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杨林

最近，德克萨斯州的SB147提案在华人圈中闹得沸沸扬扬。我刚才用谷歌搜寻SB147，头条结果是报道抗议的。不过，图片中面孔看上去基本上是亚裔（华人）。SB147提案的原文在这里： https://capitol.texas.gov/tlodocs/88R/billtext/html/SB00147I.htm 它由德州女议员洛伊丝·科克霍斯特（Lois Kolkhorst）提出，拟在原有的关于不动产购买的法案5.005上进行修改，限制一些国家的个人或政府组织购买德州的不动产（Real Property）。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在一位中国亿万富翁和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购买了超过13万英亩的土地后（参阅本刊《中共对美国的侵略》），立法机构采取了行动，该基地距离瓦尔维德郡的劳克林空军基地仅数英里，该基地是美国最大的空军飞行员培训基地。”（The legislature acted after a Chinese billionaire and former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bought over 130,000 acres of land just miles from Laughlin Air Force base in Val Verde County, the largest air force … Continue reading →

今天，我们就以下五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同性恋如何产生？　　二、同性恋如何泛滥？　　三、什么是爱？　　四、婚姻的意义是什么？　　五、LGBTQ如何毁掉社会，国家。 一、同性恋如何产生？ 第一，过度的禁欲。我在来美国之前，曾经看过中国的同性恋调查报告。同性恋现象主要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直到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那时，有工作的夫妻，大多两地分居。不是夫妻的男女只要走得近一点，都会带来麻烦。未婚男女，即使是处于恋爱阶段的男女，不能过于亲密。夫妻出门要是没有带结婚证，不允许住同一间。 那时物质缺乏，住房紧张，一般人很少有单独的房间，甚至一人单独一张床都是奢侈。同性睡同一张床，是司空见惯的事。同性之间无意的抚摸就可能导致不正常的关系。 在缺乏异性的环境，也容易产生同性恋。其原因和禁欲类似。李安导演的《断背山》里的两位男“同性恋”者也是如此。我们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到的同性恋，早期比较多的是发生在军队。此外，被大肆报道的是神父。神父不能结婚，又不能单独接触女性。 保罗自己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著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哥林多前书7:2-5） 第二，温饱思淫欲。从历史上看，同性恋主要是产生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或环境。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比如《红楼梦》和《金瓶梅》里所描述的，读书人和书僮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圣经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如此，古希腊、古罗马也是如此。古罗马的男妓基本上是奴隶，主人自然是有钱有势的人。美国的好莱坞也是同性恋最猖獗的地方。古希腊的上等人则用知识来换取少年男子的青春。 第三，畸形家庭或环境的影响，或早期与异性的交往造成的心理伤害所致。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都把同性恋列入《国际疾病分类》中。 有没有同性恋的基因？我不是生物学家，不敢100%断言。但我从支持同性恋者列举的所谓动物同性恋的证据来看，我认为是没有。极少数动物之间“同性恋”的例子只不过是同性动物之间的相互照顾或嬉闹。一般的乡村你也基本上听不到有同性恋的例子。我所认识的“女里女气”的男人或“女汉子”都照常结婚生育。 二、同性恋如何泛滥？ 同性恋泛滥的原因主要是物质的优裕与社会的放任。古罗马、古希腊是如此，所多玛也是如此。 当今同性恋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装可怜博取同情的阶段，第二是合法化阶段，第三是进攻阶段。 同性恋运动开始于六十年代，以1969年的“石墙暴动”事件为标志。一直到九十年代，同性恋处于叫可怜，博取同情的阶段。说什么同性恋天生如此，对异性没有兴趣，已婚的说他们处在婚姻中多么无奈，多么痛苦；等等。同时，他们也深挖历史上的八卦，凡是与同性关系密切的历史名人都被他们说成是同性恋者。对于已经存在的同性恋行为，他们不提其形成的根源，也不让他人提及，以至于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从编定的《国际疾病分类》删除了同性恋。于是，对同性恋行为的研究（同性恋如何形成）被禁止，更不用谈对同性恋者做矫正方面的谘询和医治。 第二个阶段是对同性恋行为及其“婚姻”合法化的阶段。这一阶段以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同性恋的“定性”开始，到一些州（如马萨诸塞州）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一直到Obama作总统的2009年，高院在美国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第三阶段是同性恋及其它各种性变态群体的反攻阶段。