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旧文重贴

日本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国家。大多数到过或生活在那里的华人都为日本的井井有条、日本的整洁、日本人的工作效率、日本人的彬彬有礼而爱上日本这个国家。无论一个人是否到过日本，他都很难和日本脱离干系：日本车、日本电器、日本游戏、日本饮食等等。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日本也是一个可恨的国家，她参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更在二战中对中国百姓犯下了灭绝人寰的罪行（如南京大屠杀）；它的侵华导致了中共政权的上台，从此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灾难中；她虽然也“谴责”了中共的六四暴行，是对中共制裁最早解禁的发达国家；……。 我反日的主要理由还是她至今不能正视历史，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二战的受害者，大肆渲染原子弹爆炸的伤害，而对其在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则轻描淡写，甚至把侵略说成“进入”。许多日本政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劳工和“慰安妇”在日本起诉求偿的案子在日本法院屡屡败诉，张纯如的书不能在日本出版，都是日本对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没有诚心思过的例证。日本的教科书固然有多种版本，日本“对在二战中侵略别国，残害别国老百姓的事情提得很少，却大肆宣扬原子弹，东京空袭，冲绳战等”却是普遍现象，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护日派人士也承认这一点。 我不否认日本今天的态度有其历史的原因，比如：1）德国没有挨原子弹，而日本却吃了两颗。2）对德国的战犯的审判，相对而言更加彻底和公正。而对日本的审判，由于中国的内患，主要受害国未能在审判中扮演应有的角色，美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唱主角，一方面对有些主犯（如天皇）没有给予应有的惩处；另一方面却让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3）欧洲的受害国对历史有完整的记载，而中共为了一己之私，随意涂抹历史，毁坏证据，从而给日本篡改历史开了方便之门；中共放弃战争赔偿和阻碍民间索赔，则进一步为日本歪曲历史提供了便利。 还有文化的原因。西方人较能尊重史实，而东方人更喜欢记住对方的坏，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但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人普遍也有这个毛病，就成为日本这种做法的正当依据。有人说，日本的投降是无奈的（德国的投降更加主动些），这就更加可怕。因为无奈的背后是不服输，隐含有复仇的种子。 还有人理直气壮地说，二战是上一辈人犯下的罪行，新一代的日本人，没有义务去背负老一代旧日本的包袱。我倒认为真实的历史更能给人们自由，而被篡改了的，只带着屈辱和仇恨的历史，更是沉重的包袱，因为屈辱和仇恨是需要释放的，那就是报仇。 在这里，我想顺便为原子弹轰炸日本说几句话，因为有人将它和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它也是日本借以大肆宣扬其受害者地位的主要依据。首先，在德国投降后，如果日本政府响应美、英、中三国在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就不会挨原子弹；再退一步，如果日本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之后立即投降，还可以避免长崎挨炸。其次，日本有大量的妇女到前线当慰安妇，后来在日本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更是搞全民皆兵，不分老幼进行军事训练，期望和美军同归于尽。如此看来，在原子弹中死去的只有小孩才算是真正的“平民”。第三，就像当年投放炸弹的Paul Tibbets所说，“投下原子弹，战争结束了，美军不用进入日本本土，能挽救更多生命。……虽然原子弹杀死了十几万人，但此前仅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本死亡人数就是原子弹伤亡人数的4倍。受到原子弹打击后，日本才不得不宣布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投掷原子弹，有更多的人，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会在战争中死去。 最近又有人为日本给中国的贷款大作文章，说，日本给中国那么大的经济援助（主要是通过贷款），中国人不但不感谢，反而揪住老账不放。这里有几个问题：1）日本是否应该感谢中国（政府）放弃的战争赔偿？如果是，这些贷款作为谢礼应该不算为过，对谢礼再感谢，如此循环反复，有完没完？如果不是，那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的援助？2）就算放弃战争赔款已成为过去，这些经济援助是有条件的吗？如果没有（也就是说，援助完全是诚心的帮助），中国人没有感谢，有什么可抱怨的？如果援助是有条件的，那有什么好感谢的？3）要是中国人因为得了“援助”就不能提旧账，那这个“援助”算什么？4）据一些网友查实，受援助的项目，其设备必须从日本购买，这实际变成了准商业行为，就像汽车公司给买主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那样。也就是说贷款是互利行为，要感谢的话，应该互相感谢才是。 简而言之，就算东京审判是如何的不公正，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大的灾难，那也是日本发动战争在先；不管中共如何涂抹历史，日本给世界经济有多大贡献，都不能成为日本篡改历史的理由。正视史实、坦诚地面对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并且认识到这些暴行才是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起因，是日本遭受屈辱的根源，才是日本轻松地面对未来的正途。 一个不能面对自己的暴行，而只记得他人的过错的民族，是一个沉重而危险的民族。 【附注】有人提议现在的中国政府开放档案，公正详实地编辑一部权威性的“中华抗日史”。我绝对赞成。但我对中共是否会这样做不抱乐观态度。即便中共愿意，也需一定时日。无论“中华抗日史”能否编成，都不能成为放任日本篡改历史的借口，因为促使日本正视历史也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 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305，稍有修改

“男人因性而爱，女人因爱而性”，说的是“性”发生之前男女表现的不同。男人为了性而对女人百般殷勤，女人则因为对男人的爱慕而以性相许。在没有性关系之前，女人对男人的爱只是一种“爱慕”，只是亲近感（closeness）。如果她从一个男人那里得到了性的满足，爱情就得到了升华，而有了归属感（belongingness）、合一感（oneness）。这就是“女人因性而爱”，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 “食，色，性也”，食和色在心理学上都属于无条件反射的行为，应该是无师自通的。然而，如何让女人在“性”中得到满足，充分地享受“性”，从而也使自己在其中得到身体和心理的满足，并不是每个男人与生俱来的技能。 性技巧跟其它技能一样，取决于天生的悟性和后天的学习；它跟其它技能一个根本的不同点是：“爱”。“做爱”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如果一个男人对他的女人有足够的爱，他就会把她的身体当作杰出的艺术品，每个部位都是那样的美妙，他就不会有任何“肮脏”的念头，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用自己的每个感官去爱抚她、感受她，也让她从中得到享受。 刚刚来美国不久，校园边上有一家旧书店，书店里有新的“Play Boy”等成人杂志，可以随便翻。我们几个同学时不时地去书店里，虽然偶尔也找一下是否有合适的专业书，但更多的还是为了去看那些杂志。一次，一位同学看完后说：“亲那个地方怎么不嫌脏？”，我回答说，“我们那里的女的看不上一个男的时，其中会说的一句话是‘舔屄都嫌你舌头粗’”。 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城里人，除了少数人有机会接触几本误导的手抄本，从家里到学校几乎从来没有听过或读过有关性的话题。