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面是两个弟弟，彼此都相差三岁半左右。两个弟弟小时候都叫我“哥”，长大后却改叫我的名字了。他们几乎是同时改口的：大弟弟叫到五六岁，小弟弟叫到二三岁。小妹妹是在我中学毕业那年出生的。大家都说她出生得“当时”（就是“生得正是时候”的意思），全家都宠着她。堂弟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字跟了我。我给小妹取名字时，也让她名字里的一个字跟了堂姐。父亲当即首肯了。

我高中毕业那年，大弟弟还在读小学。他的智商当然不如我，但也不是很笨。他在同年人中打牌、下象棋的水平都还算不错。他们刚开始读书，教他的老师全是民办的“赤脚老师”；而且那时候读书风气差；再加上他上山下水的在同龄人中算是佼佼者。他读书觉得痛苦，干活反而觉得有趣。我读书读得那么好，不还是回家种田，读书有什么用呢？

下半年开学时，他坚决不肯再上学。我们跟他声明，以后不能怪谁没逼他读书，他答应不会怪。语文他年龄太小，没有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而是帮家里砍柴打猪草。因为有了两个男孩在家帮忙，我们家也开始养猪。

小弟弟那时好像是读二年级，他们的老师上海知青赵友明生产时，我代课还教过小弟。小弟弟成绩也不怎么好。记得我上大学后放假回家去公社中学玩，教他的老师说“那谁是你的弟弟？他的成绩没法跟你比”。跟我说这话的是文革前的中学生，我教高中时他在大队初中教数学。

我在给家里写信时，叮嘱父母一定要让弟弟妹妹把书读下去。但小弟弟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

小弟弟初中毕业没多久，大概是十四五岁的样子，我父亲申请了离休，让小弟弟顶了班。说起来，我妹妹可以说是小弟弟的福星。因为她的出生，父亲才转行到银行系统。如果父亲一直留在粮管所，即使小弟弟后来顶班并能保住工作，随着各地粮管所陆续撤销，也难免受到影响，不会有现在这么好过。而银行系统一直是待遇较好的单位。

就在我考取研究生前后，放假期间（大概是暑假），我去小弟弟的工作单位看他。他跟我抱怨所长给他穿小鞋，而父亲却听所长的一面之词，只会训斥他。（好像后来县银行的一位领导劝父亲，也应该听听自己儿子的说法，情况才有所改善。）他也说起他曾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背着冰棍箱，一天走几十里路，只为了赚几毛钱。那应该是在我读大学期间，他顶班之前的事。

那时，贫富差别开始显现，他也开始抱怨社会的不公。我跟他讲起文革时期的种种乱象，并打了个比方：以前大家都喝稀饭，虽然都穷，却觉得公平；现在自己吃上干饭了，却看到别人还有肉吃，反倒觉得不公平了。

后来，他被调到了县农行做会计，倒是再也没听到他抱怨工作的事。

大弟弟因为阴囊肿大与阑尾炎，先后动过两次手术。十几岁时，好像因为挑重物伤过腰。后来他的一条腿又出了点问题，我还帮他在南昌找医生看过，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就打了一针封闭。后来倒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但他说也没有完全痊愈。

大概那次是他第一次到南昌，之前好像没有离开过婺源。他第一次独自在街上闲逛，看到广场附近的红绿灯，车辆和行人随着灯光颜色的变化而走或停，觉得十分神奇，站在那里看了差不多半天。

考虑到他的身体不是很强壮，我就请朋友找了一个不错的油漆师傅，让弟弟跟他学油漆。油漆没有成为他的手艺，倒是在油漆师傅的老家看中了一个姑娘，好像还是油漆师傅隔房的侄女。据小弟弟说，他还执笔帮大弟弟写过情书，大弟弟的话还挺感人的。但那位姑娘没有马上答应。她们家在另一个公社，离我们家有好几十里，还没有通车。

