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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部 家人:四、父亲
父亲1928年出生在边远山区的言坑。言坑分为两部分,相隔几百米,靠近大路的叫外言坑,稍远一些的叫里言坑,两个村落各有几百人口。父亲刚过十岁,祖父毕年吉便因病去世。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其中小弟弟是继父所生。继父也很早去世,父亲从少年时期起,便担负起“长兄为父”的责任。 父亲1948年参加新四军(后来查资料得知,新四军最迟于1947年已并入解放军,边远地区可能仍沿用原来的称呼),后来参加过“剿匪”,还差点被调往朝鲜战场,最后从海军退役。他在部队里的经历,我们知道得很少。一方面,他常年不在家;另一方面,他也极少谈起自己的过去。 他曾感叹,如果文化水平高一些,也许会写一部自传。后来,我请弟弟、妹夫带着录音机,请他讲一讲过去的经历,他却又不肯开口。他那些走南闯北的往事,也随着他的去世,成了永远封存的历史。 父亲大概在1956年前后退役。他与母亲是怎样认识的,我们这些晚辈不便追问。他们结婚应该不晚于1958年,因为我曾听外婆说,婚后母亲迟迟没有怀孕,家里还曾替他们四处寻找方子。 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或许也与相似的身世有关。母亲姓叶,却与叶姓没有血缘关系;父亲姓毕,也与毕姓毫无血缘关系。两人少年时期都失去了父亲。父亲身为长子,却来到叶家做上门女婿,不知道当初是否遇到过什么阻力。不过,从几位“亲家母”(外婆、曾外婆、祖母)的相处来看,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太多隔阂。此外,母亲的能力、气质和干部身份,也为她增添了不少光彩。我出国后第二次回国时,曾陪母亲去父亲的老家。从村中老人谈起母亲时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当年在那里颇为风光。 父亲退役后,一直在县城粮管所担任所长,六十年代末调到思口粮管所。妹妹1975年出生后,为了离家近一些。由于小公社没有粮管所,他便改行去了农业银行,当时称为信用社。八十年代初,小弟弟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父亲便提前离休,让他顶替进入了银行。 父母之间一直相互尊重、彼此信赖、互相照顾。在我所知道的类似家庭组合中(丈夫吃国家粮,妻子在农村),不少男人有外遇,妻子只好装聋作哑。我父亲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男女方面的问题,每月工资都交给母亲。我们几兄妹的户口,都是父亲经手办的,却都随母亲姓。 父亲每月只回家一趟的样子。他在家的时间大多在菜地里忙碌,主要是施肥与浇水,还有那些只有男人才能做的事,比如搭南瓜架子。他作为外姓人,又长期不在村里,说话还带着不同口音(仅十几公里的距离,方言差异巨大),与村民不很熟络。尽管如此,他仍利用职务之便帮村里人买面条。当时的面条是稀有物资,不只需要钱和粮票,还要有指标。有客人来煮一点面条,既方便又显得好客。 他的工资不高,一月四十几块钱。但买一些紧俏物资方面比一般人便利。弟妹出生后都有牛奶喝,主要是罐装炼乳。粮管所还养猪,过年能分几十斤肉回家,几乎是我们全年的肉食来源。 除了种菜,每年过年前做肉果(肉圆子)的肉都是父亲剁的。剁肉之前,他会把两把菜刀磨锋利来,然后左右手各握一把刀,一上一下,剁得又快又好。每逢做肉圆时,我都会想起父亲剁肉的情形。 过年期间,他都会去看望他的母亲,我都会同行。他个子不高,还不到1米6,但走路很快。上岭(用青石铺成的台阶)时,总是一步跨两个台阶。快到家时,无论是我们自己家还是祖母的家,他就会加快速度,有时他还会说,跟我这样慢走,睾丸都要压碎了。 父亲平常回家与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特别是我,一直跟外婆睡。 第一次与父亲有几天相处的机会,大概是在我读高小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母亲送我上车,我父亲在思口汽车站接我。父亲接到我后,看我头发已经很长了,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去理发。那个时候剃头师傅差不多一个月来村里一趟,每次剃头好像是一毛钱。如果觉得头发还不够长,就再等一个月。孩子们不需要刮胡子,拖一个月再剃头是常有的事。 理完发后,父亲好像还带我到饭店吃了午饭,然后步行去思口粮管所。那时的思口粮管所还在延村。延村是一个大村,离思口要走几里长的石板路,粮管所设在祠堂里。 白天就看着大人干活,收粮食、卖粮食,粮食过秤等。称粮食用的是磅秤。磅秤以前见过,但这是近距离。不忙的时候,我还能摆弄一下磅秤。晚上,住在粮管所的人会聚在一起,讲鬼故事之类的。不过我也没觉得有多吓人。 面条好像是他们自己产的,但没看到有面条机,或有谁在做面条,只看到面条长长的挂在那里。