这一阶段从奥巴马当总统后开始。高院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奥巴马支持了一系列的反攻，包括强迫私企接受同性恋，比如对不愿为同性恋“婚姻”订制蛋糕的蛋糕店库以巨额罚款；强迫男女同厕；在学校强行塞入各种性变态行为的内容并加以渲染；在军队中塞入各种变态人，降低训练标准以迎合变态人，提拔变态人到各级岗位；……。如今，只要有谁敢公开反对LGBTQ，各种攻击就会扑面而来，包括社交媒体的禁言与商业方面的惩罚，以及丢工作，还可能有肉体上的攻击。 三、什么是爱？ 在中文里，爱的原意是喜欢。男女之间的爱叫做情。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大家都耳熟能详。舍己的爱来自于基督教，耶稣为众人的罪被钉十字架。 使徒保罗给爱有一个很好的描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4-8） 但是，如今的爱却成了放纵的代名词。无限的放纵并满足对方的私欲，被当成“爱”。而反对就是恨。所以，反对性变态、反对同性恋“婚姻”就是恨的言论（hate speech）。但是，他们可以恨对方，包括各种语言攻击，禁言、经济惩罚、使对方丢工作，甚至肉体上的攻击，“法律上”的打击。这跟文革是何等相似！你只要反党反毛，不管是否有理，对方就可以让你闭嘴，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以个人喜好为定义的“爱”，严格地说，应该是以极左派的喜好为标准的“爱”，完全背离了爱的本意。必定会将人类带入灾难之中。 四、婚姻的意义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婚姻的第一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繁衍。即便是动物，有鸟窝，有狮群等，都是以繁衍后代为目的。即便在同性恋泛滥的古罗马、古埃及，所多玛，也没有同性恋“婚姻”之说。 神当初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并吩咐要生养众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2：24）而一男一女的婚姻是主耶稣赐给神的儿女的福分。“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提摩太前書3:12） 即便在过去的一些国家或部落，有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那也是以男女结合，养育后代为目的。 大约10年前，我在网上和一些左派人士就同性恋“婚姻”有过争论。我那时候就断言，如果婚姻摈弃掉一男一女这一前提，而以一个主观的所谓“爱”为标准，那么随着而来的便会有群婚、乱伦、人兽交等变态的“婚姻”。他们认为我是耸人听闻。我跟那些人已经没有了联系，如果再次见到他们，我就会问他们我当时所说的是否还“耸人听闻”？多人的“婚姻”已经在一些地方合法化，恋童癖（pedophily）都开始不让用了，人兽交在一些州也已经不被追究。乱伦的“婚姻”恐怕也不会太远。 五、LGBTQ如何毁掉社会？ LGBTQ的盛行，必定伴随着一系列其它反人性的其它变态行为。比如加州的“零元购”（根源在于2014年的Prop47，对偷盗$950以下的为轻罪），而轻罪基本就等于无罪，抓了会放。慢慢地，尤其是2020年的黑命贵暴动之后，一些人进商店拿东西就没人敢管，到底拿了多少也不知道。一些华人将其称为零元购。 还有大麻的合法化，到一些州政府专门为瘾君子提供便利场所。学校教唆孩子变性而且不让父母知道。 我以前看过孩子教育方面的文章与调查报告，放任或者控制的父母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在如今的“主流媒体”、专家都在批评父母的管教的大环境里，控制的父母已经是凤毛麟角。孩子一旦放任，他会失去安全感，同时也失去了识别对错善恶的能力。毕竟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只有父母最关心孩子的成长与未来。一旦父母被剥夺了知情权、管教权，孩子就会迷失。 这些年来，青少年抑郁症、焦虑症和自杀现象明显增加。附近我就已经知道与我们孩子同龄的人，今年有三个自杀。 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古罗马、古希腊，还是奥斯曼人，或是中国的周朝，道德沦丧、纵欲都是一个帝国崩溃的前奏。 这次中期选举将是美国回归常识的最后机会。如果共和党不能夺回参众两院，美国的沉沦与毁灭恐怕就再也没有掣肘的力量。

著名的奥地利派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写道：“我认为个人的自由不仅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善（或者，用阿克顿勋爵的话，是最高的政治善），而且是人类所珍视的所有其他善的开花的必要条件：道德美德、文明、艺术和科学、经济繁荣。然后，从自由生长出文明生活的荣耀躯干。” 然而，“自由”二字已经被严重滥用。无论什么政治派别，都把“自由”挂在嘴上。就一件事情的正反双方，都可以说成是为了“自由”。正如网上讽刺刊物《巴比伦蜜蜂》（Babylon Bee）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买下推特的9.2%股权后写的：“推特员工担心埃隆·马斯克会将他们的言论自由平台变成允许言论自由的平台”。 最近，原《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推特上说，“埃隆·马斯克过于放任自己的个性，他太相信美国和西方的‘言论自由’了。他将受到教训。”（Elon Musk has released his personality too much, and he believes too much in the US and West’s “freedom of speech.” He will be taught a lesson.）