几年前CND上讨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时，有人说“‘拜脚狂’是开放后才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意指小说的不真实）。其实，人性的基本东西并不需要从哪里引进，中国古典文学里并不缺乏拜脚方面的描写，裹脚可以说是把“拜脚狂”推到了极端。同样是评论《黄金时代》的线上，有人说，温饱了才思淫欲，那时物质匮乏，哪会有那些事情？这又是对“温饱思淫欲”的一大误解。物质再贫乏，只要勉强能填饱肚子，就会有性的要求。在饥荒的年代，照样有人嫁娶，有男女之事，有婴孩出生。“温饱思淫欲”说的是，人们一旦不愁衣食，就会想三妻四妾、想婚外情、甚至想娈童等。所以，这里的“淫欲”不是简单的性欲，而是传统意义上的淫乱。 许多中国人在这方面的错误观念还有很多，“女人停经后不再有性生活”是其中之一。除非男女双方在女方更年期之前的“性”已经是可有可无，女方在停经后不可能突然失去“性”趣。二十年前，老家附近村子的一个退伍军人，与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打得热火朝天，而冷落结婚不久的妻子。那个“老太婆”一点也不遮掩。几年前在LA Times的“Dear Abby”专栏里，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女人说她太年轻而不能没有“性”（too young not to have sex）。 “女人因爱而性”被很多人误解为，女人并不享受“性”，而是把“性”作为对爱的付出。其实，女人在性中得到欢愉并不见得比男人少。按照希腊神话中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Tiresias，曾经有一个阶段被变为女儿身）的说法，“如果把这份快乐算作10分，那么男人只享受到其中的1分，而女人享受到另外的9分”。 张贤亮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又何尝不是男人？我不相信有完全性冷淡的女人。即便是一个受过伤害而有轻微心理障碍的女人，在她所爱并且爱她的男人面前，在这样的男人的充分爱抚之下，她也会敞开身心去享受造物主赐给女人的欢愉。 夫妻之间应把性和谐作为头等大事，再大的争执也“不可含怒到日落”。在一场高质量的云雨之后，夫妻之间不会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些夫妻由于生活的压力，加上对性关系的无知，性生活逐渐减少，以致于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还以为那是正常现象。尤其是人到中年，儿女逐渐长大，夫妻之间的性福更为重要。据我的观察和了解，有“中年危机”的家庭，大多数都没有正常的性福生活。至于何为正常，则与时间的安排（如工作的关系）与身体状况有关，但双方在每星期都有满足的体验应该是最低的要求。肾虚之说是无稽之谈。马寅初每日必有性，活到100岁。刘海粟有非常活跃的性生活，活到99岁。 夫妻之间的任何亲昵动作都不会是过分的，有条件的话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离家度“蜜日”，以激发双方的激情。但不可乱性。乱性就会导致一方或双方只追求感官的刺激，而失去归属感与合一感。乱性的闸门一旦放开，就很难收拾，即使婚姻不破裂，也很难回到夫妻之间的亲密感（intimacy）。 希望你读了此文后，性福生活更上一层楼。 ================================ 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303.

《灵魂的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作者Jack Canfield和父亲（老Canfield）正在排队买马戏团的票，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父亲带着一帮孩子。他们看上去比较贫穷，但是穿着整洁，举止得体，看马戏显然是他们的一件大事。然而，父亲问了票价后露出了窘迫的表情。老Canfield看在眼里，把20美元丢在地上，拍下那个父亲的肩膀说：“你掉了20美元”。那个父亲感激地捡起地上的钱，买了票，带着兴高采烈的孩子看马戏去了。但Canfield父子却因此没钱看马戏了。 这种帮助别人不求回报的例子，随处都可以读到。当提供帮助者被问及姓名时，回答大抵都是“当你有能力时，也去帮助别人就行了”。我们当年在Cincinnati受到龙卷风的袭击后，得到过红十字会的帮助。在西方有很多这样的慈善机构，他们提供帮助时都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接受帮助者没有任何回报的义务。 中国人把“忘恩”与“负义”放在同等的位置。这个义，是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五常（仁义理智信）的第二常；是由三纲所定的义务，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当一个人受了“恩”，他就有了报答的义务。这当然是利于统治者的，因为有权有势者通常才有能力施“恩”，“皇恩”更是“浩大”，受恩的百姓自然就只有报恩的份。 一个人不止是要“知恩图报”，而且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一旦受人之恩，其恩通常都“重如山”。于是，当一个人在接受“恩惠”时，他必须考虑以后该如何报答，以免被人称为“忘恩负义”之徒。有些人不敢平白无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另一些人则揣摩提供帮助者的动机。 比如，中国的一些贫困学生受到资助时，需要定时向提供资助者汇报情况，据说这是为了督促被资助者好好学习。只要受资助者真的有需要，他们是否努力学习不应该成为资助的附加条件，也许他们有比“努力学习”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当初主动退出希望工程的资助时，就有人指出，她是在“用自尊来换取施予”，“大家都认为她欠了全社会一个人情！她承受的是比贫困更沉重的压力！” 在我出国之前，每当我说共产党的不是，父亲就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上大学的机会。大学从晚清时期就开始有了，既然有大学就得有人入学就读，怎见得没有共产党我就不能上大学呢？即便是因为共产党我才能上大学，我也不用感谢谁：政府拿着百姓的钱就本该为百姓办事。另有人说，我们这些在七七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都得感谢邓小平。上大学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文革期间百姓不能正常升学是政府的失职（中共自己称之为浩劫）。百姓能上大学不欠谁的情，更不用对什么人感恩戴德。 最近有人把“知恩图报”扩展到了美国两党之争和六四绿卡上。1992年民主党议员Pelosi提出《中国学生保护法》（也称为《Pelosi法案》），颁发绿卡给1990年4月12日之前来美的中国留学生。于是有人说，那些受《Pelosi法案》之益而拿了六·四绿卡的人支持共和党是忘恩负义。姑且不说这个法案的出台有着华人自己的努力、国会两党议员的通过、老布什总统的签署。哪怕这个法案是民主党一手操办的，拿了六·四绿卡的人也没有义务一辈子支持民主党。出于理念或利益的考量而提出某些法案，是议员份内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得益于共和党的一个提案，又得益于民主党的另一个提案，他岂不丧失了支持或反对任何一党的权利？难道他还得跟祥林嫂那样去“捐门槛”不成？ 诚然，一个人得到了他人的帮助，理应表示感谢，并把别人的帮助作为一种激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人提到庄则栋受容国团、傅其芳的培植之恩，应该为容、傅的遗属做一些事情，甚至呼吁在北京奥运村为容国团建一座铜像。庄作为个人在适当场合应该感谢容的栽培，并学习容、傅的为人，去帮助培养下一辈乒乓人才。但呼吁为容建铜像不是他的义务，毕竟受益于容的不只是庄一人，而是中国的乒乓事业；施害于容的也不是庄，而是中国当局。另一方面，一个受恩之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观不应受施恩之人的影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应当忘恩行义。比如那些《Pelosi法案》的受益者，即便是受了民主党之恩，不管出于信念、利益或其它什么原因去反对法案的倡议者也是他们的权利。 ============================ 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110.