包面条的纸大概1尺见方,他们会拿一些给我,让我在上面图画或折纸。 员工们都很友好,其中一位脸部有严重烧伤,据说是用柏油密封粮仓时被烧伤的。 可能是值日表之类的,有一张纸上写着员工的名字,其中一人姓戴,但写成上十下八。问为什么戴字写成这样,答案是戴字十八划。可我怎么数,都只有十七划。这件事一直是我的疑问。最近查到一种解释,说是上面的”土”和”戈”不共用那一横,因此算作十八画。 到了初中,更多地感受到了父亲的存在。时不时会收到父亲给我一些少见的学习用品,彩色蜡笔,双色圆珠笔,笔记本等,大多是开会的纪念品。以前,他拿这些东西回家后都是丢在一个抽屉里。 上高中之后,他除了给我一些学习用品,来学校看我基本上都会买两个煎饼或包子之类,还给过电影票。有时还会带我去看舅公。 高中期间,我也到思口粮管所住过几天。那时粮管所已经搬进新建的房子,位于思口镇头的马路边。只记得那里有几个以前见过的老熟人,其他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 父亲虽然和外婆没有直接的交流,但她是母亲的母亲。他对外婆的娘家也比较上心,就打听到了外婆的嫂子后来的丈夫正好在县城工作,才恢复了来往。舅婆第一次带小舅舅来我们家时,他还是个孩子,比小弟弟还小。 我在南昌读书或工作时,他去过不只一次,记得第一次还是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也不知道该带他去什么地方,就打算上街逛逛。经过人民公园门口时,我告诉父亲:“人民公园里有动物园。”他马上说:“那就进去看看。”于是,我们就去了动物园。 我第一次回国,还随母亲拜访了舅婆。我大女儿结婚后带女婿回国,也去看了他们。舅婆的家“三省堂”属于旅游点,会讲婺源话的不必买票。可我们的几个孩子连普通话都不利索,更不用说婺源话了。我们说是走亲戚也不放行。我小弟弟只好自己进去把小舅舅叫出来认亲,我们才可以不必买票进去了。那时,舅婆已过世。我开着妻子外甥的商务车(minivan),虽然去的时候车里已经坐满了人,但还能再挤一下,把舅婆的儿子和儿媳接到县城聚了聚。 我2006年5月份曾一个人回去,在家里陪父母几天。那次正是拔竹笋的时候。我们附近没有毛竹。粗的毛竹直径可达四五寸,高有十来米,不过,用于竹编的只需要下面五六米。竹匠要用的毛竹都是去父亲的老家买来的,好像每根一元钱的样子。我竹编用的竹子叫水竹,手指头般粗,二三米长。水竹在山里很多地方都有。我们拔的竹笋就是水笋。还有一种竹子跟水竹差不多大,叫苦竹。苦竹不适宜竹编,笋是苦的。苦竹只用来扎竹篱笆,或者当柴烧。 那天父亲决定和我去拔竹笋,父亲说了要去某个山里拔,大概有四五里的路程。我母亲说,某个地方近多了,应该也有笋。在去拔笋的路上,父亲跟我说,母亲说的地方是在河边,他怕水的。原来,父亲的老家没有河,他们习惯于山里,所以爬山快,但怕水。即便他后来当过海军,也还是如此。那天拔到的水笋不多,就顺便砍了一根柴火回去,我和他轮着扛。那时,他已接近八十岁。 2012年,我们一家六口(包括新婚不久的女婿)回国,父亲表示想去三清山,他曾在那里剿过匪。那天,浩浩荡荡一行人坐满了两辆车:我妻子外甥的商务车和妹夫的 Honda Crosstour(“歌诗图”)。除了我们一家六口,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家的人,还有妻子的外甥与他的儿子,陪父亲去爬三清山。爬山的路上还遇到一个孩子,才七八岁,估计是当天最小的孩子,便给一老一小拍了一张合影。 本来爬三清山无需导游。但那天我们用了导游。那导游说走到庵堂(我父亲抓到土匪的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也许她觉得对80多岁的老人的确如此。所以我们没有走到庵堂。回来的路上,父亲一直表示遗憾。 他对自己的根当然也上心。他主动联系到了他父亲(我祖父)在安徽绩溪县溪西村老家。应该是我上大学之后,他的两个堂弟带着一些礼物来到我们家(那次他们没有去言坑),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根在安徽溪西。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也没有年年都走动。 2012年,我妹夫开车载父亲与兄弟们去看两个堂叔。巧合的是,祖父老家与我妻子同姓。那次,我们只看到一个叔叔(名叫“旺”,但忘了全名),另一个叔叔已经不在了。父亲去世时,旺叔带着“大学“毕业只会打游戏的孙子来我们家住了几天。 父亲严于律己,甚至到近乎苛刻的程度。他在家的时候,若见我们与别的孩子冲突,总是先责备自己的孩子。我五六岁时曾因某事挨打,感到特别委屈,肯定是本来就受了别人的欺负。 小弟弟刚工作时,被所长刁难,父亲听了所长的话就责备弟弟。我弟弟对此耿耿于怀,甚至在父亲去世后还提起。 有一次邻居建房过界,两家起纠纷,公社调解员偏袒对方,父亲便认定是我家不对。后来家里写信让我问清楚何方过错。我买了有关法律的书,又咨询相关人士,放假时还拜访县法院退休院长,他也是和父亲同一个地方出去当兵后转业的。父亲得到证实后才去骂了调解员一顿。最后如何处理,我已记不清了。 父亲相信报纸,八九年时,他不承认政府腐败,为此我们在暑假争吵过。几年后我出国前,他才说“至少银行系统腐败了”。