难受。山上的信号不好，给女儿打电话，没人接。大约过了10几分钟，有救援人员经过，帮我脱掉靴子，稍微好受了一点。他同时也在呼叫担架过来帮忙。又过了几分钟，担架来了，快到急救室时，路过lift排队的地方，对着还在等候的女儿喊了一声。她已经打算重新上lift，因为等待时间太长，估计我可能有了什么事情。急救室的工作人员先确定我神志清醒，再量血压和体温，这些都正常。他们问我的痛感大概是几级，从0到10。我居然回答他们大概只有4、5。看了一下我摔到的部位，好像有一点变色，但没有明显的红肿。他们大概被我的回答误导，不能肯定我伤得怎么样。但估计可能有fraction，建议我找附近的医院拍一个X光，雪具他们会替我们还。他们给我的右腿稍微用硬纸板固定了一下，就帮我抬到前排的位置。我那天开去的车是双门coupe，他们开始想让我躺在后排，怕我在前排右腿伸不直。我考虑到下车不方便，还是坐在前排。还好，腿正好可以伸开。虽然我们离开Mountain High时还不到3点，路上已经开始堵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偶尔颠簸时会加剧痛感，一路上还没觉得太难受，乃至心存侥幸，以为没有伤到骨头，养几天就会好。到家之后，女儿从楼上搬来我的办公用椅，作为临时的轮椅。本想找对面的邻居帮忙，但好像家里没人。于是母女俩合力帮我从车上扶到轮椅上，再从车库里抬到了厅里。二楼是上不去了，一楼的房间虽然有床，但上下不那么方便。可以作为躺椅的沙发就（recline couch）成为我的床。期间在母女的帮助下上过一趟厕所（小便），虽然用“轮椅”，可每移动一点，右腿稍微抖动就非常疼痛。因为是周末，而且还带着一点侥幸。妻子没见我怎么叫痛，害怕去医院等上几天，腿没事，反倒染上了流行病毒，也不赞成我去医院。在家躺了两个晚上，不能翻身，右脚根本不能变换一点角度。尽管如此，睡觉还不是大问题，这大概也得益于我平常睡觉主要是躺卧。右脚跟长期不能换位置带来的麻木与不适，加上臀部的疼痛，使我突然想起多年前读到的汶川地震救出来的孩子，他们在病床上对妈妈说的几个字“妈妈，我痛”。我受伤的只是一个部位，那些几个部位同时受伤的，其痛苦不敢想象。第二天（星期天）晚上，我几乎肯定是骨裂了，决定星期一要上医院，至少要去拍片。不巧的是，我的家庭医生一年前关了诊所退休了，我只好联系附近的Urgent Care（紧急救援站？）。女儿星期天出去，车出了问题，不能回家。因为这一天是寒假（从圣诞开始）过后的第一天上班，10点钟有小组会，我想趁此机会交代一下。就等到10点半以后让Urgent Care派车来接我。妻子出于同样的原因，早上必须到岗，到了单位和老板请了假。Urgent Care接人的服务是临时叫的lyft。这时妻子也刚好到家，问lyft的司机是否有轮椅，能否帮忙扶我上车。她回答说没有轮椅，并且不能离开她的车子。我们只好请救援站撤销这项服务。妻子去请对面的邻居帮忙，他们夫妻加上在家的儿子都来了，丈夫还陪同我们一起去了Urgent Care。到Urgent Care时大概11点半的样子，那里的工作人员推来轮椅，并告知我们医生刚出去吃中饭了，大概1点钟回来，她让我们填一些个人资料，然后等医生回来。轮椅太高，脚跟不能着地，右脚下垂拉扯着腿部很痛苦，我就让妻子借他们接待室的椅子，坐在上面稍微好一点。期间妻子去附近买了几个sushi来作午饭。等到医生回来，问了我一些情况以及保险的问题，量了体温与血压，然后就拍片。她看完片子之后，又来问我，“你2号是怎么回家的？”“女儿开车带我回家的。”“你在车里坐了两个多小时？”“是啊”“你还在家等了两天？你臀部骨裂挺厉害，需要尽快手术。我们马上给你联系救护车和医院。”过了二十来分钟，工作人员过来说，医院都挺忙，还没敲定。问我们想去哪家医院，我们说就去附近的吧。再过10来分钟，救护车来了，说是联系好了最近的一家医院。救护车司机让妻子开车跟在后面，以便知道去的是哪家医院。但只允许她在前台谈了一下，不能进住院部。进了医院之后，我被安排在临时紧急病房里，因为正规病房已满。右手臂被抽了血之后，就接到了输液管上。胸部贴上几处电极联到机器上，左手臂上绑着量血压的也联上去。大概把紧急病房的人都当成危急病人，机器不停地发出哔哔声，手臂上的量血压绑带过一会就充气来。第一个见面的医生是Davis。他给了我一个医生的名字（听上去有点像日本人），说是他们医院的partner，第二天会给我手术。