“逢中必反”是一些中共及其支持者给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人贴的标签。 根据维基百科全书，国家（nation）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人民及其语言、文化、种族的集合体（a group of people joined together by language, culture and ethnicity）；其二是在一个独立的政府统治下的领土及其居民（a territory under a single independent government and the inhabitants of such a territory）。有时候为了避免歧义，分别用state、nation、country来强调政府、人民和土地。198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把国家定义为“⒈阶级统治的工具，……⒉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在线新华词典对“国家”依然采用这个解释，但把“国”定义为“有土地、人民、主权的政体”。 “逢中必反”所隐含的是“反对中国的一切”，它是“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中共通过“逢中必反”这个帽子转换了“中国”的概念，将中共的反对者诬控为人民的敌人。 完全“逢中必反”的人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但逢中国的某一“要素”（语言、文化、政府等）必反的人倒是有的，而且曾经还颇为时髦。比如，“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就把中国文化归纳为“吃人”二字；毛泽东则提倡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试图用“洋文”（拼音）来取代中国字；“破四旧”更是逢中（国传统）必批之、必毁之。历朝的开国皇帝及其追随者自然是逢前朝（中国）政府必反的人。 自由知识分子以批评政府为己任。政府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损害部份人的利益，被损害利益的人自然有权质问为什么他们必须买单。从中获利的人也可以为利益受损者呐喊，甚或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民主国家的任何一项法律或政策出台，总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就是要充当反对的角色，“逢‘中’必反”，这个“中”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 我反对三峡工程，因为它毁掉了大量的历史文物，破坏了原有的生态，使多少人失去家园。此外，三峡工程施工的难度及完工后的利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最近“德国之声”苗子的报道《三峡工程问题多，是世界最大烂尾工程》就例举了一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水流坡度的“疏忽”，山体的滑坡，需要移民人数的剧增，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安置。三峡办主任汪啸风９月份的一次发言也承认，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 我反对“北京申奥”。北京办奥运没有什么不可。问题是人家承办奥运的多半是私人机构，最多从政府得到一些资助；而中国把“申奥”当成一件巨大的政治任务，全国人民都要为其买单，舆论宣传就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奥运村的施工中，由于贪污、受贿导致的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主会场“鸟巢”的施工费用一加再加，大大超过原先的预算。刚刚完工后，它在实用性上就暴露了问题：钢架在阳光下的阴影投射到运动场中央，使主场地形成大面积的黑白图案，运动员在黑影里比赛，对电视直播造成很大的困难。北京奥运会喂肥了一些贪官和承包商，争了虚幻的面子，到底为百姓多少好处？ “神五神六”、“嫦娥一号”我也要反。即使是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每项工程也都要花费数十亿人民币。全国一年教育经费不到一万亿圆，其中重点大学、城市中学等占去了绝大部分数额，能够用在农村中小学的远不及一个“嫦娥”的花费。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卫星上天、到神五神六、到嫦娥一号，所花费的巨资足以完善中小学义务教育。这些“强心剂”虽然能激发一时的爱国热情，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才是强国之本。当百姓不会再为学费而烦愁，不用为没钱治病而走投无路时，再去投资“奔月”才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青藏铁路的建设我也反。青藏铁路穿越三江源头（长江，黄河，澜沧江）、可可西里、羌塘草原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穿过沙漠戈壁地带和常年冻土地带，还有世界闻名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大面积的雪山冰川。这三江流域人口密集，其中澜沧江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逐年恶化，已成为我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青藏铁路势必进一步破坏高原植被，加速水土流失。青藏铁路带来的大量游客则会大大加速西藏的商业化和汉化，使西藏文化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拉萨如今与国内其它的旅游热点一样拥挤不堪，而西藏人真正成了边缘人群。 “发展经济”也不一定是什么绝对的好事。太湖、滇池等淡水湖泊的绿藻化，淡水水质的普遍下降，一片片土地的沙漠化，可耕地面积的大量减少，空气的污染，风沙的肆虐都是盲目“发展经济”的直接后果。“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则是对当今社会狂热地追求金钱，道德每况逾下的真实写照。 “维护领土完整”也可以反。一个国家的疆域辽阔虽然在理论上有种种优势，这些优势能否发挥则是一个问题。即便优势能够发挥，其目的也是为了百姓生活得更好。当这个疆域上的一部分人由于种族、宗教、文化、制度等原因觉得被“绑”在一起而痛苦，因此要求独立出去时，我们至少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魁北克人要独立，加拿大政府非但没有出动武装力量去镇压，反而让他们投票自决。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后百姓过得更好，马来西亚也没有变得更糟。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了两个国家，前苏联则被“分裂”成了多个国家，百姓得到的是更多的自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欧洲大多数国家因为理念和制度相近，搞起了“欧洲共同体”。如果中国那天民主了、自由了，和周边的国家和睦相处，再来一个“中华联合体”什么的，岂不是皆大欢喜？ 即便我称之为“少数几件好事之一”的汉语拼音我也要反。且不说当初搞拼音的动机是为了取代汉字，拼音本身就不是很完善。比如，所有的拼音符号都用英文字母，却插一个ü在里面。y既然是作为声母代替i的，且yu发“鱼”音，iu作为（复合）韵母也应该发“鱼”音，可它却成了iou的简化。类似的还有wen和un的不一致。虽然省了一个字母，却给学习带来额外的困难，增加了记忆的负担，甚至引起使用的混乱。 甚至免除农业税我也反。从清朝到民国，“田赋”与田地的好坏挂钩，总数额低于收入的5%。共产党收的“公粮”（含土地税和农业税）不顾田地的好坏搞一刀切，数额超过25％的农业收入（幸好这个数额在一九六五年定了下来，在以后几十年增产不增税）。把农业税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轨道，彻底免除其它收费才是正途。