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庆先生的文章《学民主，要下水》（《华夏文摘》第五一九期）引发了一些对魏京生、王丹等民运人士的议论。我也来凑一点热闹。

　　关于魏京生的抽烟和超速等事，我想大抵是真的（虽未能去仔细考证），但王伯庆先生加在魏京生头上的那些“也许”是刻薄多于中肯。中国人初到美国时，有多少人对民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当我们的某些“自由”受到限制时，我们不也抱怨“美国也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吗？“美国也不民主”、“美国并不自由”这样的议论我们都不陌生，它们甚至还经常出自在美国已居留多年的人的口。何况我们有几个人在吃罚单时是心平气和地签名的？

　　民运人士也不例外，他们在中国政府的舆论控制下，对民主不可能有全面的理解。用王伯庆先生的话说，就是“都有一条或长或短的专制尾巴”。或许有人会说，连民主的含义都不清楚，怎么能成为民运人士？我们在批评民运人士时，对他们有了太高的要求：不但要求他们有高尚的人品，更要求他们有完备的理论知识。前者或许是必需的，但后者却不一定。我想，只要一个人愿意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而奋斗，并在奋斗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对民主的理解，他就是一位好的民运人士。

　　我不是说对民运人士不该批评，但批评应该是善意的。魏京生初到美国，也许（！）觉得抽烟、超速并不妨碍他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自由必须在法律的允许之下”（但愿这是多余的），我们也可以解释：“因为间接吸烟有害健康，抽烟者为他人着想并尊重规定，到户外吸烟”，“超速增加了事故的可能性，对己对人都有潜在的危险”等等。

　　说到这里，又想起了王伯庆先生的“民主就是忘恩负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会有“国父”一说，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总统日”、“马丁 ·路得·金纪念日”，那些纪念碑、纪念馆，以及钱币上的头像。至于邱吉尔在英国人心中的地位，英国人自己最清楚。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把一个国家或一省一县作为礼物去报恩，不把“坐江山的权利”去报答“打江山的功劳”。

　　今天民主运动在海内外的萎缩虽然有很多因素，但与我们的求全责备不无关系。凭一两件小事来判断一个人未免过于武断，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还吸过毒且有酒后开车的记录。什么人配当什么职位，还是等我们真的能投票时作决定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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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在 2001 华夏快递 kd01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