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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在实践中的问题 即使暂时不讨论阴阳、五行、经络等理论，仅从医学实践来看，中医的实践也存在几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首先，诊断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望、闻、问、切是中医的基本诊断方法，但诊断结果高度依赖医生个人的经验和判断。同一位患者，不同中医往往可能得出不同的辨证结果，从而采用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即使个别名医确实能够凭借丰富经验作出较准确的判断，这种能力也难以通过标准化教育稳定复制，更难以进行客观验证。曾有人公开悬赏，挑战中医仅凭望闻问切判断妇女是否怀孕，但始终没有产生得到科学界普遍认可的成功验证。这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医诊断仍然缺乏一种能够客观检验和重复验证的方法。 其次，疗效本身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许多疾病本来就具有自愈能力，例如普通感冒、大多数病毒感染、部分胃肠炎、轻度软组织损伤等，即使不接受任何治疗，也可能随着时间自然恢复。如果没有与未治疗患者或安慰剂组进行比较，仅凭”服药后好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疾病是药物治好的，而不是人体自身恢复的结果。 对于不能自愈的疾病，传统经验医学的疗效也往往高度依赖个别医生的经验。例如，过去骨折治疗主要依靠接骨医生的个人技术，遇到经验丰富的医生，患者可能恢复较好；遇到经验不足的医生，则可能留下终身残疾。我小时候，村里有一位年轻人手臂骨折，接骨后虽然愈合了，但手臂一直不能完全伸直。今天，借助影像检查、规范化手术、内固定技术、人工关节以及术后康复等现代医学的发展，这类治疗已经形成了成熟、可重复推广的标准方案，治疗效果已不再主要依赖个别”神医”。 此外，传统医学还容易受到经验和联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和民间养生观念中，长期流行着“吃什么补什么”“以形补形”等说法，例如核桃补脑、腰子补肾、虎鞭壮阳、红糖红枣补血等。这些观念有些源于长期流传的经验，有些则更多建立在名称、颜色、形状或象征意义的联想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体生理、药理和临床研究基础上的结论。即使其中个别说法后来被证明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依据也应当来自现代科学研究，而不是传统理论本身。 历史悠久并不能证明一种理论正确。现代医学形成不过一两百年，而炼金术、占星术、巫术等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本草纲目》不仅收集了大量药物资料，也保留了不少今天看来属于天人感应和象征联想的内容。例如，它曾记载夫妻同饮立春雨水后同房可以治疗不孕，其理由并非来自临床试验，而是”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此外，《本草纲目》收录的大量药物，既缺乏明确的药理依据，也缺乏可靠的临床证据，其中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成为现代医学认可的药物。 中国古代发现种人痘可以预防天花，这是值得肯定的经验积累。但中医却把天花解释为小儿先天藏于命门中的“胎毒”，认为种痘是为了把胎毒引出来。后来更加安全有效的牛痘法传入中国后，又有人用辨证施治来解释种痘后的各种反应。这个例子说明，一种经验可能是真实有效的，而解释它的理论却完全可能是错误的。 现代医学之所以逐渐建立随机、对照、双盲等临床试验方法，正是为了尽可能排除疾病自愈、安慰剂效应、观察者偏差以及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真正判断一种治疗是否有效。遗憾的是，中医形成于现代科学方法出现之前，其理论和大量传统疗法并没有经过这样的系统检验。因此，人们很难区分哪些疗效真正来自药物和治疗本身，哪些只是疾病自然恢复、心理暗示、医生经验或其他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 五、传统医学的出路：弃医验术 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首次因医学研究获得这一奖项，也是中国传统药物研究最成功的案例。 青蒿素的发现，始于《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然而，今天用于治疗疟疾的，并不是像传统中药那样煎煮出来的青蒿，而是研究人员从古籍中得到启发，改进提取方法，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再利用现代化学技术从青蒿中分离、纯化出青蒿素，并经过药理研究和临床试验，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抗疟药物。 青蒿素的成功，并没有证明阴阳、五行、经络等中医理论的正确，而是证明了一条正确的研究道路：把传统经验当作寻找新药的线索，而不是把古代医学理论当作不可怀疑的真理。传统经验值得尊重，但必须经过现代科学的验证，才能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青蒿素的成功，并没有带动整个中医研究转向”弃医验药”的道路。几十年来，中医发展的重点仍然更多放在维护和发展传统理论体系，而不是将传统药物逐一按照现代科学标准进行筛选、验证和淘汰。 事实上，西方传统医学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现代医学诞生以前，欧洲长期流行着四体液学说、放血疗法、星象医学、炼金医学以及各种草药经验。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这些未经证实的理论逐渐被放弃，而经过验证有效的药物和疗法则不断融入现代医学。