但他所谓的“腐败”,多是大吃大喝与浪费,更深层的腐烂他看不见。后来我们形成了默契:父亲照着报纸谈时事,我不插话;我和别人骂政府,他也不表态。 父亲闲来无事时,就和人打麻将消磨时间。牌友是邻村的几位老人,赌一点小钱,输赢不大。到了最后的几年,一桌麻将已经不好凑齐了。后来他的手有些肿痛,却一直查不出是什么毛病。 2017年,一次通话时他问我是否有计划回去,我说还没定。他说,如果我不回去,可能就没机会了。以往我们一家回国时,我父母还说不用如此频繁地(二三年一次)回去,心疼开销大。电话之后,我们就决定回去。那年正好是父亲九十岁(虚岁),于是除了女婿外,我们一家七口(包括老大的两个儿子)都回去给他做九十大寿。 第二年五月初,我弟弟来电话说,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医院已经让他回家。我当即买了机票回去。我到家时,父亲躺在家里的床上,已经意识模糊。第二天早上就走了,那是201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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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部 家人:三、母亲
母亲生于丙子年的冬天。1951年参加土改,因为年龄小,就得了“十六岁”的绰号。其实按中国通常只看出生年份的算法,她当时也只有十五岁;若按西方必须过生日才增加一岁的算法,还只有十四岁。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面对双目失明的母亲、裹着小脚的年迈外婆,以及同屋亲戚的冷眼与算计,我母亲很早就承担起家庭重担,也比同龄人更早体会人情冷暖。她之所以在那么小的年纪投入土改工作,一定是看到了新政权给家庭带来的某种希望。 参加土改工作队后,她曾被派往地区学习文化知识。结业时,她和几个同学特意去坐了一站火车。听说她坐过火车,我既羡慕又自豪——那时我连汽车都难得见到。 按我们家的田产划分成分,本应属于“上中农”或“小土地出租”,但我们的成份却是城里的“贫民”,这大概与母亲参加土改有关。因为乡下没有“贫民”这一成分,我在学校填的都是“贫农”。 1961年政府动员国家干部回乡,我母亲写了申请并获得批准。据她后来回忆,当时写了申请的基本都批了,不写的都没有下放。因子女户口随母亲,我的户口也迁到了乡下,后来出生的弟妹自然都是乡下户口。下放前,她担任公社妇女主任,似乎还兼任副社长;回乡后又先后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副主任,直到八十年代才完全退出。记得文革期间有人送信让她去开会、参加运动,她没有理会。 母亲房里有两个相框。大的宽40多厘米,高30厘米左右,相当于17吋的屏幕那么大。小的严格说来不是相框,而是一面镜子:12.5×17.5厘米,背面是玻璃,中间可以夹照片——一面是镜子,一面是相框。大相框里曾有马恩列斯,还有七巨头的照片,文革时烧掉了其中几张。其他照片已记不清了。镜子相框至今在我手边,但其中一些照片早已发霉,粘在玻璃上也取不出来。里面有母亲抱着我和站着的父亲的合影,那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照片,看上去还不到一岁。还有父母的合影、两人的单独照、一张20来人的集体照(某期学员合影),以及与两个朋友的合影——中间那位富农(荣贞)被剪去了。我记得看过母亲穿列宁装的照片,但不在我这里,也不知道大相框是否还存在。 进娟性格很强势,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不睦。记得我四五岁时,因与进娟的女儿细兰(比我大3岁)发生争执,可能动了手,她竟追到我房门口想打我。进娟有间歇性精神病,年轻时极少发作,七十年代后越来越频繁。我没见过她真正发病的样子,但听人讲过一些:比如有一次回娘家突然捡起路边石头往篮子里装,又或声称喜欢某个男人。到九十年代,进娟基本成了痴呆。她经常来我们家坐坐(那时我们已搬到新屋),母亲从不嫌弃她。这也许对她的子女是一个触动,后来两家关系一直比较融洽。 两个弟弟分别出生于1963年和1967年,三兄弟基本上都是相隔三岁半。 大概是1969年,母亲生第三个弟弟时难产,父亲不在身边。是林生做主请人抬到县医院。据说,当时的医生还问:”保母还是保子?”林生说,他们已经有三个儿子,当然是要保母。那个婴儿据说是被剪出来的,还伤了子宫,几年内不能怀孕。那时,县医院可能还没有剖腹产手术。 1975年初,小妹妹出生,我给取的名字。全家人都宠着她,因为她是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女孩。外婆都很喜欢她。父亲为了经常能看到女儿,请求调到了公社的信用社,因为我们公社没有粮管所。 我们一家妇幼,粮食略有余存。有些比较紧张的人家,时不时会来借米。米按升计算,一升大约一斤半。人家还米后,母亲都会重新筛一遍,而且分量时常不足。我们只听到她在背后偶尔抱怨几句,下次人家来借米,她依旧爽快地借。 保存肉类(主要是猪肉)的方法主要是腌制,少数人用烟熏。蔬菜的保存则靠晒干或者腌制。