更重要的是，取消户口制度还人们以迁徙权；土地私有化还农民以所有权；砍掉花钱而碍事的机构还百姓以自主权；完善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制度以兑现中共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赋予公民的权利，这才能真正的利民。在名目繁多的收费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免除农业税”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是为“胡温新政”涂脂抹粉的伎俩，收买人心的把戏；它给百姓一个“皇帝清明，贪官可恶”的幻觉。 那天中国民主了，民众可以选择政府了，我还是要“逢‘中’必反”。我要竖起耳朵听他们所言；睁大眼睛看他们所行；开动脑筋分析他们言行的一致性与合理性。哪怕一项政策或法律看上去多么的“利国利民”，我也是要“反”。我要质疑它的可行性；质疑它在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质疑它是否可以进一步完善。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再不用担心被人扣上“逢中必反”的帽子了。 =============================== 刊登在 2007 … Continue reading →

刚来美国不久，在“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一篇作文里，我谈了对善恶的看法。因为不是完全符合老师布置的主题，也许因为谈的话题不是一般人感兴趣的，也许还因为写得流畅，它被老师认定是抄来的（好在没有影响后来的成绩）。虽然那篇作文已经找不到了，我还记得大概写了些什么：一、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世间的恶从何而来？二、如果一个人会顾及别人的看法，他就算是好人。 虽然关于好人的看法过于简单，倒也与Scott Peck在《People of the Lie》里关于恶人的定义的第四点相呼应：1）把他的邪念施加予人（Projects his or her evils and sins onto others）；2）用一个个的谎言来抬高自己（Maintains a high level of respectability and lies incessantly in order to do so）；3）一贯行恶（Is consistent in his or her sins）；4）不顾他人的看法（Is unable to think … Continue reading →

我们那里的农户没有不养鸡的，公鸡报晨，母鸡下蛋。留种的公鸡不但要长得好，更重要的是，啼声听起来得像是“重担担来家”（即重担挑回家，意为好收成，或财源滚滚来）。一般的母鸡都是两天以上才下一个蛋，我们家有只母鸡与众不同，它几乎是每天都生蛋。说每天生蛋，不是很确切，因为它每天都会推迟几个小时，到七八天之后就会断一次，实际上就是每二十七八个小时生一个蛋。我们家的屋建造于二百年前，有前后天井，大门后门因为年岁久远已不那么紧密。那天早上我们发现鸡笼附近有一些鸡毛和血，知道头天晚上鸡笼没有关紧，给了黄鼠狼可乘之机。真正让人心疼的是，失去的是那只最会生蛋的母鸡！ 第一个算得上宠物的是一只刚出壳的甲鱼。一九六九年夏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到河边玩沙子，淘到一个甲鱼蛋。甲鱼蛋跟鹌鹑蛋一般大小，不同的是甲鱼蛋是球形，鹌鹑蛋是椭球形。那么一个甲鱼蛋，丢了舍不得，吃又不顶饥，我就把它放在一个装杂物的抽屉里。几天之后我打开抽屉发现甲鱼蛋有一点异样，就把它拿出来，没想到一只小甲鱼破壳而出！那时，我和一位同学被指派坐在村口，拦住路人读最高指示，它就被带在身边，安置在一个有水的大木勺里。空暇时我拿到河里去玩，谁知一不小心让它爬出了木勺，眼巴巴地看着它向深水游去。 黑猫是我们家养得时间最长的“宠物”，写到它就让我想起自己的残忍和对它的愧疚。捕鼠是我们养它的唯一目的，但老鼠（加上定量的食物）并不能满足它的食欲，况且它并不是最好的捕鼠能手。猫天生怕水，却对鱼有特别的兴趣，这对我始终是个谜。它在我们吃饭时不邀自请地跳上桌来，已令人厌烦。当它要分享我们难得的鱼腥味时，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一把抓住它重重地摔在地上。这种摔法好像还不止一次，倒也使它变老实了些，只是不知道伤到筋骨没有。后来，老鼠药泛滥，猫也成了鼠药的牺牲品。我们的黑猫也未能幸免，丧命于吃了带药的毒鼠。按照传统的说法，一只猫是半条秀才命。我们依照当地的习俗，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挂到村口的树叉上。 再养宠物是二十多年后的事，老二刚刚出生。一天，老大从学校里带来一只朋友送给她的纯白小仓鼠（hamster），我们为它买了一个笼子。看它吃饱喝足后不亦乐乎地转着轮子，成了我们茶余饭后最容易消磨的时光。笼子的铁丝间隔偏疏，它经常会钻出笼子，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尤其是第一次，我们寻遍了两房一厅，才在沙发底下找到它。对气味一向敏感的老婆，产后更是无法忍受它的味道。那天我们回家，发现笼子不在客厅，连忙打开阳台的门，仓鼠早已没有了气息，盛水的容器空空如也。它是死于干渴与暴晒。 教会的师母听说仓鼠的悲惨故事后，把她女儿留下的白仓鼠连带笼子送给了我们。女儿把它取名Snow-white，我们又为它买了一只伙伴，也是白的，叫Robin。可Snow-white和Robin并没有和睦相处。没几天，Robin明显地越来越胖，也越来越懒。一天早晨，笼子里多出了几只灰色的、小指头大小的仓鼠。原来Robin是带着身孕来到我们家的。第二年春天，我们那一带受到了龙卷风的袭击，所有住户都必须从公寓里撤出来。电视台到救援中心采访时，看到老大提着仓鼠，就和她说了几句话。当天晚上好几家朋友打电话来说（AT&T借给我们的手机，并把原来的号码转到上面），看到我们的老大上电视了。 龙卷风后不久我们来到了加州，临走之前女儿把仓鼠送给了朋友。一年后我们买了房子，老大又起了养狗的念头。我要她答应不用我们帮一点忙，才可以考虑。正好教会有一姐妹问我们是否可以帮忙看管他们的狗，因她们一家要出城几天。她的狗叫Ginger，两个女儿见过它几次，我们便欣然答应了。大女儿从这几天里体会到了养狗的不易，就不再提养狗的事。 后来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一个鱼池，在里面养了十几条金鱼，并种下了几盆荷花。几个月以后，鱼池里多了一些指甲大小的鱼苗，还有不知哪来的虫子。池里的水虽然经过假山循环流动，但由于没有过滤器而变得肮脏不堪。我在加过滤器的同时也决定把池里的水全部换掉。花了半天的功夫抽干了水，并把池底清理得一干二净。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所有的鱼都浮在了水面上，原来刚从龙头里出来的水要加conditioner或晒上几天才能养鱼。这是养鱼之前没有做好功课而付出的代价。 我只好又花几块钱重新买十几条鱼苗放进去。又过了几个月，金鱼长大了不少。一天我下班回家，老婆兴奋地告诉我，有一只白天鹅来过，停在池边上。她还给天鹅拍了照，但在玻璃门里面拍的照片不够清晰，因为她怕开门而惊动了它。第二天池塘里的金鱼都不见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有一条）。邻居告诉我们，那种鸟不是天鹅，而是白鹭，它们会不时地捕食池塘里的鱼。附近曾经有一家池塘里的一条锦鲤（Koi），值好几百美元，被一只白鹭叼走，那家的主妇追出去好远才无可奈何地看着它们远去。 两次挫折并没有使我停止养鱼，我反而变本加厉，决定养锦鲤。现在的几条锦鲤由原来的二三寸大小已经长到快一尺长了。但愿它们不要再被白鹭看上。 在结束本文之前，再提一下不请自来的乌龟，斜对角邻居家的宠物。它在栅栏底下打一个洞，经常来我们的院子里造访。第一次老二发现它时，还不知深浅地想去搬动这个二十来磅重的庞然大物，幸好没被它咬着。今年暑期从国内度假回来，我打开院子里的储藏室时觉得不太对头：门内怎么没有了下脚的地方？仔细一看，原来是它。几天之后的星期六，我一个人在家，听到家里的地板上有什么响动。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都没回来，哪里来的声音？莫非还真有鬼？寻找了半天才看见了钢琴底下的乌龟。我这才下定决心去堵死它来到我们家的路——那个栅栏底下的洞。 ==============================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1204.

