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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医、中医、西医与现代医学(下)

四、中医在实践中的问题 即使暂时不讨论阴阳、五行、经络等理论,仅从医学实践来看,中医的实践也存在几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首先,诊断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望、闻、问、切是中医的基本诊断方法,但诊断结果高度依赖医生个人的经验和判断。同一位患者,不同中医往往可能得出不同的辨证结果,从而采用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即使个别名医确实能够凭借丰富经验作出较准确的判断,这种能力也难以通过标准化教育稳定复制,更难以进行客观验证。曾有人公开悬赏,挑战中医仅凭望闻问切判断妇女是否怀孕,但始终没有产生得到科学界普遍认可的成功验证。这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医诊断仍然缺乏一种能够客观检验和重复验证的方法。 其次,疗效本身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许多疾病本来就具有自愈能力,例如普通感冒、大多数病毒感染、部分胃肠炎、轻度软组织损伤等,即使不接受任何治疗,也可能随着时间自然恢复。如果没有与未治疗患者或安慰剂组进行比较,仅凭”服药后好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疾病是药物治好的,而不是人体自身恢复的结果。 对于不能自愈的疾病,传统经验医学的疗效也往往高度依赖个别医生的经验。例如,过去骨折治疗主要依靠接骨医生的个人技术,遇到经验丰富的医生,患者可能恢复较好;遇到经验不足的医生,则可能留下终身残疾。我小时候,村里有一位年轻人手臂骨折,接骨后虽然愈合了,但手臂一直不能完全伸直。今天,借助影像检查、规范化手术、内固定技术、人工关节以及术后康复等现代医学的发展,这类治疗已经形成了成熟、可重复推广的标准方案,治疗效果已不再主要依赖个别”神医”。 此外,传统医学还容易受到经验和联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和民间养生观念中,长期流行着“吃什么补什么”“以形补形”等说法,例如核桃补脑、腰子补肾、虎鞭壮阳、红糖红枣补血等。这些观念有些源于长期流传的经验,有些则更多建立在名称、颜色、形状或象征意义的联想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体生理、药理和临床研究基础上的结论。即使其中个别说法后来被证明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依据也应当来自现代科学研究,而不是传统理论本身。 历史悠久并不能证明一种理论正确。现代医学形成不过一两百年,而炼金术、占星术、巫术等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本草纲目》不仅收集了大量药物资料,也保留了不少今天看来属于天人感应和象征联想的内容。例如,它曾记载夫妻同饮立春雨水后同房可以治疗不孕,其理由并非来自临床试验,而是”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此外,《本草纲目》收录的大量药物,既缺乏明确的药理依据,也缺乏可靠的临床证据,其中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成为现代医学认可的药物。 中国古代发现种人痘可以预防天花,这是值得肯定的经验积累。但中医却把天花解释为小儿先天藏于命门中的“胎毒”,认为种痘是为了把胎毒引出来。后来更加安全有效的牛痘法传入中国后,又有人用辨证施治来解释种痘后的各种反应。这个例子说明,一种经验可能是真实有效的,而解释它的理论却完全可能是错误的。 现代医学之所以逐渐建立随机、对照、双盲等临床试验方法,正是为了尽可能排除疾病自愈、安慰剂效应、观察者偏差以及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真正判断一种治疗是否有效。遗憾的是,中医形成于现代科学方法出现之前,其理论和大量传统疗法并没有经过这样的系统检验。因此,人们很难区分哪些疗效真正来自药物和治疗本身,哪些只是疾病自然恢复、心理暗示、医生经验或其他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 五、传统医学的出路:弃医验术 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首次因医学研究获得这一奖项,也是中国传统药物研究最成功的案例。 青蒿素的发现,始于《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然而,今天用于治疗疟疾的,并不是像传统中药那样煎煮出来的青蒿,而是研究人员从古籍中得到启发,改进提取方法,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再利用现代化学技术从青蒿中分离、纯化出青蒿素,并经过药理研究和临床试验,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抗疟药物。 青蒿素的成功,并没有证明阴阳、五行、经络等中医理论的正确,而是证明了一条正确的研究道路:把传统经验当作寻找新药的线索,而不是把古代医学理论当作不可怀疑的真理。传统经验值得尊重,但必须经过现代科学的验证,才能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青蒿素的成功,并没有带动整个中医研究转向”弃医验药”的道路。几十年来,中医发展的重点仍然更多放在维护和发展传统理论体系,而不是将传统药物逐一按照现代科学标准进行筛选、验证和淘汰。 事实上,西方传统医学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现代医学诞生以前,欧洲长期流行着四体液学说、放血疗法、星象医学、炼金医学以及各种草药经验。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这些未经证实的理论逐渐被放弃,而经过验证有效的药物和疗法则不断融入现代医学。因此,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西医”,实际上已经主要是现代医学,而不再是历史上的西方传统医学。 我认识的人中,不止一位告诉我,他们本人或家人在洛杉矶一位民医那里治疗妇科疾病,包括不孕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位医生通常被称为中医,但据我了解,他更像一位民医,其医术可能来自家族传承。他也会建议患者到医院或诊所接受必要的检查,而治疗主要依靠自己配制的药物,而不是按照传统中医辨证开具处方。 如果这些药物确有独特疗效,就应该分析其成分,研究其作用机制,并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使其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这类专科医生的医术往往停留在个人经验或家族传承,很少公开其具体方法,也很少与科研机构合作,对其疗法进行系统研究和临床验证。因此,即使其中确有有效的方法,也难以成为标准化、可重复推广的常规疗法,造福更多患者。 推拿也是类似的例子。无论它源于中医、民间接骨,还是其他国家的传统医学,只要能够证明对某些疾病安全、有效,就应当纳入现代医学;如果无效,或风险大于收益,就应当放弃。现代医学关注的不是一种疗法来自哪里,而是它是否经得起科学检验。 这就是我所说的“弃医验术”。所谓“弃医”,并不是否定古人的全部经验,而是放弃未经科学证实的医学理论;所谓“验术”,就是对一切传统药物和疗法,无论来自中医,还是世界各国的民医,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进行筛选、验证和淘汰。凡是能够证明安全、有效的,都应纳入现代医学;凡是不能证明的,就应当放弃。 几十年来,关于用现代科学方法重新评价传统医学、重新筛选传统药物和疗法的呼吁从未停止。国家投入了大量科研资源,相关研究论文和项目也层出不穷。然而,真正经过严格验证、最终成为现代医学标准疗法的成果却寥寥无几。更多的精力,似乎仍然放在为传统理论寻找现代解释,或试图证明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的科学性,而不是对传统药物和疗法进行系统、严格、客观的验证。 如果这种状况不能改变,传统医学就很难真正走向现代化。传统医学的未来,不在于继续维护一个形成于几千年前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勇于放弃未经证实的理论,全面检验历代积累下来的各种药物和疗法。这不仅是中医的出路,也是所有传统医学的共同出路。只有走上“弃医验术”这条道路,传统经验才能真正转化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造福更多患者。 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医学资源,也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如果能够建立一套公开、公正的奖励机制,对民间确有疗效的药物和疗法给予高额奖励,鼓励其公开配方和技术,配合科研机构进行系统研究和临床验证,中国完全有可能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作出新的贡献。 对于经过严格验证、确实安全有效的新药或新疗法,不仅应给予丰厚的经济奖励,也可以采用国际通行的做法,以发明者、发现者或贡献者的名字命名药物、疗法或技术,以表彰其贡献。这比让无数有效经验随着老一辈民间医生的离世而失传,更符合社会和患者的利益。 我相信,医学的发展方向,不是中医战胜西医,也不是西医取代中医,而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不断融合。凡是能够经受现代科学检验的药物和疗法,都将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凡是不能通过检验的理论和疗法,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了那一天,我们将不再有中医,也不再有西医,只有医学。至于那些尚未得到充分验证、但也尚未被证实无效的疗法,可以暂时归入替代医学,等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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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医、中医、西医与现代医学(上)