这很具有讽刺意味。他能够“自由”地在推特上说话，普通百姓却看不到推特，如果试图翻墙的话，还会受到处罚。 自由，到底是什么？ 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自由，在英文里有两个词，一个是Liberty，另一个是Freedom。前者是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或政治观点不受权威的控制；后者指凭个人意愿说话、思考或行动，即语言或行动是思考的结果。Liberty是外在的；Freedom是自发的，或称自由意志。但是，这两个词的差别已经模糊，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了消极（negative）与积极（positive）的概念，以对应于Liberty与Freedom。简单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行动不受他人的控制，他就享有消极自由。如果一个人积极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就叫积极自由。简而言之，消极自由是免于被控制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 因为我的“能力不够”（inability）而达不成某个目标不能算作不自由：如果我因为跑不快而不能参加短跑队，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进不了心仪的大学，这都不属于强制的范畴。这种因为缺乏能力而不能达到某个目的，也适用于经济领域，比如我囊中羞涩而不能周游世界，或开不起豪车，甚至不能经常上餐馆，这不能归于不自由。 为了进入田径队，我加倍刻苦地训练；为了考上好的大学，我参加补习班，牺牲掉娱乐的时间；为了买得起我心仪的豪车，我做两份工，节省其它开支；……。这些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但是，一个人的积极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消极自由。比如，我为了进短跑队，发动舆论攻势说短跑队没有亚裔，不够diversity（多样性），以此迫使短跑队改变录用规则；或者为了进入心仪的大学而贿赂管招生的官员；为了开上豪车而去偷窃或偷车；这就侵犯了他人的消极自由。 哲学教授伊昂·斯科布尔（Aeon Skoble）关于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 Continue reading →

国际上喊了几天狼来了之后，狼终于来了。普京于23日宣布承认乌克兰内的两个地区独立，继而出兵乌克兰。网上各种分析，有说是北约过于冒进，把成员国一直扩张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从而惹恼了普京，使普京出兵乌克兰。 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老虎惹恼了羊，羊能咋办？能逃多远逃多远。老虎惹了狮子，狮子也不见得会轻举妄动。羊无需惹狼，狼也会有理由吃羊。就好比那天垬要打弯弯了，理由是弯弯惹恼了x，你信吗？ 分析如今的俄乌战争，得从俄乌之间的恩怨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为了工业化大跃进，致使农业减产，并向乌克兰地区强征粮食而引发的大饥荒。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从保守的100-200万到1千多万。从此，乌克兰与俄国结下不解之仇。 苏联解体之后，被划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三个地区一直是不稳定因素，其中有不少人有俄罗斯情节。乌克兰独立后，一直紧跟西方的白左，乌克兰经济发展缓慢，贪腐严重。从而使前述的三个地区有意回到俄罗斯。 2014年普京吞并克里米亚时，未打到首都基辅。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是俄罗斯的摇钱树，此管道穿过基辅，怕坦克与炸弹破坏管道断供。2015年普京决定修建俄罗斯直通德国的北溪输气管道，绕开乌克兰。2019年在工程即将完成时，川普签署制裁这条天然气管道，当天生效全面停工，此工程几乎报废。2018年川普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早餐会上就指出欧洲依赖俄国天然气的危险[1]。 2021年1月20日拜登上台后，第四天，普京就重新开工。 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在德法的周旋下，同时摄于欧美的制裁，普京也不想/敢进一步，就同意与乌克兰签了明斯克协议[2]。乌克兰也作了让步，给那两个地区有更大自主权。默克尔将这个协议视为重大外交胜利，大概是摆脱了美国，在协议签署中充当了老大角色。 然后，德国自费武功，停掉所有核电站，从俄国那里买油、气。等于把自己的脖子交给普京。再加上美国痴呆总统，把军队内大搞woke，在军队里插进一帮娘娘腔，整掉一批有能力的反对派，更在阿富汗撤军中显示其无能。又有垬的输血与撑腰，所以无所顾忌了。 乌克兰轻信欧美及垬的承诺，摧毁核武器，也是普京有恃无恐的主因之一。 图一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丹麦的国防部长刚刚在这个月初换上了个男的）。图二是德国联邦国防部的特别工作组。 刚刚要结束本文时，一位网友在电报群转了Tucker Carlson的一个短视频：注解是：西方危险地依赖普京的能源，使他有能力让欧洲和美国陷入经济萧条，普京有能力关灯。那么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从哪里获得这种权力的呢？“气候人”给了他这种力量。