1987年的暑假的一天，家里来了三位客人，是大弟弟中意的姑娘和她的弟弟及她的姐夫。原来，她曾经写信给我们，说她打算过来看看，但信却慢了一步，在他们来了之后才收到。她看到我们家有天井屋，还有新屋，村里的整个环境也都挺满意。她指明要我亲自过去提亲，没有提到我的父母。于是，等他们离开后，我就和大弟弟两人骑车去她家提亲。

她们家好像是七姐妹，一个弟弟。弟弟在乡里的中学刚参加完高考，未能考取。她们希望我能帮他弄进县中复读。第二，她希望以后分家时，新屋能归她和大弟弟夫妻俩。他的弟弟进县中复读应该问题不大。至于新屋，我不打算回家和他们争房子，小弟弟已经在银行工作，应该也问题不大。等于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了。

以后谈彩礼，定日子，我就没有参与了。我们那个时候很少听到婚事因为彩礼而告吹的。但娶亲的日子，我们家看好之后，她们家又改了。这成了以后婆媳关系的导火索之一。

结婚的时候我参加了，还带去了我弟弟期盼的海绵枕头与被面。娶亲的当天，她的两个姐夫过来了。我们村的人试图灌醉新娘的两个姐夫，我向来不喜欢劝酒文化，就阻止了这种行为。回门的时候，也是我去了。她们家的人也很实在，没有试图灌我的酒。她的姐夫说，在我们家时我没让灌他们的酒，我是个实在的人。

她的弟弟进县城复读之后，第二年考取了中专（或大专）。毕业之后走了仕途。后来在县委做秘书，再后来到乡镇当镇长（或书记）。我每次回国，他都对我很客气，会请我吃饭。我大弟弟一家后来也住在县城，他也帮过不少忙。那年我带老大和外孙回去过年，他还送来了一只珍稀的猫头鹰，我领了他的心意，但让他把猫头鹰带了回去，虽然知道它多半还是会成为他人的盘中餐。

那时候，我们三兄弟走在一起，或骑着自行车，常常收到不少羡慕的眼光。有人当着我们的面说，像我们兄弟这样和睦的，真是难得。

小弟弟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我母亲带他去生产队开会，打瞌睡时掉进火桶，烫伤了前额。长大后，他一直留着长头发遮住前额。我在南昌帮他联系过可以植皮的医院，但手术后效果并不怎么好。

他追女朋友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不过，听妻子说，我小弟弟请她帮过忙，妻子的姐夫说，也帮过。

妹妹到我南院的房子住过，还记得她喜欢吃芹菜。那时候，她好像刚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后来父亲帮她在农业银行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上班的地方是离县城不远的一个信用社。后来几次转正考试，她都没有通过。计划生育放开以前，她生了老二，也因此失去了信用社的工作。

在她工作后不久，就有了男朋友，是“开车”的。当时我们觉得，以我们的家庭条件，她应该能找到条件更好一点的对象，但也没有坚决反对。结婚后，妹夫曾经开过大客车，我母亲还极力帮他拉生意，竞争对手是个熟人，因此还得罪了对方。

后来妹夫从包工头开始，生意越做越大，在县城也算是小富。在县城买地基，做了两栋房子。第二次回国时，第一栋房子刚开始不久。先后买了Honda Fit和Accord Crosstour。还跟我说打算给妹妹买一辆BMW，那时妹妹才刚开始学车。我还跟他说，第一辆车没有必要买那么好。

他们做工程的一大头疼问题是，政府经常会拖欠工程款，而且多半会不了了之。他们问我，美国会不会也是这样。我告诉他们，美国政府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腐败，但拖欠工程款的事基本上不会发生。

小弟弟是国内兄妹中最早买房的，好像是买了地自己盖。那时我刚买房，经济上并不宽裕，但还是力所能及地给予了支援。后来大弟弟在小弟弟家附近买了一套公寓，我们也同样有支援。2006年我一个人回国，住在他家。我回去之前，他们给两个房间装了空调。我也给了他一笔钱，足够装两个空调，也算是对他们家庭的一点帮助。

