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杨林

　　中美撞机事件已过了十天，不管是支持中方还是支持美方的人都不否定：撞机事件发生在中国领海至少５０英里以外；也没有人否定美国的这种侦察行为是由来已久的。我在这里不打算就美国的侦察行为是否合法（国际法）发议论，这些应该是法学家研究的问题。本文只想探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撞机事件。 　　我相信这不是飞行员的失误，而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如果是飞行员的失误，中共就不会，也不应该这么大作文章（顺便一提，王伟不可能生还。否则，他知道的秘密一旦有一天公诸于世……）。中共策划这一事故可是“一箭多雕”。 　　一．前段时间发生在江西和石家庄的爆炸事件激发了更大的民愤，使人们对共产党更没有了信心。虽然“查”出了“罪犯”，但明眼人都不会相信他们的说词。毁掉一架飞机和牺牲一名飞行员（人命在他们看来如同草芥），能轻易地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使人们“一致对外”。有人说中国政府是想低调处理这件事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国内媒体没有立即报道，其二是不批准学生游行。就在前不久，由于媒体及时报道了“芳林小学爆炸事件”，已被中央警告要“吸取教训”，这一次宣传机构肯定要等中央的口径了；至于游行，中共是不会有胆量批准的：如果下岗工人、乡下民工、法轮功人员乘机加入，后果将令中共不堪设想。 　　二．把美国的侦察机迫降到中国，可以方便地解剖、分析它的构造，比起派间谍来是事半功倍。 　　三．利用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重视，扣留机上人员迫使美国政府道歉，进而迫使美国减少或取消对中国领海附近的侦察，为打台湾作准备。如果美国政府不肯就范，那至少也对美国的态度摸了底。 　　虽说是“一箭多雕”，但归根到底目的还是一个：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反腐败没法反下去了，唯一剩下的一张牌就是“民族主义”。江泽民曾说过：“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则亡国”，看来江泽民是选择了亡国之路，或者是党国同亡之路了。 ======================================= 原文刊登在 2001 华夏快递 kd010412.

　　这事发生在赣东北农村。 　　因为我比别的男孩文静，不到五岁就被送进了我们家隔壁的小学。记得当时其它学校的学生来见老师时，戴着红领巾，先敬一个礼，我很羡慕。第二年文革开始，这种礼节渐渐地不见了。依稀还记得工作组、十六条什么的。不知为什么，对《毛主席语录》第一版某一段一直记得很清楚：“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有些人的手伸得特别长，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对文革有真正记忆的事开始于写在学校墙上的大字标语：“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倒刘、邓、陶”。 　　　　　　　　　　　　　　　　频繁的批斗会 　　刘少奇被定了性以后，每个村口都有他的泥塑像，塑像上挂着写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牌子。家中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四类份子经常被斗，成份较高的人如上中农也岌岌可危。我以为这些人真的很坏，恨不得“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得有一次闯进地主茅棚（他们早已被赶出房子而被迫住在村后山坡上的茅棚里）打破了他们家唯一可破坏的东西——一个鸡蛋。听说朱德也反毛主席，就赶忙把朱德的像片烧掉。总恨自己长得太小，好多活动都不能参加。尤其是看到红卫兵上北京去见毛主席，更是急得不行，相信很多大人也有这种心理。当时邻村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在精神病发作时就说要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反动集团” 　　大概是六九年吧，批斗对象已不限于四类份子，到处都有“反动集团”，人人自危。谁家都不准也不敢留“外来人口”过夜，哪怕是最亲的亲戚。上午还在批斗别人，下午就可能成为某个“反动集团”的一员而被斗。被斗者被各种刑罚折磨得无法忍受时会“招出”许多“同伙”，其中包括斗人者。