因此，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西医”，实际上已经主要是现代医学，而不再是历史上的西方传统医学。 我认识的人中，不止一位告诉我，他们本人或家人在洛杉矶一位民医那里治疗妇科疾病，包括不孕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位医生通常被称为中医，但据我了解，他更像一位民医，其医术可能来自家族传承。他也会建议患者到医院或诊所接受必要的检查，而治疗主要依靠自己配制的药物，而不是按照传统中医辨证开具处方。 如果这些药物确有独特疗效，就应该分析其成分，研究其作用机制，并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使其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这类专科医生的医术往往停留在个人经验或家族传承，很少公开其具体方法，也很少与科研机构合作，对其疗法进行系统研究和临床验证。因此，即使其中确有有效的方法，也难以成为标准化、可重复推广的常规疗法，造福更多患者。 推拿也是类似的例子。无论它源于中医、民间接骨，还是其他国家的传统医学，只要能够证明对某些疾病安全、有效，就应当纳入现代医学；如果无效，或风险大于收益，就应当放弃。现代医学关注的不是一种疗法来自哪里，而是它是否经得起科学检验。 这就是我所说的“弃医验术”。所谓“弃医”，并不是否定古人的全部经验，而是放弃未经科学证实的医学理论；所谓“验术”，就是对一切传统药物和疗法，无论来自中医，还是世界各国的民医，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进行筛选、验证和淘汰。凡是能够证明安全、有效的，都应纳入现代医学；凡是不能证明的，就应当放弃。 几十年来，关于用现代科学方法重新评价传统医学、重新筛选传统药物和疗法的呼吁从未停止。国家投入了大量科研资源，相关研究论文和项目也层出不穷。然而，真正经过严格验证、最终成为现代医学标准疗法的成果却寥寥无几。更多的精力，似乎仍然放在为传统理论寻找现代解释，或试图证明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的科学性，而不是对传统药物和疗法进行系统、严格、客观的验证。 如果这种状况不能改变，传统医学就很难真正走向现代化。传统医学的未来，不在于继续维护一个形成于几千年前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勇于放弃未经证实的理论，全面检验历代积累下来的各种药物和疗法。这不仅是中医的出路，也是所有传统医学的共同出路。只有走上“弃医验术”这条道路，传统经验才能真正转化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造福更多患者。 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医学资源，也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如果能够建立一套公开、公正的奖励机制，对民间确有疗效的药物和疗法给予高额奖励，鼓励其公开配方和技术，配合科研机构进行系统研究和临床验证，中国完全有可能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作出新的贡献。 对于经过严格验证、确实安全有效的新药或新疗法，不仅应给予丰厚的经济奖励，也可以采用国际通行的做法，以发明者、发现者或贡献者的名字命名药物、疗法或技术，以表彰其贡献。这比让无数有效经验随着老一辈民间医生的离世而失传，更符合社会和患者的利益。 我相信，医学的发展方向，不是中医战胜西医，也不是西医取代中医，而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不断融合。凡是能够经受现代科学检验的药物和疗法，都将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凡是不能通过检验的理论和疗法，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了那一天，我们将不再有中医，也不再有西医，只有医学。至于那些尚未得到充分验证、但也尚未被证实无效的疗法，可以暂时归入替代医学，等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

中西医之争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停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它表面上是医学之争，实际上更多是观念之争，甚至可以说是传统观念与现代科学观念之争。其中还夹杂着对中医、现代医学以及两者关系的各种误解和曲解。 一、厘清概念 民医（Folk Medicine）是民间长期积累形成的医疗经验和疗法，主要依靠经验传承，而非系统理论或现代科学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民医，包括草药、接骨、偏方、产婆、放血、刮痧等各种疗法。其有效性因具体疗法而异，有些后来被现代医学吸收，有些则被证明无效或有害。 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是在中国长期发展形成的一套传统医学体系，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经典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等理论解释疾病，主要通过望、闻、问、切四种方式诊察病情，并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方法治疗疾病。中医是在民间医疗经验基础上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形成的传统医学。 西医（Western Medicine）原本是中国近代对来自欧美医学的称呼，与中医相对应。由于这套医学如今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采用的医学体系，因此“西医”更多是一个历史名称，而不是严格的学术名称。 