两个侄女都是在南昌读的大学。不过，大侄女读的是一所没有正式文凭、只读两年的“大学”。为了表示祝贺，都给了不小的红包。

小侄女毕业于江西师大。中间想换系科遇到了困难，正好我带着老大与大外孙回国过年，就帮她找同学给解决了。

小侄女疫情刚开始时去英国留学了一年，然后在上海工作。小弟弟的两套房子就显得多余。据说他们搬进了新房子。妹妹的第二栋房子倒是在房价跌落之前卖了出去。他们的大儿子结婚也跟父母住在一起。

大弟弟的油漆没有学好，但也不想在家务农。他也考虑过做生意，他的小舅子也帮过忙，都没有成功。后来在家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人脉，家里要办什么事，或者父母要看病，都要靠小弟弟张罗。两兄弟不知何时开始有了隔阂。两个人的心态好像是这样的：大弟弟觉得小弟弟顶了父亲的班，那可是一项珍贵的“遗产”，所以帮衬家里理所当然；小弟弟则认为，他的工作也不是抢了谁的，大弟弟既然务农，就留在父母身边，担负起照顾父母的责任。

我们生了儿子之后，父母很高兴，毕竟他是唯一的孙子。大弟弟重男轻女，觉得我儿子是唯一的香火继承人。我第二次回国时，他让我把曾外公的秀才帽带出来。当时小弟弟不在，后来听说小弟弟很不高兴，就把曾外公的照片拿到他家去了。

大弟弟两个孩子连续夭折之后，也就没有尝试第四胎，而且那个时候的计划生育已经抓得很紧。我们生了老三之后，他居然想让我们再生一个给他。我直接跟他说，即使我们再生老四老五，也不可能给他养。后来我妹妹生了第二个儿子，他又想让妹夫把老二过继给他。

大弟弟在几兄妹中经济最困难的，因而比较自卑，总想从外部寻找原因。家人说他的良言他听不进，就喜欢听信别人的“好话”。认为小舅子帮得不够，跟妻子女儿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尤其是女儿到了30岁还没有对象。据说，本来有一个男孩看中了大侄女，他们也中意那个男孩，可他们的女儿硬是不愿意。为此，大弟弟几乎把她当仇人，她叫“爸爸”，他都不理她。直到她后来结了婚才有了改善。

他认为他的小舅子帮得不够。我跟他说，他有那么多的姐妹，给你们的帮助可能是最多的了，况且他有很多应酬，亲友不可能照顾周全。帮了就是情，不能觉得理所当然。加上他对瘫痪在床的母亲的态度，我那次狠狠地说了他，但他听不进去。我回美国后，他还打电话过来，想让我收回我说的话，我没有让步，他就说，我年底给他寄钱他不会要。我每年过年时都会寄一点钱回家，给父母，给弟弟妹妹，也给其他长辈，数额不大，聊表心意。那年底我也寄了，他也还是收了。

父亲对小弟弟年轻时苛刻，对他们的女儿不够重视，小弟弟一直耿耿于怀。直到父亲去世，他还跟我们提起这些事情。顺便提一句，小弟媳妇在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这件事上，一直是不表态，不参与。因此，轮到小弟弟家照顾母亲时，都是小弟弟一个人照顾。

我最后一次回国探望瘫痪在床的母亲时，弟弟妹妹敦促我主持把家分了。考虑到大弟弟的经济比较困难，母亲也几次叮嘱我要照顾一下他，分家时我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大弟弟。妹妹和妹夫主动放弃他们的份子。这又惹了小弟弟的不高兴。这样一来，我把两个弟弟都得罪了。 父亲留下20万出头的存款。三兄妹轮流照顾母亲时，从中支取了一半左右，剩下的一半三人平分了。他们在家庭微信群里通告了母亲后事的处理情况后，再也没有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