中西医之争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停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它表面上是医学之争,实际上更多是观念之争,甚至可以说是传统观念与现代科学观念之争。其中还夹杂着对中医、现代医学以及两者关系的各种误解和曲解。 一、厘清概念 民医(Folk Medicine)是民间长期积累形成的医疗经验和疗法,主要依靠经验传承,而非系统理论或现代科学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民医,包括草药、接骨、偏方、产婆、放血、刮痧等各种疗法。其有效性因具体疗法而异,有些后来被现代医学吸收,有些则被证明无效或有害。 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是在中国长期发展形成的一套传统医学体系,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经典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等理论解释疾病,主要通过望、闻、问、切四种方式诊察病情,并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方法治疗疾病。中医是在民间医疗经验基础上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形成的传统医学。 西医(Western Medicine)原本是中国近代对来自欧美医学的称呼,与中医相对应。由于这套医学如今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采用的医学体系,因此“西医”更多是一个历史名称,而不是严格的学术名称。 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医学体系,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遗传学、药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通过实验研究、临床试验和循证医学不断修正和发展理论,并广泛采用药物、手术、疫苗及各种现代诊断技术治疗疾病。现代医学并不限于西方,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科学医学体系。 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是指未被现代医学普遍接受、作为现代医学替代或补充的各种医疗体系和疗法,包括中医、印度阿育吠陀(Ayurveda)、顺势疗法(Homeopathy)、自然疗法(Naturopathy)、脊椎指压疗法(Chiropractic)等。不同疗法的科学证据差异很大,其中一些方法已被现代医学验证并吸收,另一些则缺乏充分证据,甚至已被证明无效或存在风险。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民医是经验医学;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替代医学是现代医学之外各种传统或另类医学的总称;西医则是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历史称谓,而现代医学是当今国际通行、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医学体系。 如果一项医术不能通过教材或正规教育学习,而只能依靠个人经验或师徒传授,则应归入民医,而不是中医。中国人一般把民间的偏方、独传的医术都归为中医,这是错误的归类。 二、现代医学的发展 现代医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拥有今天的水平。与世界各国的传统医学一样,它最初也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医疗经验之上。放血、催吐、泻药等疗法,曾长期流行于欧洲;关于疾病的成因,也曾有过许多后来被证明错误的理论,例如瘴气说等。今天的现代医学,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一开始就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套能够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和淘汰错误的方法。 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人体解剖学,使人们开始真正认识人体的内部结构;随后,生理学逐渐揭示了人体各个器官和系统的功能;病理学研究疾病对组织和器官造成的改变;微生物学发现了许多传染病的真正病因;药理学研究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进一步揭示了生命活动和许多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基础。现代医学正是在这些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与此同时,医学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判断一种疗法是否有效,不再主要依赖某位名医的经验,也不再依赖经典文献,而是依赖严格设计的科学实验。 早期的临床研究,通常只是将接受治疗的患者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比较。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患者知道自己正在接受一种新的治疗,即使这种治疗本身没有效果,也可能因为心理暗示而感觉病情有所改善,这就是所谓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医学研究开始采用单盲试验,即患者不知道自己接受的是真正的治疗还是安慰剂。 然而,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医生如果知道哪些患者接受了真正的治疗,哪些患者接受了安慰剂,在观察病情变化、询问症状甚至解释检查结果时,也可能在无意中受到主观预期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减少这种偏差,随机双盲对照试验(Randomized Double-Blind Controlled Trial)逐渐成为评价新药和新疗法的重要方法。在双盲试验中,患者和直接参与观察疗效的医生都不知道受试者属于哪一组,直到试验结束后才揭盲,再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结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暗示和人为偏差,使结论更加客观可靠。 科学方法的发展并没有止步于此。今天,一种新的药物或治疗方法,通常还需要经过多个研究机构的重复验证、同行评议以及长期临床观察。只有在大量可靠证据支持下,才能逐渐被现代医学接受;如果后来发现疗效不足或风险过大,也可能被修改甚至淘汰。 现代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国际通行的医学体系,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不断发现错误、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机制。现代医学相信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经验,也不是某一本经典,而是一套公开、可重复、可验证、能够不断修正自身的科学方法。 在现代医学出现以前,骨折的治疗主要依赖接骨医生的个人经验。遇到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医生,患者可能恢复得很好;遇到经验不足的医生,则可能留下终身残疾。治疗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而不是一套能够稳定复制的医疗体系。 我小时候,村里有一位年轻人手臂骨折,接骨后虽然愈合了,但手臂一直不能完全伸直,终身留下了功能障碍。当时大家往往认为这是“运气不好”,或者认为医生水平不够,却很少意识到,这正是经验医学的局限:它高度依赖个别医生的经验,缺乏统一、可靠、可以重复推广的技术标准。 今天,骨科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X光、CT、MRI等影像技术能够准确判断骨折的位置和类型;各种内固定器械、人工关节、麻醉技术、抗感染措施以及规范化的术后康复,使绝大多数骨折都有了成熟的治疗方案。虽然医生之间仍然存在水平差异,但治疗效果已不再主要依赖某位“神医”的个人经验,而是建立在一整套经过长期验证和不断改进的医学体系之上。 三、中医体系的缺陷 中医形成于现代科学建立之前,其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观念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基础科学之上。因此,中医不仅对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的认识存在局限,对疾病的发生机制和药物作用机制也缺乏科学解释。 中医所说的脏腑,与现代解剖学中的器官并不完全对应。例如,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藏精”,把生殖、发育、衰老等许多功能都归属于“肾”;“肝主疏泄”“脾主运化”等说法,也都与现代生理学中的器官功能存在很大差异。经络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尚未发现与之对应的人体解剖结构,也缺乏能够被现代科学重复验证的生理机制。 中医对于疾病的认识,同样受到当时知识水平的限制。古人不知道细菌、病毒、寄生虫、免疫系统、遗传、内分泌等概念,因此只能依据症状进行归类和解释。例如,把许多不同原因引起的瘫痪统称为中风,把不同原因造成的关节疼痛称为痹症,把过敏反应、感染等性质完全不同的疾病,都纳入风、寒、湿、热等范畴。这些分类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经验价值,却不能揭示疾病真正的发生机制。 中医使用的药物,同样缺乏现代药理学基础。当时还没有现代植物分类学。古人主要依靠形状、颜色、气味、产地和民间名称辨认药材。外形相似的植物可能并非同一种植物,同一种名称在不同地区也可能指不同物种。经验不足或辨认能力较差的人,完全可能将药材混淆,而不同植物的药效和毒性可能相差很大。 即使药材的物种没有认错,同一种植物所含的化学成分也并非固定不变。土壤、阳光、温度、湿度、降雨、海拔、日照长短、生长年份、采收季节以及植物的成熟程度,都可能影响其中各种成分的含量。随后的储存、炮制和煎煮过程,还会进一步改变这些成分。因此,名称相同、重量相同的两份中药,实际进入人体的有效成分和有毒成分可能并不相同。 古代医家既不知道这些药材中含有哪些化学物质,也不能测定它们的含量,更无法准确确定有效剂量、中毒剂量及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用药经验,即使偶尔有效,也很难保证药材身份正确、成分稳定、剂量准确和结果可以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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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Unlearn说起

Unlearn,由两部分组成,learn是学习,un是否定前缀。 例如,lock是锁上,unlock是开锁;tie是系上,untie是解开;zip是拉上拉链,unzip是拉开拉链。Un加在动词前面,通常表示原来动作的逆过程。 Unlearn是学习的逆过程,它不是“不学习”,而是把已经学到的东西予以否定。这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重新拿出来检验,决定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放弃。中文里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有人把它翻译成“忘却”“摈弃”“抛弃”,都不能准确表达它的含义。 Unlearn的对象通常不是全部知识,而是某一类知识或某一种观念,例如历史、政治、医学、宗教、文化传统等等。 学习知识,好比不断把东西搬进一间屋子。从小到大,我们从父母那里、学校里、社会上、书本中,甚至网络上,不停地往屋子里放东西。久而久之,屋子越来越满。 多数人所谓的更新知识,不过是在屋子里添几件新家具,再把几件明显坏掉的东西扔掉。 Unlearn则不同。它不是挑几件不好的东西丢掉,而是假定屋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值得重新检查。最彻底的方法,是把屋里的东西全部搬出来,然后一样一样地审视:它是真的吗?它符合事实吗?它还有现实价值吗?它只是传统、习惯或权威,还是经得起理性和实践的检验? 检查以后,有些东西可以重新搬回屋里;有些则应该毫不犹豫地丢弃。 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已经不适合作为今天的行动指南,却具有历史、文化或纪念意义。这些东西当然可以保留,但不应再放回屋里,而应放进博物馆。它们值得了解,却不值得继续奉为圭臬。 例如“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几百年来一直被许多人奉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然而,当我们按照unlearn的原则,把它放到检验台上时,就会发现,它几乎全部由一些无法定义、无法验证的宏大概念组成。 天地的“心”是什么?生民的“命”如何“立”?哪些人算“往圣”?什么样的“绝学”需要“继”?谁见过“万世太平”?历史上又有谁能够为“万世”负责? 四句话是完全的假大空,居然还能令一些人激动不已,其中还是一些平常比较理性的人。以我看,横渠四句只配放在历史书中作为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假大空。 