说到气候人，今天看到气候大使John Kerry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的推文：“Kerry: ‘I hope President Putin will help us stay on track’ with ‘What we need to do for the climate’”。难道人命不比一点大气排放更重要？ 另一位网友转了一篇去年底的文章：“The Russian Window”。该文分析了为什么普京选择现在打乌克兰。与我的直觉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简而言之，普京选择此时打乌克兰，是因为他卡住了德法等欧洲国家的脖子，而且其国防力量根本不足与俄罗斯抗衡。美国在败灯治下，军队忙于woke、强制疫苗、LGBTQ而被搞得乌烟瘴气，去年从阿富汗的撤军所造成的灾难无人担责，充分暴露了无心、无力与其对抗。 有网友问，这些是普京敢打的理由，那他想打的理由是什么？大俄罗斯梦一直是普京所追求的。而且俄罗斯虽然国土辽阔，但都在北极附近，不适宜居住与耕种。而乌克兰是粮仓。 图一：西欧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 图二：联邦国防部的特别工作组 引文链接： … Continue reading →

最近江苏徐州丰县的八孩母亲被锁链囚黑屋这一事件，成为多国媒体的头条。八孩母亲哭诉“这个世界不要俺了”[1]牵动了网民的心。在政府每年以数千亿的钱去援外，以数亿计的钱去办冬奥会、买运动员、兴建各种面子工程的时候，居然还有大批村落只能靠“买媳妇”才能延续后代。这其中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一、拐卖妇女的昨天与今天 中国被普遍关注的贩卖妇女事件，大概是八十年代女研究生被拐卖[2]。拐卖妇女儿童当然不是八十年代才开始有，我曾读到一个女孩在七十年代被亲哥嫂所卖的故事。只是在八十年代研究生还比较稀有，女研究生就更少，女研究生被卖才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 据谢致红、鲁贾生引述官方数据，并进行实地调查而合著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3]所述，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万8千多名，年龄最小的13岁，可谓耸人听闻。 反映拐卖妇女的电影《盲山》，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有人问《盲山》的导演李杨，“您觉得这部电影是对现实的还原还是放大？”李杨答道：“缩小了。比这个惨烈的故事多得多。有的被拐卖的妇女常年不给衣服穿，锁在一个窑洞里，就当一个性欲机器。有的激烈的反抗，买家又把她再次卖给别人。因为降不住，几次被转卖，还有的一家几个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 前不久自杀的男孩刘学州也是被拐卖，只不过卖他的是其亲生父母。被拐卖的女孩子不限于成人，也有小孩，比如12年前发生在九江的“一男子囚禁4名养女 禁室锁女童培育‘童养媳’”[4]。从她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以及一共有4个女孩来看，“培育‘童养媳’”绝对是鬼话。 另外还有曝料，和八孩母亲同村的一名女子境遇更为悲惨，被长期用铁链锁着，已不能行走[5]。 贾平凹也写了一本小说《极花》，取材于贾平凹一个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小说主角胡蝶被拐卖到西北乡村并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她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被解救，可回到城市，胡蝶难以接受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和非议，也无法割舍与儿子的亲情，无奈之下选择重新返回山村，回到曾拐卖他的“丈夫”身边。贾平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的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他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失了。” 他的话被媒体解读为帮拐卖妇女洗地。其实，他的话只是道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买被拐妇女做“老婆”是传宗接代的唯一方法。有些评论说，那种村子，消亡就消亡吧！可是，如果你站在那些村民的角度看，一生没有女人，绝后代，那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怎样绝望？让那种村子消亡，是不是让他们行尸走肉地“活”几十年，然后像一只老鼠那样死去？ 二、拐卖活动为何如此猖獗？ 为什么拐卖妇女的事情一再频繁发生？对拐卖人口者的处罚过于轻微当然是普遍存在的主因之一。澎拜社的文章《走出盲山：关于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建议》[6]就提到，“单纯的收买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只三年有期徒刑”。据网友披露，买媳妇被判刑的唯一例子是被卖者是上海某局长的女儿。如果公安部门从一开始就严惩所有拐卖、收买者（虐待、强暴另加刑），八孩母亲的惨剧就不会出现。 一个村往往不只一个女人是被拐卖来的，根据《古老的罪恶》的披露，徐州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几年内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和四川被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岂止一个村的人同谋，邻村、上级不知道吗？ “杨某侠”被囚禁、强暴达24年之久，生下八个孩子。