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坑中学大概是在我入学前两三年才办起来的，师资十分缺乏，化学、物理老师几乎都是临时“赶鸭子上架”。
化学老师叫曹兴无（取自“灭资兴无”）。他的原名叫曹聚财，文革开始后改了名字。他的化学知识也是刚从地区举办的培训班学来的，连元素周期表上的符号都是用汉字注音。曹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后来娶了当地一位姑娘，随后离开西坑中学，好像回到家乡，去了同县另一个公社。我上大学以后，有人提起过他，说他后来又回到西坑，名字也改回了曹聚财。
第一位物理老师是谁，我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可能是后来教过我们语文的方生发老师。有一件事印象却很深：后来汪国器老师接手教物理时，英文字母 W 的读音竟然完全不同！前一位老师大概按照汉语拼音，把它念成“窝”之类的。
汪老师刚到学校时，同时教我们物理和化学。他是初中期间教过我的唯一一位大学毕业生。至于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一年毕业，我从未听他说起。其实，西坑中学还有另一位大学毕业生——蒋美蓉老师。蒋老师当时大约四十岁，教数学，不过没有教过我们班。后来听另一位老师说，她调到南昌的一所中学去了。
据说汪老师还会一点武功，也许只是吓唬人。学生们很好奇，有一次上课时请他教武功，他便教我们扎马步，好像还有“马步双劈拳”之类的动作。
1977年公社开办高中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去大队教初中，反而把我这样一个在田里滚爬了两年的高中生抓去教高中。我参加高考时，他给我不少帮助，还在考场外等着了解我的考试情况。后来他调回老家乐平，我结婚后还去拜访过他。我来美国后也给他写过信，后来便失去联系。问过几个他以前的熟人，说他又换了学校，退休后也断了音讯。
初中两年半，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独占鳌头，名声传遍全公社，被称为“天才”。数学考试我都是九十多分（很少拿满分，总会错几道简单题），哪怕全班其它同学都不及格。全班几乎都抄我的作业，只有极少数例外。
我成绩好，上课却不算认真听讲，虽然不打瞌睡，小动作倒是常有，比如画扑克。那时扑克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一度禁止出售，我便自己画扑克。可流传最广的说法却是：我上课经常打瞌睡，老师提问时却总能答出来。
数学一直是洪秀成老师教的，直到他离开西坑中学。他中专毕业，是一位文理兼优、非常敬业的老师。
有一次，我考了九十多分，却比第一名少两分。洪老师在班上宣布成绩时说：“这次考试，是对‘天才论’的有力批判。”
上大学以后，我回家翻出初中的作业本，看到一道含分数和根号的一元二次方程。我解题时既产生了增根，又漏掉了一个根。洪老师竟用红笔写了半页纸，详细分析我的错误。可惜那本作业后来没有保存下来。这样认真的批改这不是仅有的一次。
后来洪老师调到县广播站写稿。我在县中读书时，他还被请来给我们讲怎样写广播稿。我唯一记得的一条原则是：尽量不用“全部”，而改用“全都”，因为“全部”广播出来，有可能被听成“全不”。
洪老师离开西坑中学时，并不是学期结束。接替他教我们数学的是郑章炳老师。郑老师是下放知青，文革前高中毕业，当年离考上大学只差一点点。
有一次，一道数学作业题，郑老师在课堂上提示了一种解法。我没有按他的提示做，而是用了另一种方法。结果全班几乎都照抄了我的解法，只有一两个人按老师提示去做，于是郑老师把我的答案直接打了叉。我据理力争，他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去请教蒋老师。蒋老师看后告诉他：我是对的。
后来，郑老师成了公社中学的骨干教师，也是极力举荐我到西坑中学教高中的老师之一。等我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又极力劝我报考师范院校。他告诉我，当年有一位同学分数比他还低一些，因为填报了师范而顺利录取；而他自己没有填报师范，结果与上大学失之交臂。
教我们语文的主要是方生发和汪平发两位老师。汪平发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但他讲《吉鸿昌》那一课时非常生动，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方生发老师的课则一直平淡无奇，如今已经想不起当时都学了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他的女儿叫”方能”。同学们喜欢用《沙家浜》中胡传魁的一句唱词”方能遇难又呈转祥”，来取笑她的名字。
汪老师离开我们后，好像去了他老家的公社中学。我和另一位同学还给他写了信，但信的用词后来想起来可能冒犯了他。他的一个眼睛有问题，我们却还向他要照片。不过，一次回国时有同学提到了这两位语文老师，说方老师的人品不太好，但没有细说。汪老师退休了，没说其它事情。