同样需要重新审视的,还有许多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例如,几千年来关于历史的解释、忠孝观念、阴阳五行理论,以及中医的一些基础理论,都应该接受现代知识体系的检验,而不能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就自动享有“免检资格”。 当然,需要unlearn的绝不仅仅是中国。 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同样形成了许多新的教条。例如,一些左派学者把美国历史几乎完全解释成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历史,把西方文明几乎所有成就都归结为压迫与剥削,把白人的历史简单描绘成一部罪恶史。 其实,奴隶制几乎存在于所有古代文明和绝大多数民族之中,并非欧洲或白人社会所独有。而消灭奴隶制是从基督教国家开始的。英国反奴隶制运动至少可以追溯到1772年的Somerset案。脍炙人口的《奇异恩典》,歌词就是前奴隶船船长约翰·牛顿于1772年底为1773年元旦讲道所写。1835年,William Walker为它配上今天广为流传的旋律;2006年的电影《Amazing Grace》又使它再次广为人知。其主调在钢琴上可以全部用黑键弹出。 华盛顿拥有奴隶,这是历史事实,但需要放在历史背景中去看。同样也是历史事实的是,他也是美国开国领袖中较早公开表达希望逐步废除奴隶制的人之一。1786年,他先后写给Robert Morris 和John Francis Mercer的信,以及1797年(去世前两年)写给Lawrence Lewis的信,都表达了这一观点。其中,1786年9月9日写给John Francis Mercer的信中,他写道: 我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立法机关能够采取某种方案,使这个国家的奴隶制以缓慢、稳妥而几乎不引人察觉的方式逐步废除。 他不主张用激烈的行动来达到废奴的目的,而是通过立法机关逐步实施,这是他的政治智慧的体现。美国刚刚立国,激烈的废奴运动会使国家处于动荡,被解放的黑奴的安置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到了南北战争前夕,很多州(主要在北方)已经废除了奴隶制。 南北战争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黑奴,但奴隶制度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而终止,这是事实。然而,以战争而不是通过立法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方式结束这一制度,也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重建时期的种种困难、南方社会的长期抵制,以及持续至今的种族矛盾,在我看来,都与这种剧烈的制度变革不无关系。 把美国历史几乎完全归结为奴隶制历史,不只是歪曲历史,而是颠倒黑白。美国最初的奴隶制,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制度;美国几乎自建国伊始,就开始探索废除奴隶制的道路;而有些国家直到上个世纪后半叶才正式废除奴隶制。 事实上,今天还有国家的部分人处于准奴隶的状态。比如中国的户口制度,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奴隶制,却是一种由国家建立并长期维持的世袭身份制度。它把农民固定在低福利、低保障和低政治议价能力的位置,使他们成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却不能平等分享其创造的成果。即便他们与城市居民在同一个事故中死亡,得到的赔偿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个零头。就这种意义而言,农村人口长期处于一种准农奴或二等公民的地位。 种族与族群之间的歧视和冲突,同样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中国古代有“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等称谓,本身就带有对周边族群的轻蔑意味。直到今天,“鬼子”“棒子”“阿三”等带有侮辱性的称呼,仍不时出现在网络语言中。 奴隶制度的对象也并非只有黑人。历史上,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都曾沦为奴隶。大多数被运往美洲的黑奴,并非欧洲人直接深入非洲捕获,而是通过非洲当地统治者和奴隶贩子的贸易网络出售给欧洲商人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国家后来率先废除了奴隶制度,并逐步推动法律上的种族平等。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歧视已经消失,而是说明这些社会已经开始从制度上反思并纠正自身历史中的错误。 把美国历史几乎完全等同于奴隶制历史,需要unlearn;把中国长期存在的户籍等级制度视而不见,同样需要unlearn。把一种历史罪恶无限放大,而对另一种长期存在的制度性不平等保持沉默,本身也是一种认知偏差。 需要unlearn的东西很多,比如欧洲殖民,美国历史,十字军东征,黑暗中世纪,蒙古征服,伊斯兰扩张等等,这里不打算一一展开。以后有机会分别逐一论述。 Unlearn不是反传统,也不是反现代;不是反东方,也不是反西方。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忘记历史,而是要求我们摆脱选择性的记忆和双重标准,以同样的尺度审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接近事实,而不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塑造的叙事之中。 它只是坚持一个原则:没有任何思想享有永久的免检资格。 凡是进入我们思想世界的东西,无论来自祖先、权威、书本,还是来自现代科学,都应该被请出屋子,重新接受事实、逻辑和实践的检验。经得起检验的,再请回来;经不起检验的,就让它留在博物馆。 人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已经知道。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正确,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在新的证据面前修正自己的观点。相反,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是历史还是科学,只要被认定是终极真理,不再允许质疑,不再允许修正,它实际上已经停止了unlearn。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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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四部 成长的青春:四、厨房,厨房

我在师大工作的八年里,先后盖过两个厨房。这也算是我在师大的一项”建设成果”。 研究生毕业后,我向学校房产科申请住房,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我看到旁边有一间房子空出来,就搬了进去。那时候,”先住进去,再办手续”,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得到房产科承认,是不少年轻教师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 我们学校的住房比南昌其他高校都紧张,主要是因为学校设有从托儿所到高中的子女教育系统,而且教学质量都不错。学校又靠近市区,更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年轻人结婚,只要有一方在我们学校工作,基本上都会选择住在我们学校。 红石房有两栋,都是两层楼。我们住的是后面那栋,就一排房间,房门朝南,走廊外有栏杆,搭上一块木板,还能当作一个小阳台。前面那栋则是两排房间,中间是一条走廊,各家的煤炉都摆在走廊里。那里的光线本来就不好,房门又朝向走廊,房间采光也受影响。加上做饭时油烟散不出去,常常顺着房门飘进屋里。我们这栋每间约17平方米,前面那栋只有15平方米。 搬进去不久,房产科的人过来劝我搬到前面那栋去,我当然拒绝了。于是,我就在这间房子里住了下来。 红石房的楼梯设在中间,我的房间紧挨着楼梯。楼梯旁边大约有两平方米的空地,我便打算在这里搭一个厨房。 建厨房用的砖、水泥和门板,都可以到工地上去拿,公家的东西没人管。不过,最好还是挑工地上没人干活的时候,比如晚上。那天,八二级的一位学生过来帮忙,他也是我的老乡。 这个厨房只需砌两面墙。进去后,右边就是我房间的墙,前面则是楼梯栏杆。栏杆上搭几块木板,可以放些杂物;右边靠墙再搭几块板,用来放调料和砧板。那时候已经不用烧煤,而是改用煤气。煤气罐和煤气灶就放在楼梯栏杆旁边。小门朝向走廊,只容得下一人进出;放调料的那一侧还开了一个小窗口,递东西很方便。 后来,学校在两栋红石房之间盖了一排厨房,但不是每户都能分到一间。我分到了一间,还帮一位师弟代管一间。他已经出国,但他妻子有时也会过来。于是,有人房产科去反映,说我有三间厨房。房产科的人来了解一下之后就没了下文。 200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红石房保留了下来。因为那是以前的研究生楼,不少在里面住过的人后来成了名人。红石房靠近马路的墙上还有红石房的介绍及红石房曾经的一些住户名单。我的名字被列了两次,可惜中间那个字都写成了同音字。可见办事的人不够认真。我打趣说,那上面有两个我,两个又都不是我。 我搭建的那个厨房居然还在使用。我打算拍照时,新主人起初态度并不友善。后来听说这个厨房是我亲手搭建的,她的态度立刻变得热情起来。那时,原来那个递东西的小窗口已经被封住了。 几年后,大概是九零年,学校里建了一些套房,要分给年轻的老师。这也是学校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分房。那次分房把“工龄”列为主要资历之一。我是75年高中毕业生,离上大学时已经超过两年。 城市户口的,只要下放农村或进工厂劳动两年以上,从中学毕业起,到大学、研究生毕业,工龄都连续计算;而我的工龄,却要到研究生毕业才开始算。与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工龄比我长了至少六七年。我在农村老老实实种了两年多田,不算“革命”,他们在乡下可能没有我艰苦却算“革命”;和他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读书,我不是“革命”,他们却还是“革命”。 我虽然还有资格分房,但名次几乎排到了最后。当时规定按榜上的名次选房。轮到我时,只剩下一套五楼的一室一厅和一套一层的老砖房,我选择了后者。 老砖房是一室一厅,另有一个可作厨房或餐厅的小间。大门和窗子形成一个L型。房子与邻居之间的距离大概有五六米。我再次决定自己建厨房。 这次不像红石房那样只是搭一个小厨房,而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厨房的长与房子相同,宽约两米左右,面积大约有10平方米。需要三面砌墙,还要盖屋顶。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我请朋友们搬来了足够的砖,又弄来一块预制板做锅台,再到工地请来砌墙师傅,又请总务处的水管工帮忙。房顶好像铺的是油毛毡,至于后来有没有盖瓦,已经记不清了。 加盖的部分已经不仅是厨房,也兼作杂物间。比如,自行车就可以放在里面,不用担心小偷或雨淋。 在房子的边上有一条污水道,我就在原来进门的L形地方加盖了一间厕所,面积一平方米出头,里面还可以淋浴。污水则通过另外挖的一条排水沟流入污水道。厕所的修建,所解决的问题并不比厨房小。我们附近的厕所设在一栋集体宿舍里,我去过几次,那是我见过最脏的厕所之一,简直无处下脚。晚上要去上厕所,更是不方便。 房子上面有阁楼,阁楼上可以放一张床,有客人来时便成了临时客房。 这样一改造,听上去倒成了一套相当不错的房子。可我低估了两件事:潮和漏。 我在红石房住的是二楼,对潮的感受不深。读大学时虽然也住一楼,但那时除了几本书,没有什么怕潮的东西。到了这个房子之后,很多放在楼下的东西,如照片、书本,都慢慢发了霉。 如果说潮湿可以克服,比如把容易受潮的东西放在阁楼。那么,漏就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我请房产科的人来修过几次,但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这套房子一直没人挑中的主要原因。 2004年回国时,这房子还在,但即将被拆。“厨房”大概作为“违规建筑”更早被拆了,只剩下地上的预制板,以及墙上当年支撑屋顶留下的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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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四部 成长的青春:三、班主任