晒干菜比较容易,但也有讲究:手掰不断、咬不动的老梗,以及发蔫的部分,都要挑掉。腌菜(包括腌肉)就更精细了。一般人家的腌菜,几天之后就开始生蛆,而且往往会很咸,虽然炒熟还能吃,但也就剩下菜皮;我们家的腌菜却可以保存几个月而不生蛆,口感嘣嘣脆,还不咸。腌肉甚至可以保存将近一年,色泽、口感都与新鲜肉相差无几。我当高中老师那年,年底把家里春节前腌的肉带到学校做粉蒸肉,老师们都不相信那是存放了将近一年的肉。 比如腌辣椒,首先把每个辣椒用开水消毒过的干净布头擦一遍,切好后在太阳下凉去一些水分,加适量的盐拌好放入干净的容器里,压紧、盖好。我们家用于腌菜的是一个陶瓷缸,六七寸的直径,二尺来高。 我们家有一个陶瓷坛,大概七八寸高,一尺的的直径,坛口略小。坛子里常年浸着咸鸡蛋。一坛吃完了,就会重新浸一坛。咸鸡蛋首先是给外婆吃,一个咸蛋总会切开两半,一餐吃半个。咸蛋也会用来招待客人,我们偶尔也能吃上半个。 我们家过年前,总会做一大缸糯米酒,估计至少10多斤米。我妈做的总是第三天,也就是五十多个小时以后,酒就开始变得很甜。之后酒味会越来越浓,酒精度大概有十几度,喝起来香甜醇厚,口感很好。我们家过年待客,大多都是用糯米酒。除非客人点名要喝白酒,或者碰上一桌都很能喝酒的人,才会拿出白酒来。 我妻子的姐夫是司机,自己声称是“烟枪、酒壶、茶包、饭桶”。吃东西比较挑,自己烧菜的水平也不错。因为有过在乡下吃饭味道不好的经历,我出国前请他去家里吃饭,总找借口推脱。第一次回国时,大概碍于面子,也听说我母亲的手艺不错,就随我去吃饭了。饭后,对酒和菜都赞不绝口(那时,我母亲做糯米酒应该不限于过年了)。 我们家请师傅(我们把各种手艺人都称为“师傅”,如木工师傅、铁匠师傅、竹匠师傅等)上门,比一般人家容易,大概与伙食较好有关。另外,我们也极少拖欠工钱。我们家每年都要请人家砍柴,有时候是请几个人砍一天,有时候是请人晚上收工后带一担柴。柴火有两种,一种是一人高左右带叶子的小树木(焰柴),另一种是只是树干,手臂般粗细(粗柴)。前者容易点着,后者耐烧,炭煤主要靠烧粗柴而得。如果是砍一天,吃的是四餐。第三餐叫“点心”,分量会少一点,但一般不同于三个正餐,比如面条之类的。 我母亲洗衣服,总要洗到扭不出浑水。不知道是遗传还是耳濡目染,我洗衣服也同样讲究。我的毛巾总是最干净的,以至于有客人来我们家吃饭,饭后总是用我的毛巾擦嘴。我们走亲戚时,一般不自带毛巾,讲究的人家会给我们预备干净的毛巾。有些人家就让我们用某人的毛巾,这时,我第一件事不是洗脸,而是洗毛巾。 母亲聪明能干、为人善良、做事讲究。她偶尔感叹:“如果我不是女流,会更有作为”。但我反而觉得她离开官场是好事,因为她认死理,不媚上不欺下,而那是官场的大忌。她从不与人对骂,却得了个“争长”的外号(队长的“长”),意思是喜欢跟人争明白个道理。 我刚上大学不久,和她分享了一则新闻,她不相信。我说是《人民日报》上登的,她却说:“报纸上的东西不能信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讲。在独立思考方面,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母亲也会提醒我们对父亲要尊重。一次,我从大学写信回家,因为父亲一般不住在家里,收信人我就写了母亲的名字。我放假回家时,她提醒我,父亲是一家之主,虽然他不在家住,收信人还是应该写他。 母亲虽然为人善良,却也没过婆媳这一关。因为她做事讲究,大弟媳嫁过来后,她时不时会在旁边”指点”几句,这就惹了媳妇的不高兴。大侄女于1989年出生,下面的两个孩子出生后都有先天的严重疾病,不久就夭折。为此,我母亲就埋怨进门的日子不对(我们家看好日期后,亲家改了)。弟媳妇为了堵母亲的嘴,就离了婚,然后让我母亲重选日子结婚,还写信到美国给我。我自然不会同意重新选日子办第二次婚礼的闹剧,只回信让他们复婚。 我大弟弟就在他们的女儿快出生时,发生农药中毒(好像是风吹入口中)。幸好他自己警觉,赶紧骑车回了家。那时候交通还不方便,先用手扶拖拉机送到公社,再找拖拉机送到县医院。在县医院昏迷了将近10个小时才醒过来。我认为他的农药毒素还有残存在血液中,这才是下面两个孩子患病的根源。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们村里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位村民被蛇咬伤后,后来出生的孩子也有先天疾病。这当然不能证明两者一定有关,但至少让我更加怀疑,某些毒素可能会影响下一代。 小弟弟结婚后在县城居住,倒是没有日常相处的问题。我小弟媳妇是小学老师,女儿出生后,想我母亲来县城帮忙带孩子。我母亲没答应。我女儿出生后我也曾想母亲去南昌帮我们带孩子,她也没去。家里有养鸡,有菜地,还有父亲的一日三餐,走不开。她也早已习惯了乡下的生活。我小弟弟告诉我,他们觉得父母对他们的女儿比较冷淡。我想,这话多少有几分实情。我女儿是第一个孙辈,大侄女又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小侄女已经是第三个孙女了,自然没有前两个那么受关注。弟弟认为,这也是小弟媳和我父母关系一直不好的主要原因。 我们结婚时,我父母才给我们100块钱。我们没有怨言。