不时地听大人们议论一些难以忍受的酷刑。“严禁逼供讯”的指示传达后这种紧张局面有了好转。 　　　　　　　　　　　　　　餐敬、献忠、破四旧 　　九大后，每家厅堂的正中都得有个“忠字台”，漆成红色，摆上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及《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曾经还有短期的“餐敬”，每家都有一张红字铅印的餐敬仪式：每餐吃饭前都要歌唱《东方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献忠，就是把家中的金银铜器献出去，谁也不敢不献。因为谁戴过耳环、镯子，用过什么器具别人都知道，如不主动献出而一旦被人揭发，甚至被家人说出去，就是不忠，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献上的东西按当时的价给回了钱，但听大人们说钱有短缺)。破四旧不只是破旧书，破庙堂(我们村的祠堂在文革中被改建)，几乎一切旧的东西都难于幸免。我们家房子上的一切木雕全被铲掉，石砖上的雕刻则由于铲除太费劲而用石灰抹平。 　　　　　　　　　　　　　　　几乎成为反革命 　　文革正在火热当中，每个村口都设有宣传台，台上摆的自然是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等，由小学生负责。路人必须读或听一段最高指示后才能经过。当我就在积极地宣传最高指示时，发现路旁丢有一张“忠字像”(五六寸大小的心形硬纸上印着忠字、毛主席像和向日葵，给小孩挂在胸前)，出于忠心，把它捡起来，却不幸被一阵大风吹下了附近的粪缸。马上就有人把消息报告到公社，要不是我的出身好，再加上当时写标语的人作证，“反革命”的帽子非给戴上不可，也就不会有今天。 　　　　　　　　　　　　　　　　背罪证游行 　　在文革最热闹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锣声，有时是文艺宣传队的，而大多数是批斗“牛鬼蛇神”的游行。老远就听到“只准敌人老老实实，不准敌人乱说乱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或者“敌人”二字换成具体的名字)、“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声，被斗者戴着高帽、挂着牌子、剪成阴阳头，嘴里喊着“某某是反革命”，“我有罪”，“我该死”等一些自辱的话。印像最深是批斗“富农婆”的游行，其“罪行”是不愿把板凳、洗脚盆和火铲借给贫下中农，于是她就背着这三件东西游斗。几十个村庄游到后来我的脚已经迈不动了。由于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人，我知道的就有三、四个。 　　　　　　　　　　　　　　　“打倒毛主席” 　　读初中时印象较深的活动是忆苦思甜，除了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定时讲课外，还经常请苦大仇深的老农民来忆苦思甜，但未尝过忆苦饭。真正使我害怕的是砍柴。因为我的年龄比其他同学至少小两三岁，看着别人半天就完成了任务，而我天黑了却还在路上。第一次听林彪反毛主席的文件传达非常的吃惊(文件是秘密地传达，公开舆论则使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说法)。到后来批林批孔时要写批判文章不知从何下笔，因为压根儿就不知道孔子是谁，更无法和林彪联系起来。高中快毕业时，一位同学说是在厕所里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而被开除，宣布开除他的批判会上，还有一位陪斗的“教唆犯”(教唆的方式好像是问他毕业后的去向)。我虽然从理智上烧了他的照片，但怎么也恨不起他来。几乎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另一班的一位同学，说是写了反动诗。 　　史无前例的文革已经结束了二十年，似乎已成为历史。然而，那场灵魂深处的运动多少还影响着我们爱与恨的情感，待人接物的习惯，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着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人的天性中恶的方面，应当是文明社会遏制、约束的对象。遥望今日祖国，正义、诚实、善良仍不得弘扬，虚荣、诈骗、嫉恨处处皆是。产生二次文革的土壤并不贫脊。昨天的文革给人们留下的恐惧和今天对不同意见的遏制与文革前的气候并无本质不同，一旦有合适的土壤，第二次文革并非天方夜谭。 ============================== 原文刊登在 1996 华夏文摘增刊 zk9605b.