郑希燮老师据说是西坑的一位名师。从他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他的父母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成为郑燮（郑板桥）那样的人。因为涉嫌与一起红军被杀案有关，他一直没有被安排教书。我们上初中时，他只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他的字写得很好。好像还批斗过他一两次。1977年我被抓去教高中时，他已平反，是高一的语文老师。有时候我震不住场，他还会来帮忙。
教音乐的是一位女老师，但已经忘了她的名字。音乐课没有乐器，主要是教唱歌，也讲一点简谱知识。据说她的丈夫曾是省队的篮球运动员，因伤退役。我看到他总是驼着背，即使把背挺直，也不像有篮球运动员的身高。他每餐都有一块粉蒸肉，这让我们羡慕不已。那时候，从省队退役的运动员，想必待遇不低。
政治课老师是金发文，大概五十出头，是学校年龄最大的老师。他好像也是校长。印象中，那时候就只有这几门课程。
还有两件与上课有关的事，值得一提。其一是有一篇课文《井冈山牌汽车光荣诞生》。当时觉得江西能造汽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后来才知道，这类在政治运动推动下仓促上马的项目，大多缺乏经济和技术基础，不少后来都难以为继。
其二是发动全民找矿。一次，课堂上来了两位外地人，手里拿着一些石头，教我们辨认矿石。具体认什么矿石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带着北方口音不停地喊着“找矿报矿”。
可以说，《井冈山牌汽车光荣诞生》和“找矿报矿”，都体现了那个年代发动群众搞建设的思路，与大跃进一脉相承。
如果说我在数理化方面无人能及，那么在劳动方面，我就是绝对的垫底。我们每周要劳动两天，项目包括种田、砍柴和秋收。
学校还养了一头山羊（好像开始时有两头），学生轮流放养，就看着它在附近的山上吃树叶。后来吃羊肉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大概是得了肝炎在家休息。我们还捡砖头建了一个厕所。
我们学校有好几亩水田，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我入校时，学校已经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负责管理的是一位老农民。他为人本分，从不干涉教学，平常主要负责打点水田。插秧、耘田、收割都由学生完成。收上来的稻谷如何处置我不太清楚，大致是卖给国家，收入记作勤工俭学。
秋收时，我们主要收蓖麻籽，也会到收过油茶的油茶山上“捡漏”，我们村的油茶山自然是目标之一。蓖麻籽卖钱算勤工俭学收入；油茶籽榨成油改善老师伙食，学生一个学期大概有一次“会餐”。学校的油缸里长期存着几十斤油。
最让我发怵的劳动是砍柴，因为砍柴是按重量定任务的。力气大的同学最高指标是一趟一百斤，我的指标是四十五斤，一天要两趟。有些同学比我大四五岁，身体已经成年，一趟能扛两百斤。我一趟只能扛三十来斤。别人半天就完成了任务，而我常常是天黑了还在路上。
几年后有人告诉我，金发文校长还向学生表扬我，说我“能吃苦，砍柴的时候劳动到天黑”。我听了恨不得跑去骂他几句——谁愿意天黑还在路上？那不是吃苦，是迫不得已！而且天黑了还一个人在路上，很不安全。
也有同学愿意伸手帮我。一种是在山上帮我砍柴，另一种是直接从记账本上把一部分重量记到我名下。我记得有两位同学帮得最多。一位是叶凎泉，他父亲曾和我母亲同事。后来他父亲叶积青负责修公路，遇到哑炮，身先士卒上前查看而被炸死。叶凎泉曾任县财政局干部，为人耿直，在官场不算顺利，五十多岁中风（不算严重）后提前病退。
另一位是马茂林，他一趟能扛二百斤，偶尔就拨给我几十斤。他考虑辍学时，我劝过他，也帮他复习，使他独立考试得了70几分。后来他还是没读到毕业，但人聪明能干，在乡下倒也过得不错。我回国时曾和他一起吃过饭，后来慢慢失去联系。
那时全国流行一句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为了向军队看齐，“班”改称“排”，大概是因为人数规模相当。初一叫“一排”，初二叫“二排”。农村女孩上学极少，我已不记得一排或二排是否有女生。中学后来增设了一个“三八排”，我不确定是我们公社的发明，还是更大范围的政策。学生来自各个村庄，我们村有一位，是大队长的女儿。她们的文化基础几乎是文盲，虽然设在中学，但本质上是扫盲班。三八排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取消了。
“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定期给我们讲课，还组织“忆苦思甜”活动。我们也曾参加过公社统一组织的忆苦思甜大会，在大会堂举行。
所谓“忆苦思甜”，就是请据说“苦大仇深”的老农民讲述“解放前”生活的艰难，地主恶霸如何欺压百姓等。“不忘阶级苦”是忆苦思甜会上必唱的歌之一。