（地方）政府和媒体做了什么？八孩的生父、强暴施行者董志民不但没有得到惩处，还摇身变“网红”，还上电视为“大汉雄风”的婚礼主持人及金翔装饰公司代言[7]。这是什么信息？董志民的暴行不但不违法，反而光荣！ 八孩母亲被曝光之后，有人试图进入董家集了解真相，帮助受害者，却发现有几百名警察在“保护”着董家集，外界人士无法接近。网民上传互联网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夜色中，多名警察阻挠网民进村，其中一名戴口罩的警察以“坐牢”威胁网民：“你们这个力量算啥？闹不起来，掀不起风浪，特别是你们几个挑头的，你一旦挑头，你就被抓，你就要坐牢，我明确跟你说，你以为你是什么？我们现在上百号警力在戒备……”[8]。 我大胆作一个推断，董志民不是丰县的第一个收买、囚禁、强暴妇女者，在董家集也不是第一个。如上文所述，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万8千多名。董志民多半是有样学样，只不过手段也许更加狠辣。其长子对母亲多年猪狗不如地囚禁着没有觉得不妥，对曝料人发信威胁，说是损害了他母亲的名誉。从这样的反应来看，年轻一代也可能走上同一条路。 董志民所犯的罪，不是他一人所为，不只是董家集一个村的人做帮凶，因为上百名警察就不是一个村一个镇能够调得动的。甚至也不是丰县能罩得住的，媒体不报、微信删帖等远远超出了一个县的权限。那些包庇、协助董志民的各级官员不只是帮凶，还是教唆犯。董志民能够毫无廉耻地站在电视镜头前作代言，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据徐州市政府的通报，他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董志民也许还觉得冤枉。 不知法不能为其罪行开脱。但那些长年包庇、教唆的官员又该当何罪？ 写到这里，我想到美国的黑命贵运动。自从2020年民主党给惯犯Floyd下跪以来，全国暴力犯罪直线上升。尤其是深蓝州深蓝城市，如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2021年的暴力事件较2020年将近翻倍，执勤中被打死的警员也将近翻倍。有些罪犯是惯犯，另一些是被多年的福利及放纵而成就的罪犯。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人。如果不是多年来liberal们的教唆与放纵，他们本可以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董志民们又何尝不是被教唆、放任的结果？《中国式拐卖人口》[9]一文也指出政府的与拐卖妇女儿童成为伙伴关系： 然而，当局《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竟然是“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口迁移手续”。前方拐卖者们在肆机而劫、拐、骗，后方地方政府在等而待之、守之、妥善安排之，这一条龙服务操作，配合的真天衣无缝！一方是罪犯，一方原是惩治罪犯的地方政府，他们几时起成一伙的了？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写了一篇《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的文章[10]。这篇文章从标题上看就不明觉厉，令人振奋。他以法律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打击不力，导致八孩母亲的存在并生活在地狱达24年之久。文章的结尾不点名地抨击了贾平凹的话，并引用拉丁文来点题：“有作家曾经认为如果打击拐卖现象导致村落消失怎么办，对此我的回应是一句法谚【不是法语，杨林注】：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里的“天塌下来”指的就是那些村落的消失，这里的“消失”不是迁徙，而是灭绝。难道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任由他们收买、囚禁、强暴女人，要么让那些村落灭绝？当我们伸张正义时，难道不应该为那些还没有犯罪的人考虑一条后路？当政府每年以数千万亿的钱去援外，以数亿计的钱去办冬奥会、买运动员、兴建各种面子工程的时候，有些村落却穷到这个程度，以致于必须通过犯罪才能解决性需求与繁衍后代？当若干年后谈到那些灭绝的村落时，我们心中没有愧疚吗？当我们在歌颂盛世，却有一些村落因为无钱娶老婆而灭绝，这是怎样的盛世啊！ 当我们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时，如果不能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再雷霆霹雳的手段也只是权宜之计。我不是反对罗翔就这个问题在法律方面的分析，而是罗翔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也许他有难言之隐。 2003年因为孙志刚案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当政府可以用任何借口驱赶“外来人口”，一个人在城市工作只能暂住，城管可以随意对待商贩，甚至春节回乡都被冠以“恶意“时，“流浪乞讨人员”的处境真的改善了吗？ 这次曝光的八孩母亲事件，也许会引发一些改变，使庇护、帮助、教唆拐卖的人员会收敛一些，也可能会处理一些相关案子。但是，如果农民的迁徙权不能保证，大把的钱还是用于买面子而罔顾民生，那些处于绝望的人们还会以其它形式报复社会。若干年后人们再来呼吁解决xx问题。 三、从根子上治理拐卖现象 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21章16节写道：“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从根子治理拐卖现象，严惩罪犯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措施，这是其一。