班主任,有些学校称为辅导员或指导员。虽然这一职务通常由教师担任,但其职责并不侧重于学业辅导,因为学习上的问题主要由各科任课老师负责。七七级至八一级的班主任最初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不过八〇级和八一级的班主任后来由七七级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接替。八一级的班主任还与班上的学生谈起了恋爱,最终喜结连理。 从七七级到八一级,每个年级招生人数都在百人左右,只设一个班。到了八二级,招生人数增至一百六十多人,而分成两个班。班主任则由刚从七八级毕业、留校专职从事学生工作的年轻教师担任。他们的成绩并不拔尖,但由于各种原因留校作班主任或其它行政工作。一班的班主任是白浔,二班的是温丰平。 温丰平在七八级同学中成绩属于中上,却十分勤奋,也不甘心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后来,他考取了江西大学的研究生。白浔则一直留在师大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从数学系做到学校。200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遇见他在锻炼,跟他随便聊了几句。之前就听说他得过鼻咽癌。他不久后调去了农大担任纪检书记。后来鼻咽癌复发,去世时不到六十岁。 不知为何,系里后来把班主任的人选考虑到了我身上。 我至今还记得,系团总支书记蔡建春来找我谈这件事时,用颇为客气的口吻说:“要请你出山了。”当时系里的设想是,由我负责两个班的学习辅导工作,而白浔则负责两个班的行政事务。然而,白浔与二班同学之间似乎总有些疏离感;而我去一班时,也感觉到学生们对我较为冷淡,反倒是二班对我格外热情。 我到二班不久,便能叫出八十多位学生的名字。班里好几位同学也建议我干脆直接担任二班的班主任。我将学生们的想法转告给系里,立即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我就正式成为了八二级二班的班主任。 作为班主任,平常其实并没有太多事务。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趁学生不上课的时候,到各个寝室走走,与他们聊天。只要是同学们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谈。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本来就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开放的年代,也没有什么特别敏感的话题需要避讳。 虽然学校明文禁止学生谈恋爱,但恋爱现象其实相当普遍,尤其是同班同学之间的恋爱情况,也大多不会瞒着我。偶尔有学生之间发生一些小矛盾,需要出面调解,其余时间我基本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管理班级。班干部的设置和分工也都维持原状,没有作任何调整。 既然系里的本意是让我抓学生的学习,二班的学习情况自然需要了解。由于原班主任一向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加上班长带头组织学习小组,二班的学习风气比一班更浓一些。班上有十来位准备报考研究生的同学,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比较深入,不过极少能把我难住。至于其他同学,则较少主动讨论学习方面的问题。 我还帮女生们做过一件现在想来颇为冒险的事。有一次,一个女生寝室的同学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房间里。按理说,每个同学都应该配有钥匙,可那天在场的几位同学竟然都进不了门。她们住在二楼,恰好窗户开着。我便从隔壁房间爬出窗外,抓住窗框边缘,沿着窄窄的窗台移动,翻进她们的房间取出了钥匙。也许当时还有什么保护措施,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并不觉得危险,事后回想起来,倒觉得自己还真有几分胆量。 这个班实习的学校是东乡中学(还有东乡红星垦殖场)。那时牛仔裤刚刚开始在大学校园里流行。实习前,系里担心县中学里还没人穿牛仔裤,怕被视为奇装异服,因此特意嘱咐大家实习期间不要穿牛仔裤。我对班上的同学说,牛仔裤可以带去,但如果没有看到当地学生或老师穿,就暂时不要穿。结果到了实习学校才发现,牛仔裤早已见惯不惯了。县城中学在穿着打扮方面,并不比省城落后多少。 当时实习学校有一位老师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参加实习的一位同学告诉他,我的书法也写得不错。其实我的字只能算过得去,小时候练过毛笔字,也写过春联,但距离真正的书法还有距离。那位老师听说后,特意邀请我到办公室与他切磋书艺,我自然不敢献丑。他倒大方地送了我一幅当场挥毫的作品。记得是在洁白的宣纸上,用行草写成,只是具体内容早已忘记了。可惜出国时没有把这幅字带出来,后来不知何时遗失了。如今想来,仍觉得有些遗憾。也不知道那位老师后来在书法道路上是否又登上了更高的台阶。 八二级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1986年,恰逢两项重要改革。其一是研究生入学考试取消了政治科目;其二是毕业分配由学校直接分配到用人单位。此前,毕业生通常是先分配到各个地区,再由地区分配到具体单位。研究生考试取消政治是全国性的改革,而毕业分配由学校直接对接用人单位,究竟是全国统一政策还是地方性的试点,我至今不太清楚。 除了两位报考本校胡克老师研究生的同学外,其余报考研究生的同学在我的鼓励之下几乎都把目标锁定在国内最顶尖的高校,如清华、北大、复旦、南开、人大等。系领导被他们的雄心壮志吓了一跳,担心目标定得过高,最终难以考取。我则劝他们不必过于担心。根据我平时对这些学生的了解,他们大多具备相当的实力,考上的希望并不小。 果然他们都陆续收到了补考政治的通知。原来,研究生考试取消政治科目后不久,便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弹,最终又恢复了政治考试,要求考生补考政治。毕业分配直接与用人单位对接,后来也取消了。 为了帮助这些学生,我以系里的名义与各校招生办公室联系,希望对方能够考虑政策变化带来的特殊情况,在录取时酌情处理。其中有一次给北京大学数学系打电话,当时报考北大的那位同学就在旁边。电话打完后,他笑着对我说,我在电话里说了许多个“谢谢”。 遗憾的是,报考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两位同学最终没能通过政治补考,失去了当年的录取机会。 即便如此,一个考取清华,一个考取北大,一个考取人大,两位报考胡克老师的学生也被录取,还有一位考取普通院校的。这样的成绩已经足以为系里增光添彩。系里特意制作了大红喜报,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顺便说一句,一班无一人考取研究生。 毕业分配时,系里对那两位因政治补考失利而落榜的同学也给予了一定照顾。报考复旦大学的那位同学第二年终于如愿以偿;而被南开大学拒之门外的那位同学,则在第二年考入了中国科学院。除了他们二位,还有十来人先后考取其它大学的研究生。 毕业分配是关系每位学生前途的大事。为了参与毕业分配工作,我不得不取消了一次去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 为了做到公平、公开、透明,我将学生各门课程的成绩按权重折算成总分,并把每个人的分数都向学生公布。分配时大体遵循这样的原则:各高校的名额,原则上由两个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优先选择;分配到各地区大专院校的名额,也是在该地区范围内按照成绩排序进行选择。只有当某个地区同时出现一个较好的高校名额和一个相对普通的名额,或者两个名额之间差别较大时,两个班的学生之间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好笑。两个班都有一些学生担心自己班会吃亏。一班的学生认为白浔只会照顾少数与他关系较近的人;二班的学生则认为我是个搞学术的书呆子,玩不过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的白浔。 事实上,系里的处理总体上还是比较公正的。真要说有所倾斜,也只是对二班略有照顾,因为二班在考研方面为系里争了光。例如,陶瓷学院的一个名额,就优先考虑了那位因政治补考而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的同学Z。当时,一班的那位竞争者还通过我的一位同学——也是他们的同乡——来替他说情。那位同学找到我后,我笑着对他说:“都是你的同乡,你管他们干什么?”他知道我不会因此改变原则,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说起陶瓷学院,还有另一个故事。 陶瓷学院最初只给了一个名额,而且这个名额原本是为同学Y预备的。但在最终排序时,Y的总分略低于进入高校层次的分数线,于是系里决定将这个名额安排给那位因政治补考而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的同学Z。同时也告诉Y,如果他父亲能够再争取到一个名额,系里就会安排他去陶瓷学院。 结果不久之后,陶瓷学院果然又给了系里一个名额。系里也没有食言,将这个名额安排给了Y同学。对此,少数同学觉得不够公平。我向他们解释:第一,这样的安排并没有损害任何其他同学的利益;第二,如果你们也有这个能量,我们也可以如此照办。 没有完全按照成绩分配的情况,还有其他几个例子。 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按成绩本来只能回原单位,但分配时适当给予了照顾,被安排到一所中专学校。教务处有一个留校名额,起初我推荐的是副班长。几天之后,教务处长表示不太满意,我便重新推荐了一位比较活络的同学G。后来,我还是从G那里学会了骑自行车——他把自己的旧自行车借给我练习。 另有一个军校名额,由两个班各推荐一名学生,再由军校决定最终录取谁。最后,军校录用了我推荐的同学H。 在我1992年出国之前,H经常过来坐坐。我回国后也见过他一两次。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晋升到大校或少将军衔,不久后就退休了。后来,同学群原来的群主把群主的位置让给了他。我因为接着别人的帖子说了几句实话,被他踢出了群。事前没有任何沟通,事后也没有任何解释。后来有同学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加入,我拒绝了。 这些年,我见过不少人在利益面前失去原则的。在我看来,H算是其中比较令人失望的一位。作为他的老师,我当年推荐他,是因为我认为他最有希望被军校录取。从结果看,我的判断并没有错。至于这算不算“伯乐”,或者“知人善用”,就留给读者自己判断吧。只是如今再回头看,“知人善用”这四个字,多少带着一点讽刺意味。 此外,对于正在恋爱的同学,虽然当时不能跨地区分配,但只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我都会尽量给予照顾。不过后来真正走到一起的并不多。至于分配到南昌市各大专院校的名额,根据本班同学的意见,我也做过一些协调,甚至耍过一点小手段。具体细节就不展开了。 总体而言,分配结果公布时,我们班的同学都比较平静,因为事先已经基本了解情况,没有什么意外。只有一个例外。 同县的两位同学W和X,W的总分略高于X。原本系里已经决定将W分配到地区中专,X分配到县一中。后来W临时提出不愿去地区,希望回县里工作。于是系里将W改分到县一中,而将X调整到县二中。由于时间仓促,我没来得及通知X。 结果公布时,X显得非常失望。他认为县二中的地理位置较偏,学校其它条件也不如县一中。我只能向他说一句“对不起”。 几年后,X到南昌参加高考试卷评阅。中午休息时,他曾来和我打招呼,而我当时正在打桥牌,没有听见。幸亏后来他的同乡G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请G代为解释,并非故意不理他,实在是没有听见。 后来听说,X在县二中发展得很好;反倒是去了县一中的W,还需要他的帮助。此后X又来过南昌几次,并和G一起看望过我。 整个毕业分配过程中,我没有收过学生一分钱,也没有因为照顾某个人而损害另一位同学的利益。毕业后,有一位同学给我送来一大袋花生,大约十几二十斤重。我至今也说不准,这是否与毕业分配有关。 还有一位同学L,因为英语考试不及格而未能取得学位,需要半年后返校补考。L回来补考时,我以系里的名义把试卷取来,并参与了监考。最终,他顺利通过补考,拿到了学位证书。 当年有六位考取研究生,北大、清华、人大、本校两位及一位普通院校。毕业以后,除了前面提到的考取中科院及复旦的两位,还有将近十位同学先后考上了研究生。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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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四部 成长的青春:二、研究生,迷茫的专业