医生出去之后，我问进来的护士，他的名字是David还是Davis，她说是s。我说，跟加州以前的州长同名。她问哪个州长，我说Arnold就是他被recall之后选上去的。她说，那时还没有投票权。安顿好之后，一个男青年过来推我去拍片。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他又过来说是有些部位还要重拍。手术医生来看了一下，他的名字叫John Quinn，不是Davis说的那个，告诉我第二天傍晚时手术，臀部有些骨头要被换掉。到了半夜，一位护士进来指着那些机器对我说，你能忍受这个？我说，怎么办，我又不能把它砸了。可她并没有让机器停掉。到了后半夜二三点钟，另一个护士才进来帮我关掉了机器，说我并不需要那个。机器关掉之后，我总算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一位女医生过来告诉我，她是这个医院里负责我的医生，Dr. Quinn是我的手术医生，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已经三天没有解大便了，肚子有些胀。昨晚护士曾经给我一个铲子形状的器皿，可我拉不出来。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被推出紧急病房，说是这个病房要作它用。我的临时病床就停在走廊上。我打了一个盹醒来，发现还在走廊上，以为不会有病房给我了。没过多久，我被推到了一间正规病房，比紧急病房宽敞多了，病床也更大，还可以自己控制倾斜度，盖的也更舒适。我再次跟护士说大便的问题，她说给我记上了。但一直没有下文。快到4点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告诉我得准备手术了。我被推到另一间大房子，里面有好几张病床。护士给我换了输液，再次跟我确认我对哪些过敏，并告知我的血型使O+。我说知道是O，但不知道还有+。测血型的主要原因是怕手术过程万一需要输血。然后又告诉我手术大概是怎么回事。我又提出了大便的问题，她说这要等手术后处理。还问了我妻子的电话号码，以便术后给她打电话。手术医生也来了，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以我的认知，骨裂之后是把骨头整到原位，然后固定让其愈合。他说，这种办法的回头率相当高，而且我年龄不小，即便愈合也很难坚固。现在这个方案能让我重新活跃。我问他还能滑雪吗？他说能。我问他明天能出院吗？他说可以，出院之前会有理疗师（therapist）来训练我。跟我确认伤的是右腿，用笔在上面做了记号。这使我想起《新概念英语》上写的，牙医给病人拔错了牙，还听说过医生给病人锯错了腿。我被推进了手术房，醒来之后已经是9点多，腿上的比以前更痛些，但痛感不一样。护士给我两颗tylenol，吃了之后睡了一觉，醒来没那么痛了。后来得知，八点整手术医生给妻子打了电话，告诉她手术成功，还说我是healthy young man。由此推知，我的手术差不多进行了三小时。手术后第二天早晨，护士送来了早餐。“正餐”是鸡汤，一杯热茶，一小盒牛奶，一小盒果汁，一小盒果冻。理疗师（physical therapist）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我说等一会，9点半或者10点开始。刚过9点半，理疗师拿着助行器（walker）来了，帮我扶下床，让我试走几步，告诉我让右腿稍微着一点力，然后就让我走出病房在走廊上走了几十米。看我走得还行，他问我进入家里是否有台阶，我说从大门进有好几阶，从车库进有一阶。于是他就拿来一个台阶，让我试着上下：好脚先上，伤腿先下。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他说还会告诉一个职业理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ist）来。我再问他今天是否可以出院，他说可以。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一位女士拿着一个蓝色的像手杖的东西，说她是理疗师。把“手杖”递给我，软的一头放在我手里让我抓紧，另一头有个套子套在脚上。我受伤之后右脚一直不能移动，想动时都得请他人（家里是妻子或者女儿，医院里是护士）帮忙。