多年后,我母亲告诉我,我结婚时家里其实有一千多块钱,但想到我们两个人都拿工资,大弟弟结婚时恐怕要花不少钱,所以只给我们100。这件事我过了好多年才敢跟我妻子说。 我们老二出生时,想请母亲过来住一段时间,也顺便帮我们带孩子。父亲也想一起来,但是签证被拒。后来再请他们来,我父亲都不愿意,我母亲又不好单独过来,也就不了了之。此前,她除了年轻时到过上饶,再也没有离开过婺源,我在南昌读书或工作时,她也没有去过南昌。这次虽然签证被拒,至少也到北京旅游了一趟。 我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脑子还很灵光。有什么事想给我们打电话时,总会算准时差,在我不在上班,也不在睡觉的时候打过来。 我回国的时候,有几次想徒步经过由义岭回家。那时,基本上没有人走由义岭了,有些路段被茅草、树木覆盖了。我母亲并没有在电话里提这些事,走过之后才知道她事先专门花钱请人把路清理了一遍。她还会根据玉米的成长期,选在特别的日期下种,以便我们到家时正好有刚长好的玉米吃。 世纪之初,大弟弟也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买了公寓,离小弟弟家不远。我也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住在乡下的就只剩下父母二人。老两口相互照顾,也请过村里的妇女帮忙。除了偶尔有病痛、感冒,平时都不用麻烦弟弟妹妹。 母亲年轻时背部受过伤,一直没有痊愈。外敷内服都不见效,还给胃造成了损害。可她在家里就是闲不住,有时还一个人试图搬重物,为此不止一次受伤。一次在电话里我有点生气,说话的声音就提高了(我们几兄弟说话都容易提高声音)。她当时就说,我怎么能这样跟她说话,我回答她,都是她遗传给我们的。她就不生气了。 父亲过世后,我们问她打算跟谁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清楚,身体也不太好,一个人在乡下住,实在令人放心不下。她说,她想跟我们一起生活,因为跟身边两个儿媳妇的关系都不好;至于女儿,她觉得自己有几个儿子,去跟女儿过也不合适。 她以前的护照早已作废。我马上要回美国,就请小弟弟先帮她去办护照,等护照办好后,我再回国陪她办理签证。可弟弟始终不肯去办,理由是”办了也出不来”。我说:”能不能签下来是以后的事,先把护照办了再说。”可他丝毫不为所动。我和母亲打电话时,她还一直盼望着能来美国,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 后来,他们决定三兄妹轮流照顾,每家一个月。照顾的家庭从父母的存款中领取报酬。几个月后,母亲在妹妹家从床上掉下地,摔坏了臀部。从此瘫痪在床。 母亲摔坏后没有送医这件事,我倒不太愿意责备他们。第一,当时农村八十多岁的老人摔伤后不送医院,是当时农村的常见做法。第二,农村医疗条件有限,要找到能够做这种手术的专科医生并不容易,即使打听到了,也多半在大城市,还要等上几个星期。第三,当时农村医保几乎等于没有,即使能够手术,费用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一位朋友的妹妹臀部受伤,虽然打听到上海有较好的医生,却要等一个多月,最后只好在南昌做了手术,不仅花费巨大,还留下了后遗症。 相比之下,臀部骨折手术在美国已经属于比较成熟的常规手术。我知道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做过这类手术,大部分费用由医疗保险承担。 瘫痪在床后几个月,母亲有了褥疮,精神状态也差。我嘱咐小弟弟买了个医院护理的那种用床,可以让她躺起来,也更易于翻身。感恩节前夕,我弟弟说母亲基本上都不认识人了。我决定回去一趟。我了解到,生褥疮不只是因为翻身不够,营养不足也是原因之一。买好机票之后还叮嘱小弟弟把她送往医院,以便可以打些营养针,并请一位护工,方便经常给她翻身。如果钱不够,我来出。 在感恩节当天的晚上飞去了杭州,然后乘高铁到婺源。回去之前请教会的一位医生开了治褥疮的药。当天晚上我去看望了母亲,回弟弟家的路上,遇见了大弟弟。原来,他不知道我刚刚回国。据说,那段时间他与小弟弟的关系很僵,跟妹妹的关系也不好,所以没人告诉他我回国的消息。他说我没有告诉他回国的事,我说,我也没有分别通知别人,只是请小弟弟代为转告。 第二天,大弟弟居然跑到医院说要让母亲出院。我听说后赶去医院,对他说,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了。他的原话我不记得了,但他的意思很明显,就让她在家等死好了,不必花那个冤枉钱。住院的费用虽然不用他出,但父母的存款至少有他的一份子。后来,大弟媳妇去医院看母亲,看到妹妹煮了鱼汤,便说,一个快要死的人,没有必要再浪费这些东西,有几口饭吃就行了。 几天之后,在我回美国之前,母亲就能认人了。还跟护工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我除了上大学用了几百块钱,其它事情没有让他们操心。我考上大学、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又出了国,都给她脸上增光。我也会寄点钱回家,她的确为我自豪。只是她未能出国这件事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如果她能够来美国,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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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部 家人:二、外婆