仁君： 你好！你的观点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的看法，但对吴弘达先生的批评却有失偏颇，至少是缺乏理解。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既然是罪犯，就应当接受改造，强迫其劳动，使之自食其力，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对死囚的器官如何处置他们并不关心，有些人，尤其是急需器官的病人及其家属，还会认为，既然人已死了，器官用来拯救活人有何不好？ 然而，如果你站在“罪犯”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者你曾经有过吴弘达的经历，或者你和一些“罪犯”有过密切的交往，答案又会是怎样呢？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中的有些人比一些“好人”还好。几乎每一个罪犯都有一段故事，就说是刑事犯吧。也许他（她）由于正直或其他原因得罪了上司，“小鞋”穿得难受而出于一时怒气；也许他是孝子，是好丈夫，好父亲，为了让家人活得跟“别人”那么象样而又没有“别人”的路子；也许他（她）只是在帮助朋友时而不明就里，或出于朋友义气；也许他（她）是一位“梁山好汉”；或许他（她）只是一时糊涂，甚或是“本质不好”。我有一位大家一致公认为老实的同学，在假期中想跟别人一样赚点外快时亏了本。当他沮丧地回家时，偷了一位旅客的行李包，还没来得及下火车就被查获。按偷窃的价值量刑，他被判处七年徒刑（现在应当已经出狱）。 有过将近二十年牢狱之苦的吴弘达，对犯人有着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感情。因为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这里我没有把他和真正的刑事犯混为一谈的意思），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虽说出售死囚的器官（以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经验，我敢肯定这种事情不但存在，而且不会是极个别现象）拯救了病人，但从囚犯及其亲友的角度看，这种作法无异于硬性规定所有的人死后都必须捐赠或出卖其器官。 吴弘达先生认为，若不是因为“民族情绪”或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而又不是替中国政府说话的人都应该赞成他的做法，这未免太自信了。没有基督教基础的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把“犯人”和“一般人”同等看待，北京去长城路上的一个旅游点（是在一个山洞里，我已经忘了它的名字）把这点表现得非常清楚：每个在阳间有了过错的人到阴间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正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更何况是“犯人”。虽然出口劳改产品有悖于平等贸易原则，有损于贸易信誉，从而对长远的利益产生影响，但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出口劳改产品有利于中国，所以揭露和反对这种做法的人就是不爱国。也许你会说，如果没人揭露不就没事吗？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 吴弘达极力强调中国与中国政府的区别，其实在海外的很多中国人已经是这样做了。问题在于区分两者的界限应人而异，而且有些事情是无法区分的。至于“老老实实遵守这个法律的人很羞耻”（《华夏文摘》增刊第七十一期）的话未免太极端化了，太感情用事了。诚然，这个法律有很多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东西在里面，它的产生过程也不见得合法，而且他们一直践踏着它。比如最高权力机构成了“橡皮图章”，没有任何职务的人却变成了“领导的核心”。但是，一个国家总得有法，有一个让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在未能有更好的替代物之前，目前的法律就是这个准则。如果人人都以违反这个法律为荣，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也就无国可言了。我们应当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以法律本身为武器才能有效地完善法律，改变其不合理性。如果大家都拒绝对那些不合民意的候选人投票，“橡皮图章”也就不复存在了。 关于核试验问题，我部分地同意你的看法。的确，如果今天的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政府的话，核试验在中国人当中恐怕不会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因为人们都会相信它是用于对付外来侵略的，用核武器来弥补还不够先进的常规武器以增加其威慑力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现实的政府是一意孤行的政府，既然可以用枪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谁又能保证它在“异常情况”下不用核武器去对付更多的同胞呢？ 你说美国对中国并不友好，这恰恰与吴弘达的看法相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把美国和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混为一谈，因为美国是一个公认的民主国家，政府应当是代表人民意愿的。如果把每个国家抽象为一个人的话，美国就象是这个世界的首领（到目前为止）。她愿意为其“手下”排解纷争，并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只要不伤害其自身的基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为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少贡献。然而，她绝不愿意看到别人跟她平起平坐，更不愿让别人取代她的位置，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从这一年来的反移民浪潮到最近的Simpson Bill可见一斑。 另外，你把很多问题归为中国人口太多，我不以为然。的确，人口多是一个问题，但人口密度比中国高的国家比如日本并没有那些突出的问题，何况人口多也是这个政府造成的。如果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机制，早在五十年代就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对计划生育加以引导，并通过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今天的人口问题绝不会这么严重。这又谈到民主的话题上来了。如果有民主，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都可以避免。如果有民主，六四天安门惨剧也不会发生。如果有民主，季树源先生的《民主与国家》一文（《华夏文摘》第二四四期）中所例举的代价至少可以少付，尤其是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破坏将会遗害我们的子孙万代。近年来，水灾接旱灾连续不断，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如何使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各方仁人志士都在进行探讨，就象一个医疗小组在讨论对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案。有的提议用手术而达到根治的目的，有的则建议采用保守疗法。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治好病人，只是由于经验和个性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方案。我们既不该攻击第一种方案是想置病人于死地，也不应指责第二种方案无心治好病人。而应该相互沟通，根据医疗器械、医疗水平和病情的进展定出一条可行的方案来。总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中国，肯定是你我所盼望的。 谨祝 圣诞快乐！ 杨林　敬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日于美国 ================================= 原文刊登在 1995 华夏文摘增刊 zk95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