其二是建立类似于美国Amber alert之类的系统，让全民帮忙监督拐卖/走失人口的现象。摄像头的分布也必须把拐卖/走失人口现象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网上一篇署名为邱开冒的文章《丰县铁链下的性奴，呼唤一场废奴运动》[11]，直接把丰县被囚禁、强暴女人直接称之为性奴，是非常贴切的。但“废奴运动”不只是惩治一些奴隶主就能解决问题的。西方的废奴运动之所以成功，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奴隶主的觉醒。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石门坎的苗族从地狱到天堂，再重新坠入地狱[12]。这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要从根子上解决拐卖问题，除了严厉打击拐卖、囚禁、强暴妇女之外，必须解决贫困地区的就业问题以及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也就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活着有盼头。最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自强，自觉抵制拐卖活动。观念的改变，除了改善教育条件，更重要的是让福音自由进入。石门坎从“地狱进入天堂”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这是其三。 那些村为什么贫困？我在网上稍微搜索了一下，没能找到具体的原因。整个丰县的人均GDP在富裕的江苏省位于下游，丰县在2016年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对于贫困地区，国家有所谓的“扶贫”，但很多扶贫款大多进了个人钱包，即便到了扶贫对象的手里，往往也是起了反作用，因为简单地给钱只能促长“理所当然伸手要钱”的心理，人会变的更为懒惰，人心更加败坏。以前外地人到农村遇到麻烦，通常能够得到帮助。即便不愿帮助，一般也不会趁火打劫。但从最近的一些报道来看，趁火打劫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全国逐步城市化的今天，他们如何能够融入城市，户口制是人为第一屏障。各种资源的严重倾斜，使贫困地区的居民得不到好的教育，进入城市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不能在城市安家，子女和父母分离，从而得不到父母的管教，一代代进入恶性循环。所以，移除人为的城乡屏障，让人们自由迁徙，是解决贫困地区，让他们“消亡”的必经路径。这是第四。 只有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在根子上治理拐卖妇女儿童，完成废奴运动。 引文的链接： [1]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https://twitter.com/i/status/1489884607126278147 … Continue reading →

自从出国之后，每次回国基本上都是暑假期间，因为孩子们也要一起去。2015年回国过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带着老大和她的一岁多的儿子，妻子没有回去。妻子的侄子（Q）替我们在机场附近订好了旅店，第二天直接把我们送到老家。 刚出上海，就遇到大堵车。Q一查，说是因为雾霾，前面的高速被封了。在老家等我们吃晚饭的朋友2点左右给我打电话，问我快到了没有，我说还没出杭州呢！他问我“你不是说一早就会出发吗？”“我是一早就出发了，可刚出上海就封路了”。封路的原因是怕出交通事故，因为如果出了大的交通事故，有关负责人要被追责。雾霾和浓雾一样，会影响视线，掌握方向盘的人减速慢行是起码的常识。如果发生事故，自然是肇事者及保险公司负责。 当官的责权不明，或者责权混乱，也算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很多事情该负责的不负责，比如毒食品、毒奶粉、无效疫苗、拐卖人口、各种诈骗、司法不公等，本该是政府监管的责任，却无人被追责（或者抓几小人物糊弄一下百姓）。最近更是听到百姓存在银行的钱不翼而飞的事，银行可以不负责，理由是被前雇员私吞了。而百姓莽撞驾驶，却要政府负责。 第二天我去另一个城市，刚上路不久，高速又被封。这次是因为雾，不是雾霾。还好，没有全封，但还是让饭桌上的同学等了我不少时间。 一个亲戚送来一只猫头鹰，算是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可我和女儿却不领情，让他拿回去放生，但估计它还是会成了他人的盘中餐。 老大虽然是七岁多才出国，也经历过炮竹。但那时的炮竹最多也就是一尺多长，烟火有一两个就不错了。现在的炮竹好几米长，烟火是一箱箱的放。她回去过年的第一大感受是，炮竹太多、太吵闹，而且影响空气质量。 最奇葩的事情是劝架。大年三十的中午，母亲说趁我在家，邀请村里几个曾经帮过什么忙的人吃一餐饭，以示感谢，其中有村长及在县里当个什么小官的人（以后简称“小官”）。我们村本来不大，总共才100多人，但八十年代不记得出于什么原因分成了两队。村长是我们这个队的村长（也许应该叫队长），小官是另一个队的（但队长当时不在）。他们之间有一些利益冲突，面和心不和，席间谈到村子里的一座桥。那以前一直是木桥，每年洪水冲垮之后会重搭。河那边有山林和田地，还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后来因为通了车，而且有些田地已荒废，这个桥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况且河水小的季节大人可以徒步渡过，水大时可以绕道，也就是多走2公里左右。 通往县城的路要翻过一座山，叫做由义岭，如今是县城的主要休闲爬山的去处。爬山的人会到我们村或临村的农家乐吃一餐中饭，然后坐车或徒步回去。没有桥，不只是不方便，还会影响村里一些农家乐的生意。 