（一）地域、肤色与体能 考古学家已经证实，人类只有一个起源，也就是说，人类只有一个“种”。但是人类的肤色却不止一种：非洲在赤道附近，日晒的时间长，非洲居民的肤色就深；北半球纬度较高的欧洲，日照时间短，欧洲人的肤色就浅，一般被称为白色或无色人种。一个人暴晒几天皮肤能够变黑，但一段时间过后又会恢复到原来的肤色，不会把暴晒引起的黑色皮肤遗传给下一代。然而，要是一个人一生都在暴晒，没有恢复到“原来的肤色”的机会，代代相传，“肤色”就会积累成遗传因子。于是，非洲人逐渐就变成了“黑人”。 南美洲是白人的征服地，居民基本上算作白人（白人以及白人和原住民通婚的后代），纯种的原居民已基本绝迹。东南亚的情形也很相似，其居民长期受到外敌的侵扰，被杀戳、被通婚，他们并不世代在那里定居。美国原居民印第安人，和华人有相近的肤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美国大陆与中国大陆在相同的纬度范围内。印度的朋友告诉我，居住在南方丛林地带的人肤色更黑。中国大陆南北虽然交流频繁，也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地域不但对肤色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对体能也有重大的影响。我们都不会否认，黑人在体育上，尤其是在需要很强的爆发力的项目上，有明显的优势。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虽然水果丰富，动物种类繁杂、数量众多，但缺乏易于家养的牲畜和利于种植的粮食品种。在那样炎热的地带，尤其是赤道附近的热带丛林生活，人们不适宜耕种、牧养或狩猎，需要的是和动物竞争的能力、从树梢和山崖上采集食物的能力。 （二）地域与文化 寒冷或干燥的气候，使食品的储藏成为可能；漫长的寒冬则使食品的储藏成为必须；耕种和牧养得以使大批食品的储藏成为现实。有了粮食的的储藏，人们才能对各项活动进行分工（冶金、文书等），使城市化成为可能。文化这个词本身来自于culture，与耕作（agriculture）同词根。人们在不同环境里生活，就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形成不同习惯。 温带或亚热带地区，如中国的江南，适宜水稻及豆、薯类的生长，同时有牛、猪和鸡作为劳力或肉食的来源。食物的储藏方式可以是晒干、腌制，或地窖保鲜。（棉）纺织品为其人们主要的穿著材料。这里的季节性强，在农闲时，尤其在几个月的冬天里，人们有闲暇来进行“非生产性”的活动，对一些用具及食物从事比较精细的加工。他们可以祖祖辈辈生活在几公里之内，基本上不需要辅助的交通工具，也很少使用武器。当一个自然村过于拥挤，一、两家人搬到另外的地方，生殖繁衍再形成新的自然村。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很少有攻击性。 住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人们，除了种植，牧养和狩猎也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寒冷的气候不利于细菌的繁殖，食品生吃比较安全。漫长的冬天，经常需要酒精来温暖他们的身体，也需要脂肪来抵御寒冬，因而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拥有武器的必要性，从而有更强的攻击性。 欧亚大陆，尤其是纬度在40-60度的寒带，从中国的东北直到欧洲，既有适宜种植的小麦、玉米、高粱等粮食品种，也有易于牧养的马、牛、羊等牲畜作为运输、劳力和肉食的来源。这一横贯东西七、八千公里，纬度相近的地带，家畜可以迁居牧养，植物可以异地种植。地区间贸易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相互征服，文化相互渗透。这种既没有统一文字，更没有统一思想的竞争关系，使这个地区成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历史上一直以羡慕的眼光，仰视著边上的庞然大物。他们那种自卑而好学的岛国文化，使他们能够自强不息。当他们发现欧洲更加强大时，便毅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日本与欧洲纬度相近也算是“地域决定文化”的一个注解。 非洲和南美洲，东西跨度短而南北气候悬殊，不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这里天气湿热，粮食的储藏困难。以IQ和EQ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智力”这个概念，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下，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后，科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无法用来衡量千万年来为了适应热带的环境演化而来的，却被现代科技抛弃了的生存技能和生活习惯。要他们跟上“时代的标准”，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三）印度地理与文化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赤道以北，属热带季风气候区和热带森林气候区。这里终年气温偏高，雨量充沛，北部地区河流交错，灌溉出无比广阔肥沃的土地，大部分地区宜于谷物生长。这里气候炎热潮湿，食物易于腐败，古代印度居民基本上随时获取，及时消费。他们基本上不使用武器，不打仗，只管种地。炎热的气候，人体不需要太多脂肪和蛋白质，贮存的肉类作为有节制的食用。酷热会影响人的食欲，为了调节口味，印度人从小就大量食用咖喱、生姜、丁香、肉桂以及其他的香料调味品。 南亚次大陆自然环境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地形复杂，有一半以上土地多为山区，东西跨度短，南北气候相差悬殊。这助长了一种孤立精神而使印度分裂为许多小的行政单位甚至社会单元。炎热气候使人昏昏欲睡，不喜活动，祖祖辈辈久居一地，循规蹈矩。地理的隔绝，造成了经济的闭塞和政治的分裂，形成了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内部有各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各地的文化形态差距很大，发展水平也不一致。这么多地区性文化形态，在经济闭塞和政治分裂的背景下，都有相对的稳定性，形成独具风格的印度文化。 政治上长期的分裂，使人们缺乏大一统的观念，他们不关心国家政治，不重视征服事业。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经济生活仍旧没有改变。倾向于联合和结成一体的趋势只有在北方巨大的河边平原和半岛内地广阔的高原才表现得十分显著。 杜欣欣在《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写道：“印度人不介意也不喜欢作历史记录。因此当记录最重要的史实时，他们漏掉了时间、地点，也并不奇怪。或许因为具有诗歌的灵魂，印度人将史诗视为史书，把传奇当作传记来读，他们甚至将法律文件和科学文献诗化。”印度的诗人对本国王公或外国王公的远征事业不感兴趣，印度文献对其征服过的国家，或别人征服印度之事基本上没有记载。印度的多元化使其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历法，从而影响历史的记载，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印度古代居民主体部分的雅利安人，是“地域决定体格和习俗”的例证。他们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侵入印度河流域时，充满活力，勇猛强悍，挥舞着战斧长矛，用血和剑降服了土著居民。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后，由原来游牧部落的肉食者逐渐转变为素食者，他们的性格和体质特征也随之改变。此后这个民族锐气渐消，对外征服寿终正寝，只有被征服的份了。而侵入伊朗的雅利安人则不然，他们挥戈跃马，横扫千军，建立了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地跨欧亚非大洲的波斯帝国。 