据传，有些忆苦思甜的演讲者没搞清主旨或者弄错了年代，把三年大饥荒的灾难当作“解放前的苦难”来讲，使忆苦思甜沦为闹剧。不过，在我参加过的几次活动里，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失误。
与忆苦思甜相对应的是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城电影院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影片内容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我们是在半夜起床出发，一路摸黑前行。婺源三面环水，靠近我们这边的东门木板桥被洪水冲垮，我们只能绕远路去走当时县城唯一的水泥大桥。
林彪于1971年9月乘飞机叛逃，坠死于外蒙古温都尔汗。他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当年群众高呼“万寿无疆”时，还要再喊一句：“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样一个被塑造成“红色接班人”的人物，竟然反对最高领袖，其对全国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
林彪死亡的消息几年后才正式公开。那段时间，报纸和广播都以“刘少奇一类骗子”代指林彪。当时有关消息只传达到公社一级，我们中学生也得到了传达。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并未意识到它的意义竟如此重大。
关于林彪，后来不断有人试图“翻案”：有的强调他的战功，有的则因为他“反毛”而对他表示同情。在我看来，他在中国“死无葬身之地”，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两种“翻案”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谓“战功”，是建立在对百姓犯下累累罪行的基础之上；所谓“反毛”，不过是对执政者的背叛，而不是对人民的负责。
林彪在所谓解放战争中的“战功”，是以屠杀本族百姓为代价换来的，“长春战役”更是惨绝人寰。围城前，长春约有六十万人口。据较为保守的估计，被饿死者约占三分之一。饿死是人类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其痛苦几乎可以与凌迟相比。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毛泽东的权力一度旁落。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站出来为毛张目。他厚颜无耻地宣称，几年来出现的错误和困难（即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去做。如果听了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他的总结更是荒唐：“凡是跟着毛主席走的，革命就胜利；凡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就失败。”
正是这番颠倒黑白的讲话，使毛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也使林彪从党内第六位迅速跃升为第二位。也正因为他的支持，加上他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毛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全国重新推入一场新的灾难。
大概在我读初二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要给全公社的猪打针。公社兽医站只有两位兽医，需要从我们班抽调两名学生跟着他们分头行动。被选中的是我和另一位成绩较好的同学，好像叫董新生。之所以挑成绩好的学生，大概有两层考虑：一是不怕耽误学业，二是认为我们能够胜任登记工作。
跟我一起的是江主任（“主任”就是他的名字），他是兽医站站长。我一路跟着他，每到一个猪圈，都要问清主人姓名、猪的数量，再仔细登记，然后通知主人准备给猪打针。若家里没人，我们还得等。前后大约忙了一个星期。吃住都在农户家里，我们按标准支付饭钱和粮票。
在余家坑发生了一件小意外：针头断在了猪的身体里。江主任如实告诉主人，结果主人当晚就把猪杀了，还请我们吃了猪肉。那头猪其实还只是猪仔，估计只有五六十斤。那个年代的农民淳朴厚道，也好说话。
我们还亲历了一场悲剧。一位同学的父亲砍柴回家，脚下踢到石头摔倒，肩上的一根一百多斤重的树干正好砸在头上。事故现场就在学校旁边。很多同学跑去围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那个同学从此辍学。