小官从上面弄了一笔钱来造桥，村长以“风水”、为村民安全着想为由不让造，给小官带来了经济损失，具体一些细节记不清了。小官能够接触到村民的检举信，就说某村民（H）检举村长私吞了退耕还林的钱。这一招既指出村长的污点，也挑拨了村长与那位村民的关系。正说着，H正好从门口经过，我的母亲不知就里，喊H进来坐，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H一走进来，村长马上过去对H大动拳脚。H个子小，比村长年纪大，自然不是对手。我赶紧上去抱住村长，从家里到门口，一直没有松手。H大概为了面子，又看到我抱住村长，一直没有跑开，两人对骂着。期间也有村民来劝架，其中一位刚刚在杀鸡或是切肉，手里还拿着菜刀，我赶紧把他的菜刀拿下，以免造成误伤。我的皮夹克因为劝架被扯破。 后来H叫来了警察，主要是做笔录。但警察没有找我，好像是让我弟媳妇挡开了。他们如果来找我的话，我多半会说实话，虽然会给父母与村长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警察当天还来了第二次，但被村长的哥哥给挡回去了。我当时和家人说，要是在美国，谁敢干预警察执法，会立即被铐起来甚至当场击毙（自2020年五月份以来，警察已经不敢这样执法了，如今是犯法者比执法者还理直气壮）。不过，听说村长的哥哥后来还是被抓去了几天，因为H的女儿（或者孙女）跟某局长有关系。 H也去小官家中闹了一场，因为是他公开了H的名字。据说后来村长也把退耕还林的钱还给了村民。 中国政府给百姓的一点好处，不会直接到达百姓手里，而是通过一级级的往下发放。其结果往往是一级级的克扣，到百姓手里已经所剩无几，甚至没有了。底下的人拿不到钱就骂贪官（“上头的政策是好的”）。殊不知，上头这样设计是故意的，以便一级级能得到好处。唱的是为百姓着想，实惠却归于当官的。当官的心知肚明，自然会维护体制；而百姓以为制度好，也维护体制。百姓有怨言了，治几个“贪官”，上方得到了好处（贪官的财富），还赢得名声。虽然百姓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下一个顶替的也许还是更贪的官。苏绰的治官之道真是妙不可言。 这次回国期间，不是霾就是雾，也没能去什么地方。除了体验了一下回国过年的气氛，满足了父母的心愿，还赔上了一件皮夹克。

中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年”的传说。古时代有一种叫“年”的怪兽，每当除夕的时候，出来吞食牲畜并伤害人命。后来，有一老人发现“年”兽害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于是，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 地球绕太阳公转带给大地的四季循环，生活在任何地域的人类都感受得到。中国新年，在立春前后。立春一过，在南方马上就可以看见树枝发牙，梅花开放。一个寒冷而死气沉沉的冬天的过去，温暖又生机勃勃的春天的到来，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至于这样一个周期为什么叫“年”，而英语为什么叫year，俄语叫год，西班牙语叫año，希腊语叫έτος，恐怕是无从考究的。 另一种说法将“年”换为“夕”，说夕是怪兽，所以大年三十叫“除夕”。但根据说文解字，在甲骨文中“夕”和“月”是同一个字，都是半个月亮的象形。“夕”的造字本义一般认为是月亮刚出现时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傍晚、黄昏。后来引申指夜晚。再引申为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至于为什么用对联、爆竹和灯火来庆祝新年的到来，倒是可以作一番探讨的。 爆竹，顾名思义，就是烧竹子发出的爆裂声。生竹子燃烧时爆裂声，会吓着孩子，甚至大人也会躲开。人们以为鬼怪也害怕。所以爆竹作为新年驱魔赶鬼的道具。我们那一带过年前有“扫尘”的习惯。扫尘，就是大扫除，把一个家的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以迎接新年的到来。人们大概以为烧爆竹把家中的晦气也能赶走，来迎接新年吧。而用火药制作的“爆竹”，则开始于宋朝。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红色？应该与太阳，火、血有关。一种说法是，人出于对火、太阳的崇拜和对鲜血的敬畏，他们认为红色具有强大的力量，代表生命与希望。然后，就到了疯狂崇拜红色的周朝。据说周朝有一个有名的术士，他在原来“五行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德说”，获得了天子的赞同。这个术士掐指一算，周属火德，于是乎，红色变成了高贵的代表色。之后各个朝代根据“五行说”和“五德说”都有相应的颜色（但皇族主基调都以红色和黄色为主）。于是，红色在平民百姓中也慢慢流行起来。 春联属于楹联的一种，以其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中文所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也是长期延续下来的一种风俗文化。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春节增加喜庆气氛。宋代王安石的“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道出了春联和桃符的关系。虽然第一幅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早于王安石的春联，其作者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位云阳人，名叫辛寅逊。 春联，起源于桃符。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着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所以，清代《燕京时岁记》上说：“春联者，即桃符也”。楹联还有一条规矩，上联以仄声为末字，下联以平声收尾。 