有了这个提腿器（leg lifter），自己可以用手移动脚了。然后就帮我试着上下床。中饭时护士送来了正餐（regular diet），有鸡肉、面包、米饭、蔬菜、色拉、甜点，及饮料。午饭过后没多久，前台打来电话，说他们医院没有了walker，会order一个送到我家里。我说回家时很不方便，是否有可能借一个，我们会还回来。她让我等一下，她去商量。过一会儿，第一个理疗师拿着walker进来，说这个按我的身高稍微矮了一点，让我试一试。我试了一下，觉得正好（perfect），他也同意，然后说这个walker就是我的啦。过不多久，一个护士拿着一些文件，主要是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及一些联系电话。告诉我，两个星期后要和手术医生见面，会有理疗师联系我。我打电话给妻子让她来接我，她说要等下班。我想尽早出院，就让女儿来接我。我本打算用walker自己出去，护士说太远，用轮椅把我推到门口，借助于walker和leg lifter，我比较轻松地自己上了车。回到家也是自己下车、上台阶，走到沙发前。医院里似乎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大便问题。回家后第二天，已经整整五天没有大便了。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顺便提到大便问题。她给我推荐了一种药物，并让女儿去药店给买了送到家里。这总算解决了大便问题。理疗机构也打来电话，说是已经给我约好了和手术医生的复查，并告诉我理疗师会上门探访。说来就来，理疗师下午就来了，给我量了血压，给我一些材料，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建议我买一根拐杖便于上下楼，买一个洗澡用的专用椅子。最后，让我躺在床上，教我几个复健动作。出门前问我需要他来几次，他们一般是每周两次。我说可以减少一点。于是他就定在下星期来一次，医生复查后再来第三次。第三天母女俩出门给我买了拐杖，借着拐杖我就可以上下楼了。洗澡专用椅我们觉得没必要买，塑料折叠椅子就挺好用。我就坐在塑料椅子上洗了一个澡，右脚自小腿以下需要妻子帮忙。三天之后，leg lifter也不需要了。九天之后，终于可以自己穿袜子。再过两天，自己剪了脚指甲。现在不要walker，可以走不少路了。今天复查，拍了片子，医生给拆掉了外面的纱布，说一切都很好，让我四个星期之后再复查。在家养伤的这段时间里，不少弟兄姊妹及朋友表示了关心。一位姊妹还特意做了好几份的荷叶鸡饭，以便我中午可以自己热了当午饭。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有朋友说我可能是天生痛觉不敏感的人，这一点我不同意。我五岁左右时一条腿被打断过，至今还记得当时被人抱下阶梯时那彻骨的痛。可大人不知道我断了骨头，请中医开外敷药，据说耽误了十天，才送县医院。幸好当时有一位挺高明的骨科医生（据说是强盗出身，后来在文革中自杀），才没留下后遗症，现在已经不记得是哪条腿。现在之所以“抗痛”，应该是与我的经历有关。自小玩刀弄斧，时有受伤。回乡劳动的两年里，砍柴割稻，小伤不断。夏天更是一双赤脚上山下田，以至于多年后回国上黄山，还能赤脚下山。在院子里干活，至今还不愿意（也不记得）戴手套。对于一般123等级的痛感，可能在我这里都是0。我大女儿曾经给我的评价是，strong and tough。妻子把我扛着walker上楼的照片贴在家庭群里，儿子写道“very YangLin”。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睡平常的硬板床还不舒服，还是睡在躺椅沙发上。现在还不能自己开车。离活动自由，可能还要几个星期。重新活蹦乱跳，还要更长一些时日。【附记】美国的医院主要是提供设施、设备及护士，医院的医生有点像家庭医生，Urgent Care的医生也差不多。专业医生一般不属于医院，有些医生甚至会去全国各地的大医院。普通百姓，只要时机对或者能等，也能遇上名医。我的手术医生大概不是名医，但在骨科手术方面好像挺不错。他不属于我动手术的医院，只是和医院有业务往来，医院接到相关病人，就和他们联系。他和其他几个医生合开一个诊所，外加几个理疗院。我的复查是在他们的诊所进行的。他还向我推荐贴属于他们的理疗院。