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医学体系，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遗传学、药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通过实验研究、临床试验和循证医学不断修正和发展理论，并广泛采用药物、手术、疫苗及各种现代诊断技术治疗疾病。现代医学并不限于西方，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科学医学体系。 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是指未被现代医学普遍接受、作为现代医学替代或补充的各种医疗体系和疗法，包括中医、印度阿育吠陀（Ayurveda）、顺势疗法（Homeopathy）、自然疗法（Naturopathy）、脊椎指压疗法（Chiropractic）等。不同疗法的科学证据差异很大，其中一些方法已被现代医学验证并吸收，另一些则缺乏充分证据，甚至已被证明无效或存在风险。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民医是经验医学；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替代医学是现代医学之外各种传统或另类医学的总称；西医则是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历史称谓，而现代医学是当今国际通行、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医学体系。 如果一项医术不能通过教材或正规教育学习，而只能依靠个人经验或师徒传授，则应归入民医，而不是中医。中国人一般把民间的偏方、独传的医术都归为中医，这是错误的归类。 二、现代医学的发展 现代医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拥有今天的水平。与世界各国的传统医学一样，它最初也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医疗经验之上。放血、催吐、泻药等疗法，曾长期流行于欧洲；关于疾病的成因，也曾有过许多后来被证明错误的理论，例如瘴气说等。今天的现代医学，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一开始就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套能够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和淘汰错误的方法。 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人体解剖学，使人们开始真正认识人体的内部结构；随后，生理学逐渐揭示了人体各个器官和系统的功能；病理学研究疾病对组织和器官造成的改变；微生物学发现了许多传染病的真正病因；药理学研究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进一步揭示了生命活动和许多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基础。现代医学正是在这些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与此同时，医学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判断一种疗法是否有效，不再主要依赖某位名医的经验，也不再依赖经典文献，而是依赖严格设计的科学实验。 早期的临床研究，通常只是将接受治疗的患者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比较。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患者知道自己正在接受一种新的治疗，即使这种治疗本身没有效果，也可能因为心理暗示而感觉病情有所改善，这就是所谓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医学研究开始采用单盲试验，即患者不知道自己接受的是真正的治疗还是安慰剂。 然而，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医生如果知道哪些患者接受了真正的治疗，哪些患者接受了安慰剂，在观察病情变化、询问症状甚至解释检查结果时，也可能在无意中受到主观预期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减少这种偏差，随机双盲对照试验（Randomized Double-Blind Controlled Trial）逐渐成为评价新药和新疗法的重要方法。在双盲试验中，患者和直接参与观察疗效的医生都不知道受试者属于哪一组，直到试验结束后才揭盲，再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结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暗示和人为偏差，使结论更加客观可靠。 科学方法的发展并没有止步于此。今天，一种新的药物或治疗方法，通常还需要经过多个研究机构的重复验证、同行评议以及长期临床观察。只有在大量可靠证据支持下，才能逐渐被现代医学接受；如果后来发现疗效不足或风险过大，也可能被修改甚至淘汰。 现代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国际通行的医学体系，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不断发现错误、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机制。现代医学相信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经验，也不是某一本经典，而是一套公开、可重复、可验证、能够不断修正自身的科学方法。 在现代医学出现以前，骨折的治疗主要依赖接骨医生的个人经验。遇到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医生，患者可能恢复得很好；遇到经验不足的医生，则可能留下终身残疾。治疗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而不是一套能够稳定复制的医疗体系。 我小时候，村里有一位年轻人手臂骨折，接骨后虽然愈合了，但手臂一直不能完全伸直，终身留下了功能障碍。