胡克老师在陈建功先生门下学习的就是复变函数,这也成了我们的专业方向。那时,几何函数论中有一个著名的比伯巴赫猜想(Bieberbach Conjecture),胡老师一直希望能够解决它。 比伯巴赫猜想:如果 f(z) = z + a₂z² + a₃z³ + ⋯ 是单位圆盘上的单叶解析函数,那么 |aₙ| ≤ n。 那时,胡老师和“胡宗南”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在 |aₙ| ≤ bn 这一类不等式中,对系数 b 作一点改进,例如从1.2改进到1.18。在我看来,这与陈景润把哥德巴赫猜想的结果从“1+3”推进到“1+2”很不一样。后者跨过了一道实质性的门槛,而前者只是把小数逐步缩小。即使能够不断把系数逼近1,也未必能够真正证明b = 1。 我也渐渐意识到,解决一个著名的数学难题,并不是学好大学本科课程,再多修几门研究生课程就能够办到的。它不但要求广博而深厚的数学知识,还需要研究者长期围绕同一个问题思考、碰壁、修正,再重新寻找方法。仅仅掌握现成的理论,离真正的突破还很远。 1984年,美国数学家 Louis de Branges(德布朗热)证明了比伯巴赫猜想,证明论文于1985年发表在国际著名数学期刊《Acta Mathematica》上。比伯巴赫猜想现在也叫德布朗日定理(De Branges Theorem)。 不可否认,胡老师在五十年代的数学水平是相当不错的。可惜,从被打成右派到重新回到大学任教,他失去了二十多年的科研黄金时期。即使在这期间没有完全放弃数学,在乡下那样的条件下,也很难接触到学科的前沿成果,更难像正常环境中的学者那样,长期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个人经历所带来的苦难值得同情,但在数学研究中,失去的时间终究无法自动补回来。大学期间我也看到,老三届学生的基础往往比较扎实,但年轻学生还是很快赶了上来,甚至超过了他们。原有的基础固然重要,长期中断所造成的差距,却不是轻易能够弥补的。 这些认识使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所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否适合我。我原来喜欢数学,是因为喜欢理解新的知识,也喜欢解出问题时那种清楚、确定的满足感。可是,像比伯巴赫猜想这样的世界难题,并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而那些能够做的工作,大多只是对已有结果作一些细微改进。我又始终看不到这个方向有什么实际应用,因此越来越难以激发自己的兴趣。对复变函数的热情,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消退了,对数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痴迷。 对于接下来研究生阶段参加过的课程、讲座和学术活动,我如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哪位教授主讲,主题是什么,讲了哪些要点,我都没有印象。在这段迷茫的时期,我发现自己对社会问题越来越感兴趣。我喜欢读“伤痕文学”,也开始读一些中外名著。我还喜欢读名言和短故事,其中不少今天看来不过是“鸡汤”,当时却觉得充满智慧。 无论如何,大四选修胡老师的课程,以及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使我加深、巩固了复变函数的理论知识。我在UC(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数学系博士资格的复函考试中得了满分,就是一个证明。我也从其它研究生课程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对后来的教学以及在UC的学习,都很有帮助。 不过,在研究生的课程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俄语课。五十年代,前苏联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数学也不例外。俄国的数学的确比较强,也出过一些优秀的数学家和不错的数学教材,比如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就是一套好书。胡老师让我们学俄文,以便阅读俄语论文或专著。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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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四部 成长的青春:一、大学,刻苦的四年

我父亲找了一个熟人,搭他的便车到衢州,再送我上火车。记得在衢州街头,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汽车,眼睛都忙不过来。好几次差点走到车前,都是父亲一把把我拉住,才没有出事。 我肩上扛着箱子,手里提着被子,走出火车站。站前聚集着不少迎接新生的高年级学生,有的站着招呼,有的坐在卡车上。我用还不太利索的普通话报出系科,很快就被接到了学校。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刚入学时,我们住在学校印刷厂楼上的宿舍。全班连同走读生共有109人,其中男生80多人,大部分男生都住在这里。宿舍没有隔间,一排排双层木床整齐摆放。我睡下铺,上铺是宋庆。 我们的班主任是张文源老师,七四级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是上海下放到江西的知青。班长张广源也是上海知青,团支书罗颠生入学前担任大队书记。班里共分八个组,从入学一直保持到毕业,班上的各种活动基本都以组为单位进行。老三届学生(大多已经结婚)基本上每组有三人;女生人数略少于老三届,也差不多每组三人。我被分在第八组,组长是文后秋同学。 到了夏天,总算体会到了什么是火炉。不只是白天,晚上还是一样的闷热。我尝试过在草席上洒水,但几分钟后就没有了凉意。我也和同学一起上泊油屋顶睡过,睡之前浇了不少凉水,可地面还是照样发烫,就像烙饼一样,上凉下热。还有同学跑到广场去睡过,结果早上起来,发现裤子被偷了。 七八十年代,放暑假都是在7月20号左右,放假前的几个学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每年一到夏天,我都吃不好、睡不好,体重要掉十多斤。 写了南昌的热,也顺便写一下南昌的冷。第一年冬天我看到很多同学生冻疮,我还觉得自己挺能抗寒。谁知第二年冬天我也没能幸免。生冻疮的手又红又肿,还很痒,真不是滋味。我们读初中、高中时也不能烤火,却不会生冻疮。按理说,南昌位于婺源以南,冬天气温应该不会更低。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南昌反而容易生冻疮,也许与湿度较大有关。 我们在印刷厂楼上住了一个学期就搬到了第七宿舍。我们班都住在一楼,八组住在最西头。每个房间住六人,三个双层床,三张桌子,两个箱架。三张桌子并排摆着,桌子的两头有抽屉。宋庆和我还是上下铺。 上课的教室是一间宽大的阶梯教室。开学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相对于老三届同学,我有太多知识没有学过,心里非常着急。老师们因为多年后第一次面对通过高考录取的学生,也充满了热情,晚上常常主动给我们补课。老师晚上给学生补课的事一直延续的第二学年。 我熄灯后还曾打着手电筒继续看书。大家还四处搜集全国各省的高考试题和其他复习资料,寄给仍在准备高考的亲友。 期中考试时,我觉得数学题并不难,以为人人都会考90分以上。我确实考了90多分,却不是“人人”。从那以后,我的数学成绩便一直名列班级前茅。 1978年,江西师范学院还有一个校办农场,叫白马山农场。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正值花生收获季节,学校组织我们到农场劳动。劳动持续了两个星期,主要是收花生和榨花生油。榨油前还要经过炒花生、碾花生等工序。榨油时,我们还用刚榨出来的花生油炸馒头吃。 我们住在一楼,蚊子比较多。期间还听说班上一位女同学上厕所时被蛇咬了,好像不是毒蛇。劳动结束时,学校为大家加了餐,好像还准备了酒,大家吃得十分尽兴。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比较愉快的经历,也是我大学四年里唯一的一次劳动。 我们也参加过军训,内容主要是列队、走正步之类,最后还进行了真枪实弹的射击。记得每人五发子弹,我打了四十环。 学校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文艺会演,由各班准备节目,再以系为单位评出名次。数学系好像连续几年都获得了第一名,我们班的阮宝根同学是最大的功臣。阮宝根来自九江文工团,吹笛子、拉小提琴都十分出色,水平比音乐系的学生还高。但他更喜欢数学,因此从文工团考入了数学系。他被分在七组,宿舍就在我们隔壁。阮同学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位高度近视的人。 学校有一个标准的田径运动场。学校每年都会举行一次运动会,数学系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我对此毫无贡献。大学前两年有政治课和体育课,我的体育课大部分项目都是老师勉强让我及格的。只有中长跑是货真价实的成绩,因为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每天早上广播一响,我就会到运动场跑上四圈(一千六百米)。南昌其他一些高校还会借用我们的运动场举行校运动会。 此外,学校礼堂每个周末都会放电影。电影票由各班宣传委员发给各个组。所放映的电影很有水准,基本上都是当时比较优秀的影片,其中也包括一些译制片。我至今还记得《追捕》《望乡》《大篷车》《流浪者》《摩登时代》等影片,国内新上映的一些优秀影片也能够看到。 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四元五角,三十五斤粮票。每个月,这些钱和粮票都会换算成饭票和菜票,由生活委员发到每个同学手中。饭票按每斤一角七分计算。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每月还能领到几元钱的助学金。助学金的等级由各组评定,我好像没有拿到最高一档,当时还觉得挺委屈。其实大多数同学手头都比较紧,也都觉得自己最困难。 食堂早上供应黑馒头和稀饭。馒头每个收一两饭票和二分钱菜票。平常的菜没有肉,油水也不多,每份大约一角钱。每个星期各有一次早餐和中餐加餐,是同学们最盼望的。加餐时另发加餐票,每人凭票供应一份。早餐加餐是三个肉包子,中餐加餐是红烧肉。包子每个好像收一两饭票和五分钱菜票;红烧肉每份两角钱。有同学告诉我,红烧肉是周二,包子是周四。 吃包子的第二天早晨,总会有人提前去排队,希望买到头一天剩下的包子。吃红烧肉后的下一餐,也有很多人提前去排队。 放假时,学校会把假期的伙食费折合成钱和粮票发给我们,这样,回家的路费也就有了。寒假不到一个月,但那时路费便宜,火车还可以凭学生证买半票,折发的伙食费也基本够回家的路费;暑假有一个多月,伙食费当路费就绰绰有余了。火车票和汽车票加起来还不到十元,在景德镇住一晚,好像也只要几角钱。当时的旅店大多是多人间,被子也不会天天更换,但也没听说谁因此得了皮肤病。路上吃的,就是出发前在食堂买的黑馒头。 学校发生过两起令人痛心的意外事故。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的第一个学期。铁路就在学校旁边,我们去市区的第四交通路,需要穿过铁路。那段铁路正是火车头调度的地方。一天晚上,几位同学去看电影。他们穿越铁路时,没有注意到一台火车头正朝他们驶来。据说,走在前面的侥幸通过了铁轨,走在后面的看到火车后停住了脚步,走在中间的一位来不及躲避,当场被火车轧死。 后来,食堂又发生了一起悲剧。一位学徒工在操作和面机时,不慎被机器绞了进去,最后窒息身亡。按理说,如果当时有人在旁边及时关掉机器,也许悲剧可以避免,但具体情况我们并不清楚。