关于标题，不是为了抢眼球。我的手术就叫hip replacement。这方面的技术好像在国内还没有流行，不知道与材料是否有关。放进体内的材料是钛合金和一种塑料。我们这里一个朋友说，她国内一个朋友做类似的手术在医院里住了10多天，至今还有后遗症。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朋友直接和我打电话，说他三个多月前小腿骨(胫骨)骨折，也住院了20天，至今还需要拐杖。手术后康复进程：12个小时后在康复人员帮助下，扶着walker走路，并上下一级台阶。18小时后出院，不需要他人搀扶，自己上下车。3天后，不用提腿器。1个星期后，可以用拐杖走路。2个星期后，可以不用拐杖走一段路。3个星期后，丢开了拐杖。4个星期，上下楼梯时，左右脚分开一脚一个台阶。1个月，在小区走了几百米，自己开车去理疗。1个月零一天，右脚可以单独站立4分钟。

一、同性恋的形成 1. 过度的禁欲。我在来美国之前，曾经看过中国的同性恋调查报告。同性恋现象主要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直到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那时，有工作的夫妻，大多两地分居。不是夫妻的男女只要走得近一点，都会带来麻烦。未婚男女，即使是处于恋爱阶段的男女，不能过于亲密。我一次在街上和我的太太（当时的女朋友）手拉手，被我的导师看到，他告诉别人，成为笑谈。未婚先孕，或者有婚夫妇和他人有男女关系，轻者受到处分或丢工作，重则会有牢狱之灾。要是一方是五类分子，被人上纲上线，会撞上“严打”，可能还有杀身之祸。夫妻出门要是没有带结婚证，不允许住一间。 那时物质缺乏，住房紧张，一般人很少有单独的房间，甚至一人单独一张床都是奢侈。同性住在一起，同一张床，就是司空见惯的事。而男女之间的交往，不被社会所认可，也给很多人带来恐惧感。同性之间无意的抚摸就可能导致不正常的关系。 在缺乏异性的环境，也容易产生同性恋。其原因和禁欲类似。我们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到的同性恋，早期比较多的是发生在军队。此外，被大肆报道的是神父。神父不能结婚，又不能单独接触女性。 保罗自己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著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哥林多前书7:2-5）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6） 2. 性泛滥。造成同性恋的第二个原因是性泛滥。亚古珥的祷告，第一求远离虚假和谎言；第二求的是不贫穷也不富足。在性上也类似，禁欲会使人走上邪路，性泛滥也照样使人走上邪路。“温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这里的淫欲，不是指正常的夫妻关系。再艰苦的生活，夫妻之间的也会有性关系。越贫穷的地区，生育率越高，就说明这一点。 淫欲，指的就是乱性和同性恋。乱性和同性恋大多在富裕或畸形的家庭里才会发生，比如《红楼梦》和《金瓶梅》里所描述的。读书人和书僮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也就是同性恋关系。“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同性恋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性泛滥。圣经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如此，古代的希腊是如此，今天的欧美也是如此。 同性恋发生的最多的群体，除了上面提到的军队，就是影艺界和硅谷。在硅谷上班的，很多人有钱但压力大，有很多丁克家庭。没有孩子的牵掛，喜欢找一些稀奇的方式来作为所谓的娱乐。 3. 有同性恋基因吗？我不是学生物的，所以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学术上的回答。从我的观察和阅读，如果有的话，也跟其它的遗传类似。