秉忠的一双儿女早逝之后,双目失明的外婆成了家中唯一能够传承香火的人。面对兄弟家令人寒心的恶毒,他们宁可把家产留给毫无血缘的童养媳,也不愿拱手送给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为了延续香火,他们为外婆找了一个上门女婿——也就是我的外公。名义上,外公是秉忠夫妇的继子,而外婆仍然是他们的儿媳妇。 外公的原名是程金星,老家在十几里外的上坑头村(坑头是一个大村,分为两部分,中间相隔几百米,坑的上游叫上坑头,坑的下游叫下坑头。我们那里把小溪称为“坑”,最宽不过几米,不能游泳)。外公过继到叶家后取名启大。我读书期间需要写祖上的姓名时,写的是叶金星。 外婆和外公生了四个孩子,我妈排行老二。大女儿出生后当年便夭折。外公也在我妈年幼时病故,不久两个儿子也相继夭折。外婆和我妈都说,那是外公不愿意孩子随叶姓而“带走了”。自此,只剩三代三个女人相依为命,而且壮年的外婆双目失明。 外婆的娘家也已凋敝,后来彻底失去联系。外婆常念叨着想回娘家看看,确切地说,是想再感受一下那里。七十年代,我爸打听到,外婆嫂子的丈夫(我们叫他“舅公”)就在县城百货大楼边上的土产局上班。原来外婆的哥哥早已去世,留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于是,两家恢复了来往。我去过土产局舅公那里多次,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江柏荣。 比外婆年纪还小好几岁的舅婆来我们家时,想接她回娘家走一走,外婆却不肯去。 外婆只吃瘦猪肉和鸡鸭蛋。肥肉、鸡肉、牛肉,她从无口福。我们偶尔故意把一点肥肉夹到她碗里,她都能闻出来。外婆喜欢吃苦瓜。村前菜地里每年都会长出苦瓜,大概是鸟儿留下的种子。我妈采回家后烧一小碗,她自己吃。外婆一边吃一边笑说:“苦人吃苦瓜。” 外婆做家务的能力一点不逊于一般人。我妈一出门,几个孩子的吃、住、拉、撒全由她操持。我妈坐月子,也是她照料。她做的饭菜香喷喷,还会做一些精致的小吃。家里四季的酸菜都是她腌的,酸咸适口、能存数月。她甚至能缝补衣服,只是穿针要人帮忙。最令人称奇的是,她光凭声音就能听出鸡是不是自家的。有几次,她要我把“人家的鸡”赶走,我说“都是自家的”。她坚持说有外来的鸡,后来我一看,果然如此。她说,自家的鸡吃食从容,外来的声音更响——因为是在偷吃。 磨粉是外婆最常做的事之一。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总得弄点花样,就离不开米粉。磨粉用的是石磨子,上下两层,下层固定,直径八九寸到一尺多。有外婆在,家里从不用临时磨。她一有空就扫地抹桌,使得家里四季干净整洁。 外婆的脚比同辈人大,那是被秉忠宠的。凤姿给她绑脚时,一点疼她就哭喊,秉忠就会来为她松开。她也从不吃药,连西药都不吃。一次生病要喝大碗的药,她趁没人偷偷从床的里侧倒在地板上。后来清扫房间时发现了地上的药迹,就再没人逼她吃药了。 外婆的倔脾气不只传给我们,她到老也没改。1976年的一天,我不知为何和她吵起来,她说要打我,我回她“你没有本事打我”。后来她咬定我说的是“没有权利打我”,还到处向人诉说。我找了在场的人作证,她仍不改口。为此,我很长时间不与她说话,十分伤她的心。我刚上大学,放假回家带些黑馒头在路上充饥,剩下的她特别喜欢。我爸蒸了一锅白馒头,她却不吃。原来,她喜欢的是“我带回来的馒头”。 寒假时,妈像是预感什么似的问我:如果外婆出了事,要不要拍电报让我回家?我答“不要”。这话被外婆听到,像在她未愈的心口上再撒了一把盐。外婆有高血压,常年红光满面。一次在照看妹妹时摔倒,再没起来。那时我妈在两里外的菜地。我是在丧事办完后,从父亲的信里得知的。 外婆走后,妈说有几次听见她在厨房里干活的声音。我暑假回家时,妈问我敢不敢睡那个房间,我说敢。我就一个人睡在了外婆生前睡的床上,那也是我一生睡得最久的床。过年时我和妈一块上坟,妈的哭声使我突然悲从中来,禁不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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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部 家人:一、曾外公秉忠