那位学徒工平时对学生的态度不太好,事后听说,有些学生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 对我的世界观产生第一次重大冲击的,当属马康年事件。在这之前,先有“两个凡是”,后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于1977年初提出的。但在我看来,此后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遵循“两个凡是”,例如我所经历的教师培训、担任中学教师,以及恢复高考等。我一直认为,“两个凡是”更多是为了安抚毛泽东的追随者,毕竟刚刚被抓捕的“四人帮”中,还有毛的妻子江青。 随后,又出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邓小平一派为突破“两个凡是”而提出的。当时大学里虽然还有劳动、军训等活动,但政治气氛已经比过去宽松得多,学生开始有了自由选举的机会。马康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竞选讲台。 马康年是政教系七八级的。1978年下半年,也就是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他主动出来竞选东湖区人大代表。我们学校属于东湖区,有一个人大代表名额。代表官方参选的是何小平。马康年能说会道,在大教室里进行过几次演讲和辩论。我记得,他当时还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并对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不出意外,马康年最终当选为东湖区人大代表。 然而,这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四个坚持”,言论空间开始收紧,北京西单民主墙也随后被关闭。马康年受到处分,人大代表资格也被取消了。官方候选人何小平后来则留校工作。当时,我和班主任闲聊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共产党领导下所谓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马康年的竞选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律和程序,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最后仍然可以因为政治风向的改变而受到处分。那时我开始思考,“四个坚持”与“两个凡是”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在我看来,它们更多只是不同政治力量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提出的政治口号。 现在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错误的。人的实践是非常有限的,很多真理是无法用实践去检验的,而是要用信心或者理性的思考接受的。数学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数学理论无需经过实践便可以通过严密的逻辑证明成立,并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人类的发展,无论是科技方面,还是人文、法律方面,往往都是先接受“真理”,然后通过实践去实现它。 一年后体检,称体重量身高,整整长了10公分。负责体检的护士看着前一年的数字,有些不敢置信。第二年体检又长了5公分,后来还长了一点,毕业时1.67米的样子,也就是五尺整。当初入学时的小个子,使一些老师以为我是全班最小的。其实年龄比我小的有10来人,不过他们都是应届。在毕业10年的聚会上,居然还有同学说我长高了。可见我当初的小个子给他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在我的同学中,我的上铺宋庆值得多花一点笔墨。宋庆是我们组唯一不是来自农村的同学,家境也比较宽裕。他在数学课程上没有下太大的功夫,除了上课和完成作业,其余时间几乎都在阅读文学名著。用他自己的话说,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都快让他看完了。他读书时还会认真做笔记。我们也偶尔听他谈论读过的作品,比如《基督山伯爵》。他还说过,毛的大部分诗词都是抄的。我回国时听说,他是某家(或多家)数学杂志的著名写手。这倒不令人意外。凭他扎实的数学专业训练,加上深厚的文学功底,成为数学杂志的优秀写手几乎是必然的。 有一次,好像是在冬天,我来了客人,宋庆正好不在。客人睡我的下铺,我便睡到他的上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又软又暖和的被子,至今印象深刻。 还有虞翔海同学。他和我一样,也是七五届的,比我大两岁,和我同组,住在我们对面的寝室。记得搬到第七宿舍不久,他纠正了我“溪”字的读音。我们老家把“溪”读成“qi”,他告诉我标准读音应该是“xi”。他平常说话比较风趣。大学毕业后在他老家的麻丘中学任教。毕业10周年聚会时,他已经是麻丘中学的校长。后来他赶上房地产发展的浪潮发了财。据说,麻丘大半条街的房产都是他的。我们回国时去南昌,只要他在场,都是主动买单。最后一次聚会,是2015年初农历新年前。他还记得很多关于我的细节。如果他也写回忆录的话,应该会很有趣。可自2022年最后一次冒泡后,他就再也没有在我们组的微信群露面。南昌的同学也说,很久联系不上他了。 上了大学之后,回家也更受人重视了。过年时,大多数人家都会相互请客。因为我父亲在外工作,和其他在外工作的人互相请客,也算是礼尚往来,只要他们回乡过年或探亲。以前我去请他们时,怎么请都请不来,非得我父亲亲自去请不可。我上大学以后,就可以轻松把他们请来了。 大概是上大学的第二年,我们村一户人家的余屋落成,请了两桌客人。上桌坐的是师傅和自己人,我也被安排到了上桌。不知是谁提议,每个人都必须把杯里的酒喝干,整桌人才倒下一杯,否则就得钻桌子。喝到第二杯时,主人的女婿便钻了桌子。其他人都硬撑着,我也是。后来听说,那一桌喝掉了七瓶白酒,虽然并不是绝对平均,因为另外还给两位师傅各敬了几杯。那一桌实际上只有七个人喝酒,我至少也喝了七八两。那种走起路来轻飘飘,没有头疼,也没有呕吐,却总想不停抽烟的感觉,一生中只有那一次。 暑假去看望祖母及叔叔们,也顺路看望我妈的婶婶“炳兰婆”。炳兰婆家对面的男主人给我拿来一蝶刚成熟的李子。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成熟的李子,觉得非常好吃。以前也见过李子,都是没等到成熟就被摘光了,没成熟的李子很涩嘴。吃李子倒不一定与我考上大学有关系。他们的儿子江观林后来也考取了大学(或是中专),我们保持来往了一段时间。我回国时还见过他。 再回到学习。考试时,我经常是第一个交卷,却很少拿到100分。我丢三落四,考试时总会忽略几个容易的细节。从初中开始一直如此,直到今天做一些事情时还是这样。 我之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一方面的确是做完了,也检查过,自认为没有问题;另一方面,是不喜欢别人抄我的试卷。老师监考通常不会太严,我的试卷被旁边的人抄是常有的事。大家都是同学,甚至还是同组,不好拉下面子,只好早早交卷。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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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九、参加高考

学期进行到快一半时,国家宣布了恢复高考的决定。那时的规定是,应届生不能报考中专,除了老三届(1966年到1968年三年共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已婚的不得报考。公社教办的负责人告诉我:“你可以报考中专。”我回答道:“要就不考,要考就要考大学”。幸好真的考取了,否则这句话又要成为我骄傲的证据。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高考,学习再差,只要有资格报名,谁都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我不可能抽身去参加县中为高考举办的补习班,倒是有好些人拿着一大堆笔记来问我,其中就有我同村的同学,我就根据笔记的上下文给他们解答。 我当时对报考大学还有一个顾虑:我走了,高中班怎么办?可周围的老师没有一句微词,郑汉欣还给我鼓励。我要为四门课备课、改作业,还要为高考做一点准备,有一次轮到我打钟(几个教师早上轮流打钟)睡晚了,汪德云老师替我打了钟。金发文副校长对此很不满,批评了我。 填志愿是一件头疼的事,没有什么石头可摸就要过河。我只听说过北大和清华,就打算填这两所学校。汪老师对我说:“反正你还年轻,考不取下次再考”。可郑章炳老师却用现身说法,坚决要我报考师范学院。他当时就是因为第一志愿没有报考师范未能上大学,比他分数低的反而录取了。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劝告,第一志愿填了省师范学院数学系(我本来就喜欢数学,再加上徐迟受到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公社教办的负责人看到我填报师范学院后,告诉我应该填地区分院,到时反正会就近录取到分院的。只是因为不好涂改才作罢。“分院”这个词真是坑死人,差一点害我报考了“专科”。 我们的考试日期是:12月3日上午政治,下午数学;12月4日上午语文,下午理化(或史地)。考完数学时,就看见汪老师守在校园门口。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比较沮丧地告诉他,可能就是60几分。他却说,60多分就很好了。 考试结束的当天,没有月亮。我当晚就抹黑经过由义岭回了家。 高考过后,成绩还没有出来,我觉得考得不好。数学也就及格,反三角函数、排列组合、复数等都没有学过。物理是我的弱项,和化学同卷,可有机化学我也没学,所以理化的分数也不会高。作文的标题是《难忘的时刻》,感觉发挥得还不错。政治几乎全是瞎蒙,半年前在公社的老师考试时,我就没有及格。而一位从县城下放到我们公社的同班同学说他考的不错,周围的人都觉得难以置信,我也深表怀疑。他后来复读过,还是没有考上。 我上大学之前还被我所在中学附近的一位父亲请去给他的儿子辅导(好像还没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开始了)。只是晚饭加一点夜宵,没有报酬。 拿到通知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到县里参加体检时,身高体重是两个45:身高4尺5(1.50米),体重45公斤。全县考取的大学的人数不到三十,七五届我是唯一的。我们村的同学也考取了上饶师专。全公社一个大学、一个中专都在我们村。大家都说我们村风水好。 这位同学,决定考中专前有一个机会去海南学育种,他还犹豫着要作何种选择。因为学育种回来还是农业户口,我劝他参加考试。我虽然比他小几岁,却可以说是他人生道路的引路人:劝他读完高中,劝他参加高考,复习时帮他解惑。他现在已经退休,和妻子一起每月有一万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挺滋润。 我父亲知道我被录取,并没有特别高兴,因为又要花钱,虽然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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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八、任高中老师