当时大家往往认为这是“运气不好”，或者认为医生水平不够，却很少意识到，这正是经验医学的局限：它高度依赖个别医生的经验，缺乏统一、可靠、可以重复推广的技术标准。 今天，骨科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X光、CT、MRI等影像技术能够准确判断骨折的位置和类型；各种内固定器械、人工关节、麻醉技术、抗感染措施以及规范化的术后康复，使绝大多数骨折都有了成熟的治疗方案。虽然医生之间仍然存在水平差异，但治疗效果已不再主要依赖某位“神医”的个人经验，而是建立在一整套经过长期验证和不断改进的医学体系之上。 三、中医体系的缺陷 中医形成于现代科学建立之前，其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观念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基础科学之上。因此，中医不仅对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的认识存在局限，对疾病的发生机制和药物作用机制也缺乏科学解释。 中医所说的脏腑，与现代解剖学中的器官并不完全对应。例如，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藏精”，把生殖、发育、衰老等许多功能都归属于“肾”；“肝主疏泄”“脾主运化”等说法，也都与现代生理学中的器官功能存在很大差异。经络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尚未发现与之对应的人体解剖结构，也缺乏能够被现代科学重复验证的生理机制。 中医对于疾病的认识，同样受到当时知识水平的限制。古人不知道细菌、病毒、寄生虫、免疫系统、遗传、内分泌等概念，因此只能依据症状进行归类和解释。例如，把许多不同原因引起的瘫痪统称为中风，把不同原因造成的关节疼痛称为痹症，把过敏反应、感染等性质完全不同的疾病，都纳入风、寒、湿、热等范畴。这些分类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经验价值，却不能揭示疾病真正的发生机制。 中医使用的药物，同样缺乏现代药理学基础。当时还没有现代植物分类学。古人主要依靠形状、颜色、气味、产地和民间名称辨认药材。外形相似的植物可能并非同一种植物，同一种名称在不同地区也可能指不同物种。经验不足或辨认能力较差的人，完全可能将药材混淆，而不同植物的药效和毒性可能相差很大。 即使药材的物种没有认错，同一种植物所含的化学成分也并非固定不变。土壤、阳光、温度、湿度、降雨、海拔、日照长短、生长年份、采收季节以及植物的成熟程度，都可能影响其中各种成分的含量。随后的储存、炮制和煎煮过程，还会进一步改变这些成分。因此，名称相同、重量相同的两份中药，实际进入人体的有效成分和有毒成分可能并不相同。 古代医家既不知道这些药材中含有哪些化学物质，也不能测定它们的含量，更无法准确确定有效剂量、中毒剂量及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用药经验，即使偶尔有效，也很难保证药材身份正确、成分稳定、剂量准确和结果可以重复。

Unlearn，由两部分组成，learn是学习，un是否定前缀。 例如，lock是锁上，unlock是开锁；tie是系上，untie是解开；zip是拉上拉链，unzip是拉开拉链。Un加在动词前面，通常表示原来动作的逆过程。 Unlearn是学习的逆过程，它不是“不学习”，而是把已经学到的东西予以否定。这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重新拿出来检验，决定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放弃。中文里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有人把它翻译成“忘却”“摈弃”“抛弃”，都不能准确表达它的含义。 Unlearn的对象通常不是全部知识，而是某一类知识或某一种观念，例如历史、政治、医学、宗教、文化传统等等。 学习知识，好比不断把东西搬进一间屋子。从小到大，我们从父母那里、学校里、社会上、书本中，甚至网络上，不停地往屋子里放东西。久而久之，屋子越来越满。 多数人所谓的更新知识，不过是在屋子里添几件新家具，再把几件明显坏掉的东西扔掉。 Unlearn则不同。它不是挑几件不好的东西丢掉，而是假定屋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值得重新检查。最彻底的方法，是把屋里的东西全部搬出来，然后一样一样地审视：它是真的吗？它符合事实吗？它还有现实价值吗？它只是传统、习惯或权威，还是经得起理性和实践的检验？ 检查以后，有些东西可以重新搬回屋里；有些则应该毫不犹豫地丢弃。 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已经不适合作为今天的行动指南，却具有历史、文化或纪念意义。这些东西当然可以保留，但不应再放回屋里，而应放进博物馆。它们值得了解，却不值得继续奉为圭臬。 例如“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几百年来一直被许多人奉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然而，当我们按照unlearn的原则，把它放到检验台上时，就会发现，它几乎全部由一些无法定义、无法验证的宏大概念组成。 天地的“心”是什么？生民的“命”如何“立”？哪些人算“往圣”？什么样的“绝学”需要“继”？谁见过“万世太平”？历史上又有谁能够为“万世”负责？ 四句话是完全的假大空，居然还能令一些人激动不已，其中还是一些平常比较理性的人。以我看，横渠四句只配放在历史书中作为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假大空。 同样需要重新审视的，还有许多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例如，几千年来关于历史的解释、忠孝观念、阴阳五行理论，以及中医的一些基础理论，都应该接受现代知识体系的检验，而不能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就自动享有“免检资格”。 当然，需要unlearn的绝不仅仅是中国。 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同样形成了许多新的教条。