比如，有些人喜欢赌博、有些人吸毒，上瘾之后难以自拔。这些与基因是否有关系？也就是与先天是否有关系？我认为都是有的。那么，为什么吸毒和赌博是犯罪，而不是因为“基因”的缘故就可以放任？ 李安的《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本意好像是宣扬同性恋，至少是同情同性恋。但我从中看到的是，同性恋并不是天生的。我们从同性恋发生的原因也看到，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如果真有那么多天生的同性恋，那么历史上为什么是断断续续地发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过分禁欲，不滥性），为什么同性恋几乎没有呢？所谓的双性、从异性恋变为同性恋，更说明同性恋是性泛滥的结果。 我们读中学的时候都是住校，几十个人一个宿舍，按时熄灯。同学间无聊睡不著时，会有出格的嬉戏，尤其是在刚开始发育的孩子之间。有时候，我们农村田里的嬉戏，也会有出格的时候。这些，并没有发展成为同性恋。如果那些事情放在今天，可能就会被说成是同性恋，其中有些人可能被舆论的暗示或强化而真的成为“同性恋”。 只要一个人的性器官与异性的性器官的交媾中得到愉悦，他/她就不是同性恋者。事实上，所以的“同性恋”者都有这个特性。所以，真正的同性恋者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4. 性倾向可以改变吗？同性恋不是天生的，而是任由人的私欲和罪性膨胀的结果，是对神的创造的亵渎和反叛。同性恋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以及人与神关系的远离之结果。 有极个别的人，有些基因的变异，只能说明是一种病态。今天在西方，同性恋在某些人群中的比例可以说已经很可观，就像抑鬱症、吸毒的比例相似。有的人结了婚、有了孩子，然后又成了同性恋；也有的同性恋后来又和异性有性关系；还有所谓的双性恋。这些都说明，同性恋不是天生的。 家庭的原因──一九六二年，心理学家贝博提出”家庭动力是同性恋主因”的看法，他认为同性恋是跟源于早期家庭经验的结果。因父母不合、家庭破碎而造成子女在父母亲角色认知上的错误。致而导致情感转移、恋父情结、恋母情结、性别认同困难等现象。 与异性交往受挫──特别是在性生活方面被强暴爆或挫折的经验，造成对异性的关系受阻，而倾向对同性寻求性的满足。 环境的因素──精神分析学者欧佛西发明“假同性恋”这个名词，认为在监狱、军队、修道院等团体中，常发生情境同性恋。这些同性恋者只要一离开那些环境之后，同性恋倾向多半立刻消失。 同性恋是一种病态。神当初造男造女。从“自然”的角度看，阴阳调和，万物才会生长和谐。 同性恋像是一种瘾。世俗地看，这种瘾比其它的瘾更难戒。其一，酒瘾、毒瘾、赌瘾，有立即可见的危害，有些是对自己的身体（酒、毒品），有些是对他人（酒），还损失钱财乃至造成刑事犯罪。其二，酒瘾、毒瘾等，可以采取强制隔离的办法，但不能将同性恋者和所有的同性隔离。第叁，同性恋者需要有异性的爱，才可能真正走出来。而这却是一个paradox，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努力去寻找异性的爱。 现在美国基本上禁止对同性恋行为作研究（同性恋如何形成），禁止对同性恋者做矫正方面的谘询和医治。这就是使得对同性恋的纠正和帮助更加困难。 1992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编定的《国际疾病分类》删除了同性恋。因此，同性恋主义者藉“现代医学不再视同性恋为病”合理化自己的主张，鼓吹同性恋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看到不少的例子，对一件事或“疾病”的看法时有反复。西方的学者喜欢标新立异，越来越远离神。同性恋的盛行与这些自由派学者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退一步说，不列入疾病不表示是正常的或不是病，只是以现在的医学观点看来不是病而已。比如，现代医学不会把自私、诡诈、撒谎、好色、多疑、好斗、自大、顽固、自我中心等列为疾病，但它们到底是不是病呢？就算不是病，也不是好的特质，至少可以允许人们寻求纠正或改进的努力。 