中国的历法与二十四节气，据说公元前104年就已确立。只是“月”并不为“年”所整除，而且一个月也不是简单的30天。如何使历法准确地反映月和年的关系，并预测或月偏食、月全食，日偏食、日全食等现象，一直是各国“天文学”研究的课题。一直到十六、七世纪，准确的天文计算才在欧洲确立。现在通用的阳历（Gregorian calendar）也就在十六世纪末才确立，汤若望来中国的前二三十年。 中国现在用的农历，是明末清初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修订。汤若望明末来到中国，熟悉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之后，发现中国农历中的很多天文现象有误差，于是向崇祯帝提出重修，并得到首肯。修历刚开始就经历了战乱及改朝换代。到了清朝，顺治帝也为汤若望的知识所折服，同意修历，并把新历法称为“时宪历”。 顺治帝20几岁就死于天花。鳌拜等辅政大臣把持了朝政，提出了“率祖制、复旧章”，废除了清政府入关以来的多项政策，传教士所定新历也卷入其中。几位支持修历的大臣被斩首。据说，汤若望即将被斩首时北京发生地震，使鳌拜一伙慑于天意没敢下手。后来康熙掌权，才重新重用汤若望，并为支持修历的人平反。 阴历（或称农历）是按照月亮的圆缺即朔望月安排大月和小月，一个朔望月的长度是29.5306日，是月相盈亏的周期。阴历规定，大月30天，小月29天，这样一年12个月共354天，阴历的月份没有季节意义，这样一年就与阳历的一年相差11天，只需经过17年，阴阳历日期就同季节发生倒置，譬如，某年新年是在瑞雪纷飞中度过，17年后，便要摇扇过新年了。使用这样的历法，自然是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的，所以我国的阴历自秦汉以来，一直和24节气并行，用24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并每几年增加一个月，称为闰月。 闰月是如何确定的？这得从二十四节气说起。二十四节气又可分为”节气”和”中气”二组：古人把从冬至（北半球白天最短）起每隔黄经300为一中气，一年有12个节气，12个中气。所谓黄经300，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除以24。粗略地说，就是地球公转15度。每个位置12节气把一年分为12个节月，每个节月各有一个节气和一个中气。节气是节月的起点；中气是节月的中点。传统历法对于日序和月序以及大月、小月、平年和闰年，需要逐年逐月的推算，国家设有专门的机构从事历法的推算。汤若望修订的历法才能准确的推算多年的大月、小月、平年和闰年。 每月的初一是月朔，十五为以望月（满月），30天为大月，29天为小月。没有中气的月便是闰月。它前一历月为几月即为闰几月。例如，2021年的闰月出现在农历四月之后，因而叫它”闰四月”。如果这样比较难懂的话，我有一个比较好记的，但不够准确的办法。如果农历的日期与公历的日期接近20天了，那就差不多需要闰月了。比如，2021年的四月三十是公历的5月22，相差22天，如果不闰月，下个月就会只差20天（闰四月29天，公历5月有31天）。 公历的月不再与月亮有关，虽然英语“月”(month)的词根也是月(moon)。后来为方便起见，而改为简单的12个月，此月不再是彼月。公历每四年在2月加1天，每400年少加1天，这个大家都知道。阳历虽然没有二十四节气，但有月望月塑（阴历的月份）；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只不过名字不同。他们的夏天是从夏至开始的，秋季从秋分开始，比我们晚了半个季节。 今年的阴阳历之间有一个偶合，如果不是千年难遇的话，至少是百年不遇，那就是“连续”三个月的第一日重合。2月1日是正月初一，4月1日是三月初一，五月1日是四月初一。中间跳了一个月，这已经是最难得的了，因为真正连续三个月重合是不可能的。 这里顺便介绍犹太人的历法。犹太历的正月比中国的一月又更晚一点，而新年却立在七月一日（吹号节）。犹太历也是阴阳合力，地球围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月亮围地球一周为一个月。 神为以色列设立了七个节期： 逾越节：犹历正月十四（一天），阳历在三、四月。 无酵节：犹历正月十五至二十一（七天）。 初熟节：犹历正月十六（一天）。 五旬节：犹历三月六日，阳历五、六月。 吹角节：犹历七月初一（一天），阳历九、十月。 赎罪日：犹历七月初十（一天），阳历九、十月。 住棚节：犹历七月十五（一天），阳历九、十月。

五、强推疫苗为哪般？ mRNA疫苗研发的时间不到一年，测试的周期更短。即便这么短时间的测试数据，还要等75年之后公布：FDA Says It’ll Take 75 Years to Fully Release Pfizer Vaccine Data。 关于专家对疫苗的负面评价，这里再补充两条。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Luc Montagnier教授认为，新冠疫苗会产生新的变种：Covid vaccines creating new variants, says Nobel winning scientist Luc Montganier。最近世界卫生理事会呼吁立即停止Covid-19实验性疫苗：World Council for Health Statement on Covid-19 Vaccines。理事会还声明，任何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些注射剂的制造、分销、管理和推广都违反了普通法、宪法和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以及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和其他国际条约。 另外，补充两条疫苗与心肌炎关系的最近发现。1. 香港的研究发现，心肌炎的发病率明显与新冠疫苗正相关：New Hong Kong study finds a 1-in-3000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