1977年初,为了在公社普及高中,县教育局决定集中培训一批数、理、化老师。培训班的老师是全县公认的最好老师,受训者由各公社推荐,培训班就办在老师所在的学校,使他们不至于耽误学校的教课任务。 我们公社的侯书记是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小姑娘,二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为了挑选合适的受训人,她作了不少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非杨林莫属”,因为我在公社读书时“天才”的名声在外。大队书记自然不会同意,她就以“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强行把我从田里送到了“化学班”。 我在西坑读书时的名声几十年后还有余望。一次回国时,母亲很自豪地告诉我一件她不久前在公车上的小插曲。一个比较年轻的后生不知因为什么话题谈起了我,他说他只佩服杨林,邻座的一位指着我母亲告诉他,这就是杨林的母亲。 出国前我去看了侯春意,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了。她后来和我的大姨子还是朋友,回国时也跟她吃过饭,可还是她请的客。她说,她能用公款请客的权力很快就没有了,因为她马上就要退休,坚持她请客。 物理的培训班正好设在思口中学,负责培训物理的是俞文祥老师。我被定了去化学班后,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俞文祥老师。俞老师还跟父亲说,是否可以将我换到物理班去。那多半是一句客气话。 化学老师俞剑虹文革前毕业于中山大学,本来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把关老师,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下放到我们县里。化学班所在的学校文革时煞是风光,几间办公室里挂满了奖状以及从全国各地来参观的单位(不只是学校)送的锦旗。到1977年他们还是非常的左,每周我们得跟其他学生一样参加劳动,俞老师的丈夫还在受批判(后来我们得知,另外两个班所在的学校都对老师及受训人员予以特别的照顾)。培训工作大受影响,以致于有机化学部分才开一个头(培训开始时早已开学,培训的时间总共才三个多月)。 我们班结束后,她就被调到了另一所中学,并继续培训化学老师。年底好像调到了县中学。她丈夫徐达明是很好的语文老师,她母亲也是化学老师。一家三个大学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过年前她请我在村里帮她买肉,但已经过了杀猪的时候。一个人让给了我一条肉,应该是嫌它骨头多,肥肉少。我母亲也说那条肉太差,不好卖给老师。我还是拿去给了俞老师,结果她很喜欢,说是‘’好肉‘’。我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肥肉。 再后来,他们一家调到了南昌,我去看过她。她的女儿也考取了师大数学系,向我借过《微积分学教程》,给弄丢了一本。 在培训期间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那里的蚊子之多,在我到过的地方都是空前的:在墙角上随手一抓,满手都是黑。那里的自然条件没有我们那一带好,没有河流,用水是从井里打出来的。 培训班结束后,还得回到村里参加双抢。 新学期开始之前,公社也对所有的民办老师进行考核,只考政治和数学。负责数学出题的汪老师出完题后就回邻县的老家度假去了,改卷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大家都是老师,监考没法严。小学数学的卷子都过了六十分,九十分以上占多数。可怜的是中学数学,我粗略看了以后告诉负责人:“没有一个及格”,具体分数也没有必要给了(只有二三十分的样子)。滑稽的是,我也得参加政治考试,还得了不及格。有些老师乐坏了:“杨林也不及格”。 公社里合格的老师不多,除了大学毕业的出题老师,还有两位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其中一位是郑章炳,但他们没有参加考试。他们都被分派到大队的初中把关去了。我除了教高一的数理化,还兼初二的化学。那时初、高中都只有两年,初二才有化学课。一个星期十八节课(月薪好像也是18元或是15元),除了教课和批改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备课。物理是我的弱项,为了不教错,必须提前预习,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周末去请教汪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个学期里,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学期开始后不久,全公社老师的会上,一首刚出来的新歌《贫下中农不怕邪》,需要教唱。居然有人点名让我教,我只知道我在数理化方面有名,没想到我还被认为是全能的。我看那首简谱不难,就接下了。这是我在公众场合第一次教人唱歌,一个字的普通话发音不准还被侯书记纠正。这首无名气的歌我至今还记得它的调子。 我的个子小,不到一米五,好些学生比我高大。有些家长递烟的时候,看到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多数人最后还是会递给我。他们大概在想,如果我敢接,就说明我是老师,学生是不敢当老师的面抽烟的。个子小还要受炊事员的欺负。一次,因为带学生参加劳动未能准时吃饭,他告诉我没菜了,剩下的一份要留给另一位老师,我没吭声。过不多久,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我就火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也留一份?”他只好拿出一份菜来给我(除了留给那位老师的,居然还有备份!)。他以后再也没有欺负过我。 与吃饭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喝菜汤”。我、朱林树老师、还有郑汉欣校长三个人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饭吃完后,剩下的菜和汤冲入开水,是我们百喝不厌的美味。 朱林树比我低一届,但他中学毕业后就直接教书了。我考取大学之后给他寄了不少复习资料,第二年他考取了中专。中专毕业后他走了仕途。一次在县城碰见他,他热情地邀请我去县城的家里(不是他的老家,他的老家在西坑公社的乡下),还感谢我给他寄了复习资料。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郑汉欣当时对“结束文革”有些想不通。文革是毛发动的,不是说要进行到底吗?怎么就结束了。我考取大学后和他通过信,好像出国后还和他联系过。后来听说他还当了公社书记。他就和我儿时的保姆同一个村子,我还想通过他打听我保姆的名字,但没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 我也给学校写过标语。华国锋的最新语录“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就用鲜红的油漆,以宋体美术字写在校门右边的墙上。其实,郑希燮老师的字比我写得好,也许因为他年纪大了,上梯子写字不那么安全了。 和老师一起清理办公室时,我不小心把毛的石膏像掉在地上,摔碎了。旁边的老师叫我干脆把它砸烂,然后把碎片偷偷地撒到垃圾堆里。虽然已是七七年下半年,文革也已经结束,我还是为这事紧张了好几天。 学期快结束时,全县中学老师进行了一次数理化三科的摸底考试,当时的监考完全是虚设。我考的是化学,做到一半,发现是初中试卷,又重新换了高中的试卷。汪国器老师没有参加考试,好像是回老家了。我们公社参加考试的中学老师中,只有我一个人及格,那两位骨干老师的数学都只有三十几分。我记得其中一道题是求三条直线围成的三角形的面积。正解是用行列式,我当时想到了原始的办法:通过三边的长度算面积。可惜因为拿错了试卷耽误了时间,否则能帮郑老师和朱老师(文革前高中生)提高一点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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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七、另类知青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些读过中学的年轻人,“自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成为农民的青年。从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直到1978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结束,知青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是从农村来,回到农村,故称为另类知青。 我是我们村最早的两个高中毕业生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俩还是村子里仅有的高中毕业生。另一位在高一时几乎辍学,后来听了我一句”再坚持一年,将来或许有用”,终于读完高中。我因此没有成为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在村子里呆的时间比我短。大概一年以后,他的叔叔把他弄到了他所在的茶场。七七年高考前县中办补习班,我因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不能参加。他总是拿着笔记来让我帮他解惑。他考取了师范,后来就当了老师。当时全公社就我们俩一个考取大学、一个考取中专,令其它村的人羡慕不已,都说我们村的风水好。 由于上学过早,比同年级的要小三岁以上,况且我在同龄中个子本来就小,使我在同学中很难找到玩伴,只是被他们当作小弟弟而已。我的体育不好与此有极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我才得以完成中学的学习,并有机会参加高考。我家中缺乏男劳力。我是老大,要是我能顶半个劳力,我父母就不会让我读完高中。要是我高中毕业时年龄大几岁,等到恢复高考时,我可能就已经结了婚,而失去考大学的机会。 我有一位坑头村的同学,名叫俞喜家,比我只大一岁。毕业后到他们公社的一所学校教初中,把一个学生的肚子搞大了。那位学生成为了他的妻子。高考时他应该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已有事实婚姻及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不过,他后来在乡下也混得挺不错的。 1975年7月,刚满15岁、身高一米四几的我(两年半后的高考体检表时才一米五零),“回”到熟悉的家乡,当农民来了。15岁的我是那么幼稚,那么单纯,没有任何非份之想。中学毕业前,我甚至写信给父亲,让他不用为我操心找工作。我会响应毛的号召,回到农村去,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其实,他根本没有操心过找工作的事,只盼着家里早点添一个劳力)。我那时的确挺“要求上进”的,回乡务农后,团员好像没人管,我就主动提出交团费。 七月,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双抢”时节。“双抢”,就是“抢收抢种”,也就是收割早稻和栽种晚稻。抢种的口号是“不插八一秧”,最晚不能过立秋。参加“双抢”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以前属于帮忙,比较自由。高中毕业后,就是真正的农民了。 早上四点刚过就被队长的喇叭声叫醒。刷牙洗脸后步行五、六里路赶到田头时,晨曦与尚未隐去的星光,正好为田野提供了足够的亮度。家庭主妇也与我们同时起床,准备早饭和午饭。劳动两、三小时后,当天轮到送饭的人把早饭和中饭一起挑到田头。 吃完中饭后,正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大家会在田边树荫下或附近阴凉处休息一两个小时,然后继续下午的劳动。晚上天将黑时,再挑一担稻谷回家,按重量另计工分。最强壮人的一担可以挑二百三四十斤。 遇到最忙的日子,晚饭后还要在家附近挑灯夜战。照明用的可以是电灯,如果水轮泵能发出电来的话;也有可能是松明火,有时还会是“汽灯”。一加夜班,晚上睡眠的时间就只剩下四、五个小时了。 收割包括割稻和脱粒,两者同时进行。割稻用的是手上的功夫,脱粒用的是脚劲。割稻和脱粒的人会经常交换角色,既提高效益,也减轻疲劳。脱粒机是有齿轮的半机械化机器,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使用。连接的齿轮露在外面,很不安全。我们村子的一个人,在给齿轮加油时,被碾掉了食指,还问手上的蚂蟥从哪儿来的。当别人告诉他,那是他的指头时,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疼痛感随之而来。诸如此类的“小”事故经常发生。后来外接轮改成内切轮,才稍微安全了一些。 双抢时的拔秧算是轻松活。拔秧一般是在凉爽的早晨进行,而且可以坐着拔,但有些人,尤其是女的,会害怕秧田里的蚂蟥。蚂蟥吸在身上不能硬扯,而应该对它用力拍一掌,让它掉下来。它吸血时会释放一种物质,阻止血液凝固,所以人们说,“蚂蟥吸多少就流多少”。蚂蟥被剁成两节后丢在秧田里都会游动,有俗话为证:“(蚂蟥)不怕刀,不怕斧,只怕被人倒翻肚”(也怕烟草)。“倒翻肚”就是把蚂蟥像肠子那样里面外翻,然后插在田坎上晒。所以,蚂蟥有时还成为我们苦中作乐的对象。 最苦的当属插秧。插秧时既有当空烈日的烧烤,还有田里泥水的熏蒸。插秧虽然主要讲的是手上功夫,但也需要脚的配合。如果是往前插,脚起脚落都要小心,以免把刚插下的秧弄倒。如果是插“浑秧”,即插到未打格子的田里,则一般是往后退,要求走得直。插秧时最怕“挂牌子”,也就是两边的人都插到前面去了。