我们津津乐道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印度文化的包容性一点也不逊色。印度在屡遭外敌入侵和征服的同时，她的文化不仅同化了入侵者，而且不可阻挡地向外发展，影响和征服了其他广大地区。佛教通过中亚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播至朝鲜、日本，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东南亚是中国近在咫尺的邻邦，而与印度却远隔重洋。古代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国力强于印度，到东南亚经商移民者人数众多，其对东南亚的军事力量也远胜于印度。但印度文化却对这个地区的语言、宗教、艺术、建筑、法律和生活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令人最为信服的解释是，自然环境或地域的因素。印度和东南亚同属热带季风和热带森林气候，基本上形成一个大致相同的文明区。同样的自然环境，使这两地居民形成相似的心理素质和体质特征。他们都比较缺乏挑战，历史发展节奏缓慢，宗教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人一直有很强的种姓等级观念，处于底层的种姓没有读书的机会，只能永远从事下等的职业。这与语言的多样性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下等人”改变地位的途径通常是异地而居，地区之间语言的不同使迁居变得困难。这种地区之间的隔绝和语言的差异阻碍了思想和技术的交流；等级之间的隔离使有潜力的“下等人”无法脱颖而出，严重影响了人才的选拔。印度的经济发展缓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印度在近代被欧洲打开大门，尤其是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后，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所有当地人都成为了“下等人”。西方的语言（英语）、贸易等随着军事的扩张带给印度一个全新的世界，改变着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这些改变同时也唤醒了印度人的平等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催生了甘地等民族英雄的出现，从而促进了印度的统一。 （四）中国文化与方块字 中国的统一，由北及南，由于其地理的连续性，虽然有长江之隔，绝非偶然。看一看美国这块与中国大陆最相似的国土，就想到统一的必然性。方块字是如何成为“中国”唯一的文字，已无从考察。这个统一的方块字对大一统的“中国”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它使方块字的使用者有归属感，尽管中国在历史上有分有合。所以，统一文字的影响大于统一“中国”的影响。中国人对方块字的完善的确下了苦工，从书法、对子（包括对联），到诗词，到八股文。 因为这个统一的方块字，才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可能，中国从此再也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家。也正因为这个统一的方块字，中国再也不可能在科学的发展上有大的建树，这一方面是因为统一的思想而禁锢了人们的创造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方块字的本身不利于科学的记载与传播，你如果试著只用方块字来写一本现代科技的书，哪怕只是一篇文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一个大国，自然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地方。她的疆土广阔，物产就丰富；她的人口众多，也就汇集了各式的人才。作为大国的皇帝，除了长生不老，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于是个人的私欲和骄傲极度膨胀。他们只管行乐，无心也无暇去顾及底层的百姓（草民）。草民兴风作浪，镇压下去是捷径。即使某片疆土失去了，皇帝的地位并不因此动摇；外国入侵了，割地赔款，皇帝还照样做。饿死的骆驼比马壮，赔了钱财，还可以搜刮。 皇帝是“荣耀”的唯一来源，也是财富的最终分配者。除了宦官和宫女，当官是接近皇帝的唯一途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唯有做官高”。仕途以外的聪明才智都是“小聪明”，一切技术都是“雕虫小技”。这种利于统治者的“官本位”和儒家文化，只有在大国里才能被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做皇帝的安全性（相对于外敌而言）和当官的好处，使得法制难以施行。“情”大于理，犬儒文化得以盛行。这同时也抑制了科技的发展。 统一的文字和一统的大国自然有她的长处。文字统一便于交流思想，交流技术；幅员广大可以互通有无，开阔眼界。人多可以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人如果能在新时代里扬长避短，丢下“大中国主义”的包袱，对中国文化去芜存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幸事，也是世界的幸事。 （五）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前面我虽然已经用了“文化”一词，为了便于进一步的阐述，我还是在这里把文化的概念澄清一下。依我看，文化是人们的习俗、道德、宗教、思维方式的总和（Wikipedia: generally refers to patterns of human activity and the symbolic structures that give … Continue reading →

有人把美国梦概括为“五子登科”，也就是妻子、孩子、车子、帽子、房子。这五子之一便是车子。无论你是上学，还是上班，或在家当全职妈妈，你都离不开车子。每个人驾车都要经历纸上谈兵、蹒跚学步、新手上路，到熟练驾驶，最后达到车人一体的境界。 一、纸上谈兵 刚来美国不久，两位同学在谈论考驾照的事，我插话道：“在一条平直而宽敞的大道上开车并不难。难的是，你不但要开在一条道上，还要应付周围的车、行人、交通信号等。听我说得头头是道，他们以为我已经有了驾照，其实我是在谈论当年学骑自行车时的感受。 我这个人大器晚成，是我的学生毕业留校后用他的破车扶我学会骑车的，那时老大已经半岁多。刚会骑车时，我总是骑得飞快。手背、肘子以及膝盖上的伤在起初的几个月内从未间断过，有时是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经过半年多的摔打，我终于能带着老婆孩子穿梭于繁忙的大街小巷里，颠簸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实现了老婆的第一个梦想。 正式的纸上谈兵，开始于学习交通规则打算考笔试时。我看规则时囫囵吞枣，想凭common sense蒙混过关。交通规则的封面上以及车牌照的包装纸上都一再强调，看到校车停下来让孩子上下车时，你必须停车。于是看到关于校车的考题，就选最严格的选项：在有安全岛隔离的四条道的公路上，与校车不同方向行驶时也要停下来。其实有安全岛时只有同方向的车才必须停车。另一道题是，什么能帮助醒酒？Ａ：碱性的番茄汁；Ｂ：热咖啡；Ｃ：新鲜空气；Ｄ：时间。不是说热茶醒酒吗？热咖啡也差不多，于是选Ｂ。又错了。什么都不能醒酒，只能等，Ｄ才是对的。幸运的是，我答对题不多不少正好过关。老婆的运气可没有这么好，第一次就差一题。我劝她看交通规则，她不相信运气会比我差那么多。结果一次比一次差，直到要她必须交钱再考，才老实下来。 二、蹒跚学步 通过了笔试就有了学习驾照，有了学习驾照后就开始了当时流行的“同学教同学，丈夫教妻子”的模式。练习了几次上坡启动后，请了一位女师傅来教开车。她问我是否可以自己把车退出停车位，我不知深浅地把车退出来。谁知车不等我停稳，趁我慌忙之中迫不及待地亲上了邻居的卡车，吓得年轻的女师傅很久都不敢教人学车。 老婆学车的过程更具传奇色彩。上坡启动时的几百上千次死车、“丈夫教妻子”时不可避免的吵架到几乎要离婚的精彩片段姑且不提。