二、同性恋为何被神所憎恶 1. 同性恋者容易迷惑人。同性恋刚开始时，以保护隐私，以两人之间的事与他人无关，不应该受到他人的干涉为起点。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否与他人有关，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到干涉，需要有一个界限。比如，夫妻之间怎样相处，别人不应该干涉。再比如，甲和乙（可以是同性、也可以说异性）某个时候单独在一起了，外人也没必要细究到底在一起干什么。但是，如果甲和乙对外宣布，他们同居，就不再是简单地两个人之间的事。不反对，就是对这种行为的默许。 有人说，某人既然是天生的同性恋，就得听从其内心的呼唤。前面说了，吸毒、赌博也与天生有关，为什么那些赌博、吸毒是问题，而同性恋却不是？甚至有些人想偷盗、想杀人，是不是也该任凭他们去听从内心的呼唤呢？同性恋，不偷也不抢，似乎与他人无关。但当两个人的事到处招摇时，就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而是对公众价值观的挑战。如果只要两个人自愿，他人就不应该干涉，那么乱伦、一夫多妻，甚至兽交都不应该干涉，都要合法化？ 2. 同性恋以人的私欲（虚妄）否定神的创造（真实）。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有谁知道自己有几根头髮（除了那些头髮落光了的）？几年前我曾看过一个survey，60%的人都认为自己是top 10%。有多少人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今天学这个，明天又想做那个。有时，一个人被逼到某个环境或位置，然后才发现自己居然那种自己想象不到的能力。我们对自己的所谓了解，也就是盲人摸象，只能知道局部，不可能全知。真正了解我们的是哪位创造主。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不与创造主连结起来，结果肯定是误入歧途。 去年加州有一个法案，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是女的，就可以上女厕所。那时，我的大女儿怀孕了几个月，从B超知道是个男的。一个人还在母腹里，就知道男女。男女的分别就像黑白那么分明。可现在居然有人认为男女之间不是那样区分，生来是男是女不算，自己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居然还能通过立法。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指鹿为马，混淆黑白。一头鹿如果说它是马，别人就得承认它是马。碳是黑的，有人说碳是白的，那就是白的；有人说雪是黑的，那就是黑的。如果哪天我闯了红灯，撞了垂直方向的车，我可以说我这个方向是绿灯，即使有当时的记录也没用，我说那个别人称为红色的其实是绿色，我就不是闯红灯。 当年克林顿因为与陆文斯基的醜闻，说了一句“It depends on what … Continue reading →

几天前，我在微信上转登了温州三江教堂被毁的事。一位弟兄看到后在他的团契里分享，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的确，善良的人们，如果缺乏对中共政权的了解，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温州人善于做生意，比较富有，这大概是大家公认的。近年来，我也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基督教在温州的兴起。可以说，几千万元的教堂，同时印证了这两点。 诚然，我们敬拜神，最重要的是一颗敬畏神的心。但他们愿意用自己的钱，盖一座豪华的教堂，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当年所罗门王也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并被上帝所悦纳。 