初中实行寄宿制。我们住的是通铺，一年四季都是到坑边（小溪）洗冷水脸。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晚上回校。每星期带米、带菜到学校。米交给学校换成饭票。菜要吃一个星期，没有地方加热，因此大多数人带梅干菜。有时会带其它的干菜或腌菜。
我读初中的两年多时间，文革经历了从高潮到“资本主义回潮”的过程。除了学校里的学习和劳动，校外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七十年代初，当地兴起“改旱地为水田”的运动，我们村前那大片菜地也在改造之列。村西靠山的一边有一排大树，会挡阳光，必须砍掉。砍树要先上树砍掉枝条，再砍主干。吉星三十出头，是村里一位能干的劳力。砍树枝时不慎连同树枝一起摔下，当场不治，留下妻子、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小女儿还在吃奶。
据说在他去世前几个小时，有人“看见”他的魂魄出现在一公里外的菜地，被描述得栩栩如生。人们相信，一个人的魂魄若离体，死亡便不远。
之后，公社把他当“英雄”宣传。我在中学看到有人用连环画的形式为他制作宣传材料。
他的遗孀曾招过一个丈夫上门，生了两个儿子后不久离婚，男方带走两个男孩。令人唏嘘的是，吉星唯一的儿子后来与母亲反目成仇，后来的两个儿子，反倒关系不错。一场事故，改变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命运。
大概是初二的时候，我们公社来了上海知青。他们和我们就住在一栋楼，我们住在西头的楼下，他们住在东边的楼上。我记得去看过他们打牌，但不是我们平常的升级或者争上游。他们说的上海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只记得一句“册那”，像是一句感叹词。后来才知道，这是上海人常说的口头语。
我们和他们很少接触，也没见过他们劳动时的样子，只听说过一件男女关系方面的事。说的是一位女知青和当时的武装部长刘广盛在外面站着干那种事，后来武装部长因此受到处分。刘广盛是转业军人，身高大概有1米8以上，这在我们那里非常罕见。不过，他不是西坑本地的，但娶了西坑边上一个村子的姑娘。
赵友明大概是和这批知青同时来的。据说他们第一次从县城经由义岭来我们大队时，有几步需要双手帮忙才能爬上去，他们就哭了，以为从此每天都要走这样的山路。
我们村里的民办老师更替频繁，学校的教室也几经搬迁。火星之后是兆廷，兆廷之后是得全，赵友明教了几年，后来则是红星。
兆廷与弟弟兆龙住在学堂屋。兆龙死于肺病后，兆廷到十里外的横坑村当了上门女婿。赵友明后来嫁给房东家的老二观红，生了一儿一女。观红曾随她去上海探望岳父母，她的妹妹也来过我们村。两人在八十年代初离婚，孩子归男方。赵友明据说没有回上海，而是一直住在县城。
祠堂改建时，学校搬到刚建好但尚未装修入住的新屋里，新屋的主人是红星的父亲和伯父。他们原先住在由义岭半山腰的庵堂里。红星的小叔叔后来当了大队长，房子也建在旁边。
然后，教室又搬到“恶霸富农”荣盛家的房子。荣盛原本与弟弟成福（树林的父亲）同住一栋房子。荣盛被赶到茅屋后，留下的半栋房一直空着，便改作教室。后来，村里专门盖了小学，赵友明主要就在新建的小学里上课。
得全是当时生产队长的儿子。他当老师时，教室就在富农屋里。他帮学生买作业本，每本五分钱，却收六分钱。更恶劣的是，他故意把墨水甩到毛主席像上，企图嫁祸给住在里面的成福一家。如果成福一家被赶出去，他就能占下整栋房子。事发后，调查组查了好几天，最终认定得全嫌疑最大。
虽然没有正式定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得全的名声彻底臭了。他父亲后来也没能继续当生产队长。得全后来去了另一个公社当上门女婿。我恰好认识那边的人，据说他在那里过得不错。他其实是个能干的人，只是心思没有用在正道上。
我得过一次甲型肝炎，大概是在初二第二个学期。好像有两位老师来家里看望过我。当时，公社两位中医先后给我开了药。第一位医生应该叫郑梅贵，好像也会西医；第二位医生叫“炎”，我从未听人叫过他的全名。
病好以后，郑医生认为是炎把我治好的，出于好奇，把自己的药方与炎的药方作了比较，发现只有一种药的用量略有不同。后来我才知道，甲型肝炎本来就会自愈。
炎的老家就在邻村上坦。他说话有严重的口吃，眼睛也会不停地眨。后来我在县中医院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制作中药。我五岁被砸断腿时，也是找他开的外敷药。
升入初中时正值文革高潮，林彪叛逃后，群众对文革的热情迅速降温。1972年，学制又一次调整，春季入学改回秋季入学。这一次没有人跳级，大家都多读了半年，于1973年七月毕业。
初中毕业后，没有升学考试，只凭个人意愿。有人选择读共大或茶校，有人继续升高中，也有人直接回家种田。除了继续升高中的那部分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都失去了联系。我也许是因为年龄小，个子小的缘故，选择了去县城读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