被挂牌子就说明技不如人。被挂牌子后更难插快:如果田里的秧偏疏,你前面的秧很快会被旁边的人顺手拿走;如果田里的秧偏密,别人多余的秧又都会往你前面扔。要是碰到好心的在旁边,她会帮你插上一行。 插秧和割稻子都是年轻人干,几乎没有直腰的机会。插秧不必说,你一停下来,就马上被挂牌。割稻子也没有直腰的机会,你一停下来,就有人吆喝。草帽或斗笠虽然挡一点太阳,但它既碍事又闷热,有些人索性不用它。我直到今天都还不愿意戴太阳帽。衣服穿在身上使汗水更难蒸发,那就干脆不穿它。在夏天打赤膊,好像就我一人。整个夏天,全身就一条短裤,皮脱了一次之后不会再脱。第二年从六月直到十月我都是如此,倒也省了不少事。太阳还不厉害时开始光膀子晒就不会脱皮,倒把自己晒成了个“黑人”。 “双抢”结束后,大家算松了一口气。田里的活主要是耘田和施肥,有空余的时间也为茶树锄草与施肥。耘田算是最轻松的活了:手里拄着一根“耘田棒”,双脚轮番着把杂草踩下去。但耘第三茬田时,即将抽穗的禾苗可以把腿割破。 生产队里的活虽然清闲了一点,农民可是照样起早贪黑。早上下自留地,晚上收工后砍一担柴回家,这是当地农民的惯例,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只有春插、双抢和秋收时除外。如果生产队收工比较晚,砍柴还没下山就已经天黑。没有手电,全凭着对路的熟悉和一点星光挑回家。上山干活穿的一般是草鞋或破解放鞋,雨后走到山上鞋里鞋外都滑溜,我后来就干脆赤脚上山,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后的1978年。一个稚嫩的少年,一个夏天就一条短裤一双赤脚,上山下田。我说给我外甥听的时候,他说我很会编故事。 我还曾被分配在仓库里扇谷。扇谷机是一种手摇装置,谷子从上面的料斗流下,底部有控制流量的开关。右手摇动风扇,谷壳便被吹到外面,谷子则落入地上的箩筐。第一天,右手摇了几个小时就酸得几乎摇不动了。到了第二天,手却一点也不觉得累,可以一直摇下去。 秋收,除了割稻子以外,油茶子、红薯、玉米和可能少量的小米也要归仓。红薯和玉米会按稻谷的比例立即分到各家。秋收后到春插前,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算是农闲的时候。说闲也闲不到哪里去。家里的自留地里就有干不完的活,柴也是不怕多的,多了可以挑到县城去换一点零用钱。生产队里的活也不会少。给所有的茶林进行全面的锄草(松土)是第一件事。这种活没有什么值得特书的,但1976年初冬的一天使我终身难忘。 那天,我跟往常一样穿一件衬衫去上工,走到路上已经感到气温的变化,但没当回事。到了目的地开始劳动时,我真正感到了寒风的刺骨,只好通过加倍的卖力来缓和一下彻骨之寒。只穿一件单衣的还有三人,其中一人顶不住而中途回家了,另外二人跟我一同坚持到底的,第二天未能出工。我不但坚持到收工,收工后还到附近的林子里砍了一捆竹子回家作竹编用。一进了树林,身子顿时就暖和了。第二天照常出工。 开垦荒山以便来年种玉米或茶树也是冬天的活之一。大的松树砍倒、锯好堆起来做枕木,等涨大水时随溪流筏到县城,从县城再用汽车运出去,卖给国家铺铁路。最有用的是杉树,大大小小,只要不是太嫩,都有利用的价值。细小的在火上加热后做成藤子,固定房架或其它东西都用得上,牢固而耐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都不朽坏﹔中等的作家具﹔大的作房子的梁柱。其它的一律当柴火。树木砍光后,再放一把火烧净,最后是挖树根。树根耐烧,是最好的柴,但在冬天挖树根是一件苦差事。随着锄头挖到树根而震动的手就在寒风中开裂,血就立刻从新鲜的裂缝中挤出来。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但雪要是长期不化,牛就没有了青饲料。在冬天能给牛作青饲料的是茅草,也就是割破鲁班的手并由此发明锯子的那种。在积雪的山上砍茅草(不是割,因为杆子也能吃。同时也是为了重量而多计工分),没有雨鞋,没有手套,手脚受冷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更痛苦的还不是冷。砍茅草要求手劲大,刀又利,左手一把抓紧,右手一刀砍断。如果左手不抓,摆动的茅草很难砍断,砍断后再理整齐也费事﹔如果左手抓不紧,砍下去的刀就把茅草从手中往下拉,左手心就被锯成一道道血痕。一担茅草到家,左手掌已是一片血肉模糊。 除了寒冷与外伤,有时还会受雨淋。谨慎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只要离家有几里路,都会带上雨具——斗笠和蓑衣(或塑料薄膜做的雨衣)。一次在玉米地除草,我什么都没带,活没干多久雨就倾盆而下。我硬是在大雨中坚持劳动到收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身体真是好,日晒、雨淋、寒冷都经受得住。割破的伤口,几乎不用什么药,在几天内就会痊愈。 我在生产队劳动的两年里,可以说是脏活累活抢着干,也乐于助人。在家的空余时间还免费给人编斗笠。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用一担柴火来还情。有一次分配到我和另一位给禾苗喷农药。和我搭档的是老油条。他带着我早早地喷完了农药,然后就从容地找一担干柴回家。没有其他人在一起干活时,应付一下应该是常事,只不过我很少有这种机会。可是我还没有感到内疚,反而觉得占到了便宜而高兴。这与我平常的“积极”态度形成了对比。这大概也是我后来不认同“人之初,性本善”的开始,到美国后愿意接触基督教的一个主因是我认同人天生的罪性。 我中学毕业时虽然已到了文革的尾声,除了农忙(春插、双抢、秋收),其它时候还是会时不时开会。开会的内容有农业学大寨方面的,也有学习毛的最新指示或刚发表的诗词。 大概是七五年,为了强调干部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有一个“一、二、三”的口号:公社干部劳动一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二百天,生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最后一条没什么问题——生产队长除了出席上级指定的会议外都参加劳动。但前两条则基本上是空话。一次田间休息的时候,我说:“这些公社、大队干部基本上不参加劳动,不知中央知道不,我要写信告诉毛主席。”有人把这句话传到了大队书记的耳中,而且后来越传越大,变成了“我真的给毛主席写了信,而且收到了回信”。从此我跟大队书记结下了梁子,大会小会上他都点名骂我。 除了这些开会和政治宣传,每三天一次的记工分也不会停。农忙时也是如此,每家都会有人到场。每人一本工分簿,平常锁在专门的柜子里。 说起记工分,使我想起一个小插曲。那是在1977年初,农历年还没有过。我在算工分时,发现两个人的计工本子被涂改过,这事应该是本人干的,因为工分值不是被改大了就是无中生有。这种事大概不会是第一次发生,只是第一次被发觉罢了。有人报告到大队,但不见有人来处理。队里就让我负责把工分值复原,当事人也没有异议。新年过后搞了两套计工本,一套由我保管,但我未能负责到底就离开了。 我还当过一次“政治辅导员”——给广大贫下中农讲解最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当民办老师应该是喝了一点墨水的人首选的职业,经常需要一点门路才能当得上。我做了两个月就自动放弃了,那是1976年的夏天。当时的小学老师赵友明生老大的时候,生产队里让我代课。那时小学生也要劳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些家长(特别是有一点权势的)凡是遇到这种场合就把孩子领回家,我为这事还与大队长的老婆吵过架。后来队长问我是否要继续教下去,我毅然回答说,不要。一方面是考虑到本来就是代课,不好夺了人家的饭碗﹔另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 除了当老师,“英雄”难得有用“文”的机会。农民只讲究传统的“算盘、书、字”。我的算盘打得不算快,但和心(速)算结合,还是比一般的会计算得快且准。“书”,应该是指读书、解书和说书。即使你有这方面的本事也难用上,因为有线广播和红头文件取代了一切。能用上的最多是“借条、收据”之类。“字”,也就是书法,我还拿得出手。所以,我算是有“真本事”的。其他的中学毕业生,包括后来考取大学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死读书”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学校已经不再重视书法和算盘,其二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是不屑与农民接触。 算小账的事经常有,但很多人都可以应付。能够用得上一点计算知识或技巧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大队建茶叶初制厂,几个中学毕业生围着一堆土石方不知如何计算,才让我去帮忙。事后,一位老兄问我,一大方(一立方米)等于多少小方(一立方尺),我说是27,他很不解,一米是3尺,27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只好进一步向他解释:“一尺高、一尺宽、一米长就是3小方了﹔再加上两排是9小方﹔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两层,正好是27小方。”其它场合,也就是在丈量土地或年终分红时会计忙不过来的时候。 农村里比较聪明的,大多会一门“手艺”,成为专业或兼职的工“匠”:木匠(家具和房架)、桶匠(圆柱或圆台型容器)、篾匠(竹编)、漆匠、砖匠(砌墙)等。专业工匠一般要跟师傅当学徒三年,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兼职的只是在农闲时在村子附近干活,增加一点收入的同时也改善一下伙食(“供师傅”的伙食一般都比较好,而且是四餐)。专业工匠则哪里有活就在哪里住下来,他们比种田轻松,收入也略高。 我自己则迷上了竹编,编的篮子比一般专职的还要好。我们家有一个考篮,应该是曾外公用的。考篮宽七八寸,长一尺出头,高约一尺,有上下两层。外面是考究的竹编,有花纹图案,但表面的上层破了一个洞。以前曾想请专业篾匠补,但都看不懂图案。我会竹编之后,就自己把它补好了。可惜,后来放在家里被谁偷走了,被偷走的还有其它古董。 我们那一带走亲戚,妇女都喜欢拿个竹篮,里面装着糕点或者鸡蛋,再放一支天竹。从七十年代开始,篾匠都不编这种精细的篮子了(前面说过木工的水平下降,篾工的水平也下降了,大概与“只讲温饱”、“大干快上”的大环境有关)。我编了一个自己家用,有人很喜欢,就请我帮她编一个。回国时,自己家的篮子早已不见踪影,我以为另一只也是一样,况且我都不记得给谁编的了。 最后一次回国探望母亲时,正好我大侄女刚刚生了个男孩,我去看了她。她的婆婆说是要给我看一件古董,居然是我编的竹篮!原来竹篮是给侄女丈夫的祖母编的,祖母去世了之后就传给了儿媳妇。她们对此很珍惜,还给上了红漆。我不好意思开口要竹篮子,只给它拍了照。 村里的砖瓦窑时有时无,大概是根据需要,轮流在不同的村子烧制。我回乡劳动期间,村里正好烧砖瓦。师傅晚上没事,经常有人去聊天,我也时不时地加入。有时候白天也会去看他们做砖瓦。 先把红土加适量的水,用牛踩熟,就像揉面要揉到家一样。做砖时,用钢丝割下一块大小合适的泥胚,用力甩入砖模里,再割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提起模具,砖胚便留在地上。 做瓦用的是圆台。用钢丝割下一块大小合适的泥胚薄片(大约一厘米厚),把它围在圆台周围,再转动圆台,用刮刀使泥胚均匀地附着在圆台上。圆台由三片组成,连接处稍有凸起。瓦胚成形后,把三片向内收折,便可抽出圆台,留下圆台形的瓦胚,再沿着三条略薄的线折断,就成了三片瓦胚。 砖胚和瓦胚都整齐地留着空隙以便容易晾干,再放入砖窑里烧。烧的过程我就说不清楚了。 聊天时也玩一些简单的数学游戏。大多数游戏是他们现买来现卖的,像“两毛钱买二十支烟,价格分别为一毛六、一毛八、二毛八,各买几支?”之类的问题。比较难的是“韩信点兵”型的,比如:“一篮鸡蛋,两个一数、三个一数、……六个一数都余一,七个一数正好,总共有多少个鸡蛋?”有时题目给记错了,我告诉他们无解,他们就说我不会做。碰到这种情况,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书法可以用在许多地方。其一是对联。过年要写对联﹔结婚、做寿、新居(屋)落成也要贴对联。其二是标语口号,各种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都少不了。这使我想起打倒四人帮时的一件事。在我确实看清了要写的标语时,吃惊地告诉附近的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队长赶紧叫我不要乱说。“标语都马上要贴出去了,怎么还不能说?”我问队长。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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