三江教堂被毁，对三江教会的信徒来说，就是一个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可居然有“基督徒”不仅是对教堂的被毁无动于衷，还指责三江教会的信徒不该建豪华的教堂，三江教会的牧师不该“闹”(对民间寻求公义的行为，官方所用的说辞)。这种人对三江教会的会众，对大陆被迫害的信徒，没有丝毫的同情或怜悯之心。就好像说，一个人被抢，只怪他有钱，也不该去试图寻找公道。 也许，三江教堂的建造，有超规模的可能。君不见，中国大陆遍地都是“超规模”的豪华政府大楼。虽然习近平的反腐，抑制了这种建豪华政府大楼的风头，也没见那间已建成的政府大楼被摧毁。所以，摧毁三江教堂的原因，不是“超规模”，而是对基督信仰的迫害。 他们能拆毁三江教堂，能捣毁教堂上的十字架，却毁不了基督徒心中的十字架。这些年基督信仰在大陆的扩展就是明证。

佑发爷走了，还没熬过新年就走了。 我们那里管叔叔叫“叔爷”或在名字后面加“爷”，大伯叫“伯爷”。佑发爷是我的小叔叔，年龄正好介于父亲和我之间，父亲比佑发爷大１６岁，佑发爷比我大１６岁。说来惭愧，这还是几年前回国时，当我问及佑发爷的年龄时，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佑发爷也就２０出头。记得每次去看祖母，都是和佑发爷同住，直到有了“那个妇女”。我那时没礼貌，不知如何称呼还没有正式成为婶婶的她，就以“那个妇女”代之。说来也巧，婶婶的年龄也正好介于佑发爷和我之间。 佑发爷的木工工具一直有两套，其中一套是为我预备的（后来给了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我”１０岁”（实龄９岁）那年，终于有了盼望已久的“皮带裤”和“皮带”，那是佑发爷给我的生日礼物。 佑发爷做事一丝不苟。他做的各种椅子小巧而标致，时不时地会送几把来给我们。他做的箱子也比一般的“密缝”，我上学用的箱子就是他做的。我们家老屋的有一块地板，由于天井来的雨水长期浸泡而腐烂，他刚“出师”不久为我们补的那块地板，因为太密缝，在潮湿的天气就会拱起来。 后来，我高中毕业，自己在家里鼓捣竹编。佑发爷就问我到底是要学木匠还是竹匠，学竹匠的话，就帮我找一个高明的师傅。要是学木匠，自然就是跟他了。我说一样都不想学。我当时心里在想，那些东西还用学吗？我干嘛要受三年学徒的苦？大概一年之后我被公社里拉去教新增设的高中班，半年后考取大学。要是去学木工或竹编，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是后话。佑发爷当时是好心，因为随便学一门手艺，也比种田强。 我结婚时的家具是他包的，从木头到人工。因为他文化不高，看不懂图纸，要找他的师傅帮忙，而他的师傅又是大忙人。有时候做到一半做不下去，只好在家里干等。 佑发爷喜欢喝酒，每天三餐都离不开酒，而且必须是喝白酒。虽然没听说他喝醉过，但酒对他身体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几年前，他的肋骨损伤后，酒还是没断过，据说喝酒与他的病情恶化很有关系。他本来不缺钱，他儿子在杭州，他的病早就应该到杭州或上海较好的医院去治疗。可他一直听信附近的庸医，服那些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直到非常严重了，才到上海去，可是已经太晚。 年前和父母通话，得知他刚从上海的医院回来，已经没有医治的必要了。我就给他打了电话。婶婶接电话后，他也试图跟我说话，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几天之后，就从弟弟那里得知他已经走了，没能熬过中国的新年。 我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给他传福音，但愿他能去天堂。 【注１】“皮带裤”，就是西装裤。那时一般人穿的裤子都是系带子的，小孩子则穿背带开裆裤。 【注２】密缝：接口处很紧密，没有缝。 【注３】出师：乡下学手艺（木工、篾工、裁缝等）都是有三年学徒期。学徒期间，工钱归师傅所有（师傅要赶两个人的活），碰到师傅脾气不好的会经常挨骂。“出师”就是学徒满了。 ================================= 原文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