一次上路回来，我让她刹车，她却猛踩油门，车子冲出停车位向山下驶去。“轰”然一声巨响，车子撞在公寓地下室的墙上，引来了好奇的邻居，更吓出了住在地下室的房客。幸好砖墙丝毫无损，车子也仅受轻伤，只是破费了我们几十美圆的拖车钱。老婆第一次考驾照出奇地快。刚开出停车场，考官就让她回来了，她还以为这么容易就通过了呢。考官跟我说，“她至少要过两个星期才能再考，因为她连开哪条车道都不晓得。”原来她一开出停车场时就开在相反的车道上！ Ｆｌｏｒｉｄａ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州的路试最绝，居然让考驾照者在路边进行“平行泊车”的实战演习。在无数次车与车的碰撞后，这一规则后来被取消。说起“平行泊车”，Ohio考的是五点（cone）式，其中四点置于停车位的四角，第五点置于停车位的正前方。考驾照者被要求从停车位以外开进去，绕过前面第五点，停在它的左前方或右前方，然后把车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在进或退到过程中，每停一次扣５分，撞倒任何一个cone考试就失败了。 学数学的前辈充份利用其特长，把五点式考试进行量化：在离那个点几占讣的位置开始转方向盘，转到什么角度，在什么位置停下来，……。这一招对考试相当奏效，使我的第一次泊车考试满分通过。学文科出身的老婆却对量化不感兴趣，为此她付出了三多的代价：吵架多、练车多、考试多。 三、新手上路 刚拿到驾照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二年的时间，是最容易出事的时期。虽然通过了考试，但对好多状况因缺乏经验而惊慌失措。老婆拿到驾照后的第一个冒险记是与警察捉迷藏。在她给我送晚饭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后面有彩灯闪烁。车停下来后看见彩灯不亮了，她又继续往前开。如此三番五次，直到开进公寓的停车场时一片漆黑，才发现车灯未开。警察停在边上：“驾照？”“在家里。”警察看着才几天新的驾照，宽容中带着无可奈何地说：“这次我只给你警告。记住，以后看到警车闪灯时，你必须停下来。” 在普通的公路开了一段时间后，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对许多人是一个挑战。我老婆的朋友，一次误上了高速公路的入口，楞是一点一点地退回来。我第一次跟朋友上高速公路，便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当我离他的车比较近时，我开始减速，他则加速；车距拉开后，我便加速，他又减速。另一个刚拿到驾照几天的朋友，调收音机时车子过了线，惊慌中他急转方向盘，车子飞出快速道、冲向分隔岛，直往相反方向的高速公路驶去。随着他妻子“我不想死”的叫喊声，车子在离反向的快速道只有几呎的地方停了下来。 第一次上弯曲的山路，又是一个挑战。一年夏天，Ｇ先生举家去Pepperdine大学参加千橡城教会举办的夏令会。去时开的是Malibu Canyon，第一次看着一边的悬崖，开在弯曲的山路上，心里直发麻。他打听到从Camarillo转到101的路比较好开，于是沿PCH北上。途中看见23号，“这不是高速吗？”他对自己说，于是兴奋地转了上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连接101和PCH的所有山路中，23号路是最难开的，它只是在101和118之间与Thousand Oaks Freeway重合而成为高速公路。它的陡峭和蜿蜒不但使G先生恐惧，也吓坏了车里的老婆和孩子。他提着七上八下的心调头回到了PCH。“也不知是过了Camarillo还是没到，往回开是上策，大不了再开Malibu Canyon回去”，G先生琢磨着。最后他们沿着Kanan回到了101。 四、熟练驾驶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突然有一天你的车技上了一层楼。换道时不再扭着脖子看边上的车，而会使用反光镜加上迅速一瞥。边上的车没看见你而换道并可能有危险时，你会迅速地鸣笛警告。前面突然刹车时，如果车距太近，你会自然地偏向有空间的一边。你成了熟练的司机，但仍需戒骄戒躁。 1995年夏天，我差不多有了两年的车龄，曾被朋友看上，去Virginia的乡下帮他们搬家到Cincinnati。车技自以为不错了，只是精力稍微分散是对Stop Sign不够敏感。暑期我们一家去Minnesota大学看学校。Twin City的交通灯不像大多数州那样装在路的正上方，而是安在Stop Sign的位置上。那天在St. Paul，垂直街道上两个方向至少十几辆车的紧急刹车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我的朋友X从LA来我们家玩，按照他以往的经验，信心十足地带着yahoo的线路图上了路。谁知yahoo不认得我们这个新兴的地区，而把他指上了Kanan去海边的方向。X在Kanan路上越开越觉得不对（他们以前乘我的车来过我们家几次），就决定找一个宽敞的地方掉头往回开。他把车倒好了位置，看准了两个方向都没车，猛踩油门，车子却向后朝山下冲去。我接到热心的路人打来的电话后迅速赶到现场，只见车正被路边的土堆顶着，后部向下倾斜地悬空在山崖上。孩子们是被小心翼翼地转移到前座才出来的。 有些似乎与技术无关的事故，对于老练的司机也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我们的“撞鹿”，如果我当时能有现在开车时一样的视野，就不会发生。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去采购，黄昏中“砰！”地一声，车子突然撞到了什么，前面挡风玻璃以及右前方车窗玻璃顿时成了碎屑。如果车上用的是老式玻璃，坐在前面的两口子，不死也会丢掉半条命。“你没看见前面的鹿？”“你看见了怎么不提醒我？”“提醒已经来不及了。”这是我们当时的对话。鹿被撞得怎样了也没去看一眼，我揣着害怕受罚的心理（其实是多余的）继续赶路的同时，也在琢磨这右窗是怎么破的。换档时我突然发现两座位之间有一件东西，是反光镜！它要是偏左或偏右一点，我们中的一位就被砸伤。 回家后打电话告诉朋友撞鹿的事。朋友说“你开车还是不行，怎么会撞到路上去？”“黄昏时撞上鹿怎么能怪开车不行？”“熟练的司机那会撞路？”……，“我是撞到deer啦！” 五、车人一体 一位朋友跟我谈起开车时，感慨“那些老美从小和车子一起长大，车技好像都进到血液里去了”。其实，“熟能生巧”，这个“巧”就是“条件反射”，不用经过大脑就能作出反应。如果开车到了“巧”的程度，他就算达到了“车人一体”的境界。比如前面Ｘ先生的“倒挂悬崖”，如果他是一位“巧”的司机，只要脚沾油门，他就能马上感觉到车的去向不对，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随时注意各种交通信号是一个成熟司机的先决条件。几个月前，Ｌ女士见到黄灯紧急刹车而被后面的车撞上。依交通规则，这不是她的错，但这是可以避免的事故。一个成熟的司机在黄灯亮时，能够根据车速、离交通口的距离、以及周围的车流，安全地作出停或过的决定。 一个老练的司机，不是只盯着前面的车。他会有广阔的视野，对周围的车随时都了如指掌。一旦发生意外，他能迅速回应，于短暂的时间内，在按喇叭、刹车、换车道等对策中，作最安全的选择，包括几项选择的结合。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司机，经验的积累势必经过程。经验既是自身的体验，也包括观察、思考的结果。有一次在弯道上前面的车突然减速，后面的车眼看要撞上我的车时急忙往边上拐，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另一次在高速上，前面的大卡车突然慢下来，我就换到边上的道，谁知这条道上的车更慢（只是被大卡车挡住了视线），险些出事故。从此，我每次打算换道时，尽管视角不好，对边上的车速都有充份的观察与心理准备。 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用在开车上，就是“知所能、知所不能”。哪怕你的车技一流，还得谨慎行事，知道自己和车子的极限。我的同事Ａ喜欢快速的感觉，尤其是拐弯的感觉，在学习飞行之前喜欢上Six Flag。去年，他在27号去海边的路上居然开到60mph以上的速度，从而失控翻下山崖，车子几乎报废，幸好人仅受轻伤。 最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或开长途，出发前必须作充份的准备。如果你用网上地图（如MapQuest），你必须确认网上的终点和你的目的地一致。尤其是长途，你还须对天气和路况作些研究，从而避免James Kim的悲剧发生。 ======================================= 刊登在 … Continue reading →