曾外公秉忠出生于1880年9月2日,是清末的秀才,家中留有他的秀才帽(秀才帽由我保管),以及他戴着秀才帽的照片。他为人忠厚,不曾做官,只在上海教书谋生,但具体在哪类学堂或私塾、教授何种课程,已无从考证。据外婆回忆,因为他听闻“共产”即将到来,便不再置办田产。 秉忠与曾外婆凤姿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祖模。曾外婆的娘家姓程,在婺源县城,就住在婺源老街上,我母亲曾带我去过几次。模出生后,秉忠的朋友从数十里外的江湾村“三省堂”抱来一个女孩,取名文娟。文娟就是我的外婆,她在秉忠家真正的身份是“童养媳”。 外婆谈起往事时,总是念叨着模。那是她的初恋,两人已经订下婚期。据外婆说,模少年才华出众,十几岁在县城读洋学堂时便小有名气,文章甚至超过先生。“大姑子”也非常手巧,可以把天上飞过的鸟绣下来。 然而厄运骤然降临。据说,模曾做过一个怪梦,不久便头痛不治而亡,半个县城的人都为他举丧。随后,外婆的双眼染怪病而彻底失明;继之而来的是“大姑子”得病去世(还没有子嗣)。凤姿听到噩耗时极为平静,对报信者说:“我已经知道了,她昨晚自己来告诉过我。” 这一连串不幸,据说与迁祖坟有关。风水先生曾警告秉忠:“这新墓地不利于你,却会利于你的两个弟弟。”秉忠回答:“只要他们好就行。” 模的过世,五房的其他家庭盯上了秉忠的家产,宗族内部的利益争斗持续到今天。甚至有人筹划在秉忠从上海返乡的途中伺机谋财害命。一位好心人得知阴谋,特意赴上海护送他返家,算是救了他一命。 秉忠看到我妈出生后又是女孩,长叹一声,不久含愤而逝。他去世时,才57岁。他去世后,兄弟们仍拒绝让他下葬,竟让棺木停放在家将近一年。 豁达的曾外婆活到83岁,见到我和弟弟出生,才宽慰离世。 曾外婆逝于1966年3月10日,文革还没开始。广播或学校里说要破除迷信,我懵懵懂懂以“迷信”为由拒绝给曾外婆灵柩下跪。外婆去世时我在上大学,也没有下跪。父亲去世时我在场,因为是基督徒,也没有下跪。母亲去世又正逢疫情。 回头来看,从曾外婆、外婆,到父亲、母亲,我竟没有一次在长辈灵前下跪。原因各不相同:少年时受”破除迷信”宣传影响,后来则因为信仰,或因身在异地、疫情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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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一部 祖居之地:五、天井屋
杨家林有两栋天井屋,一栋是单天井,一栋是双天井。双天井屋比单天井屋大得多。我们家住的是双天井屋,就在祠堂隔壁的西后侧,据说是靠一年茶叶生意的收入建成的。 屋子最前面是庭院,约五乘十米。庭院的门开在东侧,西头是一个花坛。前堂的大门位于正中,跨过门枕,抬头便是天井,脚下是一整块约一米见方的青石板。大石板四周,是略低一二寸的石板,宽一尺出头;两侧石板上各有一个直径约四寸、形似铜钱的下水孔。整个天井下方铺石的区域,大约两乘三米。 天井两侧是厢房,厢房之后连接正房。厢房上方一尺多见方的横梁雕着各种图案。东边有龙,西边有凤,寓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图案的细节,我已记不清了,因为后来都被铲掉了。每间厢房面积约二乘三米,正房约二乘五米。中间是正堂,约五乘五米。再往后是后堂,约九乘八米。正房后面连着侧房,略小于正房,侧房之后是厨房。前堂、厢房、正房、侧房以及后堂与前堂相邻的部分都铺了木板,前堂与厢房的地面比天井下的石板高出五寸左右,房间的地面再高两三寸。 后天井位于屋子的后段,天井下是用石板砌成的水池,约四五尺见方,一尺多深,正好将两边的厨房隔开。楼梯设在屋子的最末端,其后还有余屋,约四乘九米。余屋与正屋共用楼梯,楼上共有七间房:两间与正房相连,两间与侧房相连,两间与厢房相连,还有一间在东侧厨房的上方。西侧厨房的上方则是楼上的通道。 屋外西侧,与正房相连的是一间柴棚,占地约四乘六米,是我们家堆放柴火的地方。西侧的厨房也归我们家所有,厨房旁的侧门通向柴棚,中间隔着几米的空地。厨房西侧再隔二三米,是牛棚,其间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路。大雨之后,尤其在梅雨季节,余屋西侧的泉眼会涌出清澈的泉水,供全村人饮用和洗涤——因为这时河水浑浊,河边也格外危险。 屋外的东侧是一条石板铺就的人行道,从余屋的房角处开始,有通往后山的石阶。拾级而上,是一块约五乘十米的草坪,高度与二楼相仿。人行道东侧有一块与正房平行的地,面积与柴棚相仿,也属于我们家。这块地在文革初期曾被征用,建过公共厕所,没几年便拆除了。后来,我们家在这里修建了厕所和猪圈。 杨家林的叶氏始祖一共有五个儿子,老大家一支叫正房,其它的分别是二房、三房等。年长的人都清楚彼此的辈分。我看到的是五房的家谱。五房,也就是天井屋里的住户。根据家谱以及我所知道的名字,女人出嫁后只保留姓氏,名字会另取。妯娌之间一般会有一字相同,通常是最后一个字。 家谱从桥的次子振烊出生开始。“桥”应是五房祖先的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因为后文关于其他人的记录均是在出生时写下全名(包含乳名与字),之后则以第二个字简称。桥的出生记录似已遗失,去世日期也未记载;长子“振焕”的出生记录也没有。根据男性大约二十五岁开始生育,兄弟相差三岁来推算,桥大致出生于1810年前后;其长子振焕生于1843年左右,卒于1901年。 如果双天井屋是桥所建,那其历史已近两百年。 桥共有三子四女。次子烊终年33岁,育有一子二女,但其子家骏因吸“鸦片烟、红药”,无后。