例如，一些左派学者把美国历史几乎完全解释成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历史，把西方文明几乎所有成就都归结为压迫与剥削，把白人的历史简单描绘成一部罪恶史。 其实，奴隶制几乎存在于所有古代文明和绝大多数民族之中，并非欧洲或白人社会所独有。而消灭奴隶制是从基督教国家开始的。英国反奴隶制运动至少可以追溯到1772年的Somerset案。脍炙人口的《奇异恩典》，歌词就是前奴隶船船长约翰·牛顿于1772年底为1773年元旦讲道所写。1835年，William Walker为它配上今天广为流传的旋律；2006年的电影《Amazing Grace》又使它再次广为人知。其主调在钢琴上可以全部用黑键弹出。 华盛顿拥有奴隶，这是历史事实，但需要放在历史背景中去看。同样也是历史事实的是，他也是美国开国领袖中较早公开表达希望逐步废除奴隶制的人之一。1786年，他先后写给Robert Morris 和John Francis Mercer的信，以及1797年（去世前两年）写给Lawrence Lewis的信，都表达了这一观点。其中，1786年9月9日写给John Francis Mercer的信中，他写道： 我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立法机关能够采取某种方案，使这个国家的奴隶制以缓慢、稳妥而几乎不引人察觉的方式逐步废除。 他不主张用激烈的行动来达到废奴的目的，而是通过立法机关逐步实施，这是他的政治智慧的体现。美国刚刚立国，激烈的废奴运动会使国家处于动荡，被解放的黑奴的安置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到了南北战争前夕，很多州（主要在北方）已经废除了奴隶制。 南北战争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黑奴，但奴隶制度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而终止，这是事实。然而，以战争而不是通过立法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方式结束这一制度，也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重建时期的种种困难、南方社会的长期抵制，以及持续至今的种族矛盾，在我看来，都与这种剧烈的制度变革不无关系。 把美国历史几乎完全归结为奴隶制历史，不只是歪曲历史，而是颠倒黑白。美国最初的奴隶制，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制度；美国几乎自建国伊始，就开始探索废除奴隶制的道路；而有些国家直到上个世纪后半叶才正式废除奴隶制。 事实上，今天还有国家的部分人处于准奴隶的状态。比如中国的户口制度，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奴隶制，却是一种由国家建立并长期维持的世袭身份制度。它把农民固定在低福利、低保障和低政治议价能力的位置，使他们成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却不能平等分享其创造的成果。即便他们与城市居民在同一个事故中死亡，得到的赔偿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个零头。就这种意义而言，农村人口长期处于一种准农奴或二等公民的地位。 种族与族群之间的歧视和冲突，同样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中国古代有“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等称谓，本身就带有对周边族群的轻蔑意味。直到今天，“鬼子”“棒子”“阿三”等带有侮辱性的称呼，仍不时出现在网络语言中。 奴隶制度的对象也并非只有黑人。历史上，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都曾沦为奴隶。大多数被运往美洲的黑奴，并非欧洲人直接深入非洲捕获，而是通过非洲当地统治者和奴隶贩子的贸易网络出售给欧洲商人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国家后来率先废除了奴隶制度，并逐步推动法律上的种族平等。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歧视已经消失，而是说明这些社会已经开始从制度上反思并纠正自身历史中的错误。 把美国历史几乎完全等同于奴隶制历史，需要unlearn；把中国长期存在的户籍等级制度视而不见，同样需要unlearn。把一种历史罪恶无限放大，而对另一种长期存在的制度性不平等保持沉默，本身也是一种认知偏差。 需要unlearn的东西很多，比如欧洲殖民，美国历史，十字军东征，黑暗中世纪，蒙古征服，伊斯兰扩张等等，这里不打算一一展开。以后有机会分别逐一论述。 Unlearn不是反传统，也不是反现代；不是反东方，也不是反西方。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忘记历史，而是要求我们摆脱选择性的记忆和双重标准，以同样的尺度审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接近事实，而不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塑造的叙事之中。 它只是坚持一个原则：没有任何思想享有永久的免检资格。 凡是进入我们思想世界的东西，无论来自祖先、权威、书本，还是来自现代科学，都应该被请出屋子，重新接受事实、逻辑和实践的检验。经得起检验的，再请回来；经不起检验的，就让它留在博物馆。 人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已经知道。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正确，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在新的证据面前修正自己的观点。相反，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是历史还是科学，只要被认定是终极真理，不再允许质疑，不再允许修正，它实际上已经停止了unlearn。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