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ly 2009

自律就是自己约束自己。传统的自律注重于修身养性。诚信、礼义、谦和、乐群、敬业、责任、兼听、宽容都可以归为自律的表现。儒家的“慎独”，与自律很接近。英文中的self-discipline有相同的意思，Wikipedia的解释是“为了实现慈善的事业而克制基本的欲望”（denying oneself of an extravagant pleasure in order to accomplish a more demanding charitable deed）。 今天的中国，“《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假的，唯有假货是真的”。“诚信”几乎成了“傻子”的同义词。“礼义、谦和”被“傲慢、张扬”所取代。“乐群”已经过气，甚至很多人不知其意了，如今时髦的是“个性”。在追求短期效益的环境下，“敬业”者不再有市场。在各种人为的灾难与犯罪事件面前，一个个都是要“追究别人的责任”而鲜有主动承担责任者；在人与人相处当中，乃至在婚姻当中，“责任”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地位。纵观网络上的争论和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即便一方已经理亏，自己做的明显不如对方，也依然固执己见，要的是别人“兼听”我的。只有自己无理，或暂时处于弱势时，才希望别人的“宽容”。至于“慎独”，如今强调的是“隐私权”，还有几个真正的“慎独”者，只有天知道了。 这并不是说自律这个词不流行了，而是自律的本意已经变味。它正在逐渐被另一种“自律”所代替，英文里比较接近的是self-censorship，“out of fear or deference to the sensibilities of others without an authority directly pressuring one to do so”（Wikipedia）。这里没有“直接的压力”指的是，当事者不如此行，也不能受到官方的（直接）处罚；当事者之所以进行“自律”，其背后的原因大多是商业或经济上的。这种“自律”，既有团体的，也有个人的。通常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弃公正、昧良心，舍原则。这恰好是传统自律（为了公正而克制自己的私欲）的反面。 前段时间我为当地的社区杂志写了一篇《奥运的代价》，虽然沾了政治的边，但其中列举的都是事实，结果还是被多数编辑否定，理由是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我前不久写的《六?四回顾与反思》，贴到某网站上后很快被放入《园中园》（只有注册者才能看得见），怕中共把网站给屏蔽了。这种怕被中共屏蔽的网站不只是中文的，一些英文媒体的中文版文章，也自觉地实行自宫，删除了英文原文中的“敏感”段落。 Microsoft和Google搜索引擎，也是主动设置过滤器，屏蔽掉“敏感”话题或词汇。走得最远的当属Yahoo，它把师涛主动交给中共，当时的CEO杨致远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没有其它选择”。这些“自律”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决策者为了发财而一再降低行事为人的底线，沦为邪恶者的帮凶。 人们选择“遗忘”六四，或不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多数人是出于惧怕而“自律”：怕回国时有麻烦，怕国内的亲友受连累。另一些人是为了利益而“自律”，为了当上什么学者所带来的名利，为了在中国做生意而得到的优惠。那些甘愿成为邪恶者的帮凶而出卖灵魂的极少数，连“自律”都谈不上了。 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好心而“自律”，他们的本意是想不触怒中共以便于对话，希望以此来促使中共朝好的方向走。他们的做法也许有些成效，但这些成效的代价是巨大的。王怡在谈到中国的三自教会时说道，和三自教会的妥协就是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当一些人放弃原则以“善意”和中共对话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共打压那些在原则问题上不与中共妥协的人，因为只有当大家都持守底线时，才能迫使中共让步。 早在70年代，共产阵营似乎还在顶峰时，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决抵制，才促使了东欧、前苏联的变革。邓小平当初的改革，部分程度上也是为了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同。六四屠城之后，如果没有西方的一致谴责和制裁，六四参与者所受到的处罚肯定会严厉得多，会有更多的人被判入狱甚至遭枪决。一些六四“领袖”当初能出国进行政治避难，也正是迫于西方的压力（虽然好些民运人士出国后就“废”了）。遗憾的是，Clinton政府出于商业集团的压力，于1996给了中共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失去了一张有效的牌。最近CND上登载的吴放对林培瑞（Perry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