小儿子出生后同年夭折。如今五房的人皆为振焕次子家𡊻之后裔。家𡊻的长子出生于1880年9月2日,取名声远字秉忠。秉忠就是我的曾外公。 曾外公秉忠从烊的儿子骏手中购得天井屋另一半的产权。至此,我们家原本所持的六分之一,加上新得的一半,共拥有整宅的三分之二。屋内两间正房及楼上相连的两间“通顶房”,加上西侧的厢房与西侧的厨房归我们支所有,前堂也基本由我们家使用。 曾外公有两个弟弟,声熥和声达。声熥有一个儿子,名叫祖甲。祖甲的妻子名为吉娟,他们育有三儿三女。长女祥珠嫁到附近的水车埠,与我母亲出生于同一年,但比我母亲略大。因此,我母亲在村子里一直被称为“细珠”(“细”即小的意思)。二女儿嫁到德兴。三个儿子分别名为观荣、根荣、发荣。小女儿名叫龙珠,只比我大四岁。吉娟在我很小时就过世了,我对她有一点模糊的印象。 祖甲一家在天井屋的西侧一个废弃的地基上建了新屋,楼下两间房,楼上四间房。这是我们那一带流行的“标准“房屋。老二、老三性格像母亲,都比较强势,因此分住在新屋里;老大观荣则较为无能,仍与父亲住在天井屋。观荣在三兄弟中结婚最晚,娶的是一位离过婚、已有三个孩子的女人,女儿随母亲生活,没少挨继父的打,住在西侧的偏房里。祖甲与小女儿龙珠住在楼上的房间,直到龙珠出嫁。 老二根荣,曾经到坑头做上门女婿,老婆死于难产后回了家。后来娶了漂亮能干的二婚妻子,带着一个女儿。只知道她的前夫曾经是军人,但不记得他的死是因公还是其它事故。根荣打过一次继女,他的妻子跟他闹,并不许他以后再打继女。两个继女的待遇形成鲜明的对比。根荣自己也很能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还会做木工。 老三发荣,也是个厉害角色,娶的是当年的大队妇女主任,自己后来做队长多年。他比龙珠大三四的样子。大概龙珠还没满10岁的时候,发荣拿着棍子勒令她跪下。这件事也许当事人都不记得了,可我至今印象深刻。 声达有两个儿子,名叫五生和林生。五生的妻子名为进娟,他们育有二子三女。两个大女儿在我记事时已经一个出嫁,一个被别人家领养。他们自己也领养了别人家的一个女儿,后来嫁在本村。大儿子成根,比我大八岁;小女儿细兰,比我大三岁;小儿子成汉,与我同年出生,但比我略小。 成根在空闲时帮人家看日子。谁家有喜丧,都会请他看一下哪天合适。成汉当兵回来后做了大队茶站的站长,后来调到了外乡,在当地结婚成家。据说他迷上了赌博,家里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林生的原配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后不久便去世了,其中长子也夭折。后来林生再娶妻子林爱,她带着前夫的一个儿子过门,比荣根略大。林爱是典型的后妈。荣根到了上学年龄时,没有像多数男孩那样去读书,而是被逼着去打猪草、砍柴等。他是附近最矮的男人,大概只有一米四左右,外号叫“细瘪”。他干农活的水平勉强算是一般,也能挑两百斤的担子。他从不参加打牌,这在男人中非常少见。三十多岁时仍未成家。他的奶妈临终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后来这个女儿果然嫁给了他,生了两个女儿。 后来林生为了儿子与林爱离了婚。离婚几年后,林爱还曾带着儿子回来看前夫,并带来一张躺椅作为礼物,希望能够复婚。 最令我妈妈痛心的是,曾外公留下的一箱书,放在楼上房间的顶上,被他拿下来全烧了,就为了要那个书柜。我母亲说,看到那些书在村口烧了一天一夜。 七十年代中期流行涤卡。涤卡很耐磨,也是比较贵的布。颜色主要是两种:蓝色和灰色。成年人大多有一件涤卡中山装,细瘪也有。一般人只有过年过节或者走亲戚时才会穿上它,但细瘪不只平常穿,还穿着它去劳动,人家都说他是败家子。等到涤卡中山装不流行了,绝大多数人的涤卡还是新的,只有他的磨损得厉害。人们说,还是他划得来。 在我10来岁时,在河里洗澡不小心进入了较深的水域。呛了几口水之后,细瘪把我救了上来。 2004年回国时,成根家有一块牌匾,说是一起挂在天井屋的上堂。我当时拍了照片,但没细究。最近找出来,虽然有些字已经脱落,但还可以辨认。 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賞紫禁城騎馬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署戶部左堂右堂兵部左堂工部右堂署禮部右堂兼管錢法堂事務加一級 李昭煒【印章】【印章】為 清操卓行 鄉飲大賓葉廷璋題大清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孟秋月吉旦 原以为是李昭炜送给天井屋的牌匾,但从文字上接不通。后来请教了古文专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叶廷璋代表叶姓家族送给清朝官员李昭炜的(清操卓行:清正的操守,卓越的品行)。在牌匾送出去之前,清朝就没了,牌匾就留了下来。应该不会挂在天井屋的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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