“盲人摸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说的是几个盲人摸到大象的不同部位，从而对大象的模样作出各自不同的判断。这个寓言主要是用来比喻人们看问题以偏概全。其实，我们都受环境、教育等因素的限制，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问题的全部。我们不是盲人，以为能看到大象的全貌，却全然不知我们对大象的了解有限得很。 英语里有一个词，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中文翻译成“观点”，恰如其分。“观点”，观察的点，也就是看问题的角度。我们天天谈“观点”，却忘记了它原来的含义。有些人说“这是我的观点”时，经常是以一种毋庸置疑，绝对正确的口气。既然是观点，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像是大象的某个部位，怎么可能会绝对正确？ 在英语里还有一个缩写很常用：ＩＭＯ，更谦卑一点的用ＩＭＨＯ（Ｉｎ　Ｍｙ　Ｈｕｍｂｌ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在中文里很少看到，“以我的看法”，或“依我的愚见”这样的字眼。无论是在文章里，还是在面对面的对话里，见得更多的是，“你是（绝对）错误或是荒谬的”，甚至指责对方为弱智。 当然，我们应该区分事实和观点，而且观点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比如一个盲人摸到的东西像一把扇子是事实；而“大象跟一把扇一样”则是观点。如果一个人从来没见过更没摸过大象，他所描述的大象的模样就毫无价值，哪怕以后证明他的描述比任何一个盲人所说的更接近真正的大象。毕竟，“大象跟一把扇一样”这句话含有真实的信息，描述了大象的某个部位。 如果我们能够怀着一个开放的心态，站着他人的角度，换一个观察点，就会经常发现“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如果这些盲人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别人对大象的模样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摸到的是大象吗？我也许应该去摸一下他们刚才摸的地方，证实一下他们说的是否真实。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开放的心态，他们就会拼凑出大象的比较全面的模样。 =====================================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1111.

一、跪着与平等 一九八九年学潮的起因是胡耀邦的去世，但引起绝食的却是李鹏拒绝接收学生的请愿书。要不是邓小平把李鹏扶到总理的位置上，如果当时的总理有一点智慧来处理学生的请愿，绝食就不会发生。不接请愿书不只是智慧问题，更是心态问题。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中国人只能是对别人跪着，或别人对我跪着，而不能平等地站着或坐着。当时没有多少人觉得跪着递请愿书有什么不妥。学生把自己摆在低下的地位，给对方更多的面子，以示诚心。他们以为这样对方就会放下架子，来接他们的请愿书，会和他们对话。其实，不管他们是跪着还是站着，李鹏们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以后的四·二六社论、戒严令和六·四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成者王、败为寇与程序公正 今天还记得六·四或把六·四铭刻在心的人们，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已是极少数。中国人已有太多的苦难和习惯于遗忘，是原因之一。犹太人的苦难并不比中国人少，然而他们拒绝遗忘。看他们对待纳粹的态度，再比较我们对待抗战、大跃进、文革的态度，就知道中国人是多么擅于遗忘。 有的人“忘记”六·四，甚至为统治者辩护，深层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成者王、败为寇”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因为中共还在台上，中国才迎来了“经济繁荣”的“盛世”，所以，共产党当年的做法就必然有道理。这些人没有对真理的追求（“真理”本身就是外来词），不关心程序的公正；他们只关心最后的赢家，而不管其过程是多么邪恶、多么残忍。纵观中国的历史，无不如此。宋襄王成为笑柄，秦始皇视为英雄，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人对柴玲的痛恨也源于此。柴玲的“用流血唤醒民众”的说法，比起中共的所作所为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当初的流血真的唤醒了民众，导致了中共的改组，柴玲（们）就是今天的英雄。对中共用几千万人的血和谎言取得了政权，用几千万人的生命去试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又用千百万家庭的破碎和一代人的青春去树立一个神像，这些人都可以遗忘，或者用“失误”一笔带过。但他们不能容忍柴玲的想法，却愿意为刽子手辩护。这无非因为柴玲等是失败者，而刽子手还在台上。 说起程序公正，在《华夏增刊》纪念文章里，有人已经指出当初的屠杀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绝食到五月底已经冷下来，其实只要再拖上几个星期，学潮就会自动结束。邓小平之所以要杀人，目的是为了封住人大的口，因为当时已有足够的人数要求紧急召开人大会议。人大会议一旦召开，邓小平、李鹏的下台几乎是肯定的。 三、国家与个人 Ｄａｖｉｄ　Ｅｃｈｍａｎ博士曾在“健康家庭”讲座上提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别。在他看来，东方注重于集体的荣耀与羞耻（ｇｒｏｕｐ：ｈｏｎｏｒ　ｖｓ．ｓｈａｍｅ），而西方强调个人的清白与负罪感（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ｖｓ．ｇｕｉｌｔｙ）。在什么都要为抽象的集体着想的文化氛围里，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小集体服从大集体，最后的结果是一切都服从于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有最后解释权的“国家利益”。于是，个人成为“草民”，个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几千万人的生命还是微不足道。 在一次辩论中，我的一位朋友几乎把所有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事件都归为“手段”。我问他，如果几千万人的生命都是“手段”，那目的是什么？他虽然没有说，但我知道，朱成虎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和美国打上一仗，哪怕中国的人口只剩下零头，哪怕地球的大部分地方都变成了焦土，他也在所不惜。 今天民众对待六·四的淡漠，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种“集体主义”，更确切一点说，是“大中国”主义在作祟。今天到处在“唱盛”中国，比如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为了这个强国梦，几百矿工的生命不算什么，几个村几个镇的艾滋病人的生命不算什么，民工拿不到工资不算什么，穷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算什么……在这种思维之下，不少人已经不在乎遥远的十八年前发生过什么。他们不要任何“噪音”来干扰所谓的强国梦。 ===================================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