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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六、高中,转折之前

进入县中没有多少特别的感觉,反正读初中时也是住校,都是星期天下午返校,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不过,去学校的路程远了一些。原来去公社中学只有几里路,而且都是平路;去县中则要翻过由义岭,上下各有一千级左右的台阶,总路程约十五里。进入县城前,还要从小东门过星江河。平时走的是一座木板桥,遇到洪水,桥被冲垮,就只能摆渡过去,不收费。摆渡的一直是同一个人,妻子有时也过来帮忙。不摆渡的时候他做什么,我一直不知道。他有时还会让乘船的人自己摇橹,与我同村的一位同学就会。我当时太小,摇不动橹。 县中与公社中学有几点不同:其一,县中住的是双层床,虽然仍是通铺,我记得自己睡在上层。其二,每周要带米去换饭票,并补一点差价:米价每斤0.138元,饭票每斤0.16元。我一般每周带四升米(约六斤)去学校,补一毛多钱换成饭票。菜还是从家里带,一大搪瓷缸梅干菜(偶尔会埋上几块肉)或萝卜丝。与公社初中不同的是,食堂也供应菜,蔬菜五分钱一份,荤菜一毛或一毛五一份。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在食堂买过菜,很羡慕那些不用每星期自己带菜、每餐都能在食堂吃上新鲜菜的同学。 学校规模也大得多,从初一到高二共四个年级。我们高一原有六个班,后来合并成五个班,每班大约五十名学生,我是在一班。每个班都有10几名女生,不过,她们基本上都是县城的。 多数任课老师已经没有太多印象,甚至连姓什么都忘了。只记得第一位物理老师姓陈,第二位物理老师叫郎福民(名字未必准确)。有位政治老师好像叫汪炳坤。第一位语文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教师,但问过几位同学,他们却都不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师。 读高一时还有英语课。老师姓Wei,不敢确定是哪一个“魏”“尉”“危”或其他“Wei”,也许是“危”,我们都叫他Teacher Wei。英语好像只开了一个学期就被取消了,只学会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还记得China,后来偶尔看到Made in China,知道是“中国制造”,却不记得made和in各自是什么意思。英语课只上了一个学期,应该与张铁生事件有关。 化学老师叫金宗文,应该已有五十多岁,是几位任课老师中年龄最大的。他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做化学实验时双手不停颤抖,看着都替他捏一把汗。令人佩服的是,试剂却几乎没有从瓶子里洒出来。 第一位数学老师四川口音很重,至今还记得他念“不等式”时的发音。那个时候学习风气还不错,晚上自习时,经常有同学请我讲解没有听懂的“不等式”或“绝对值”等。几年前还有同学对我说,我讲得比老师更容易懂。他大概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后来换成了方定理老师。 方老师一直教到我们高中毕业。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回国时还去探望过他。我读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他曾带着儿子到我的老家做客,在天井屋住了一晚。那时我还是个比较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知为何,那天却和方老师聊起了鬼神。他坚信鬼的存在,还讲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只是我如今已经记不起具体内容。当时我觉得他说得很可信。没想到多年以后,在班级微信群里却经常看到他转发怀念文革和歌颂毛泽东的文章。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竟然还是个毛粉。 俞芷苓老师好像是在一个学期后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同时也教我们语文。俞老师文革前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来县中之前在她的老家——思口中学任教,而思口公社恰好也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当我告诉父亲,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俞芷苓老师时,父亲说:“她是大学生,很厉害的。” 俞老师对我比较关照。记得有一次我发烧,没有胃口,她特意给我送来泡好的藕粉。我每周带到学校换粮票的大米,她也让我直接交给她,由她把粮票和补差的钱给我,因为我们家的米比粮站供应的米更好。 我的语文(主要是作文)不像数学那么突出,但也曾被第一位语文老师当作全班范文朗读过。后来批林批孔开始,语文老师选了几位作文比较好的同学开了会,希望我们带头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我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因为我写作文总是有自己的素材,至少有部分是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我对孔子一无所知,即便对林彪也知之甚少。 有些同学的作文完全靠抄,曾经出过“抗日战争时期我已经9岁了”,“下转第几页”之类的笑话。我写作,一直是有感而发,今天仍然如此。那时候能读的东西少,词汇量贫乏,有时就自己造词。有一次想形容什么东西很多,就写“跟蚂蚁出洞一样”,让老师给改成了“蜂拥而至”,不过,这好像是初中的时候。 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想模仿几句七律,描写同学情谊时,为了押韵,写了一句“我俩好比线和针”。俞芷苓老师看到后,说是写给情侣的。我的诗兴受到了打击。这使我想起初中数学老师洪秀成帮我批改作业一事,红笔给我写了大半页。如果俞老师也像洪秀成老师那样,耐心给我讲讲七律的格律和用词,再推荐一两本书,说不定今天真成了诗人。当然,这是玩笑。 在我的记忆当中,有那么几篇作文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最后一个学期的作文,我把外婆的遭遇改成地主压迫穷人的故事,写得像真的一样,连自己都感动了。俞老师就轻描淡写地给了个不错的分数,但没有特别的好评。一想起那篇文章,我有点脸红,我居然有成为高尔基、高玉宝的潜质。 在县中两年的时间里,有一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其中有些事如今说起来还有点难堪。 大概是第一学期,班上的王南琴同学把我的一样什么东西抢去放进裤袋里,我就直接去掏她的裤袋。她吓得赶紧把东西还给了我。我那时的确不懂,但从她的表情知道了女生的口袋是不能掏的。 县城电影院的电影票,用的纸张跟我们的作业本封面一样。一次,我就用作业本封面画了两张电影票,和一位同学去了电影院。我走在前面,混了进去;后面的同学却被检票员发现了。看来我画电影票的功夫还是不到家。他就带领检票的人进去把我揪了出来。电影院还联系到了我们的班主任俞芷苓老师,那晚上她和她的丈夫潘惠中(也是县中的老师,教初中的数学)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很久,还告诉了我的父亲。记得那天回家的路上和父母相遇,父亲说了我几句,却又给了我一块钱,让我以后买电影票。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画画,不过不是创作,而是用九宫格临摹。我几乎画遍了所有样板戏的主角,用的是16开本画纸,画得相当逼真,还被俞老师贴在教室的墙上。有几位同学也跟着学,可他们画格子时画不均匀,横竖还不成比例,结果可想而知。 每周劳动也是学校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县中不像公社中学那样需要砍柴,食堂的柴火都是定期采购的;学校也没有水稻田,因此不用下田插秧。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项劳动:一是开茶山,二是敲石子、挑砂子修建新的教学楼。 开茶山的经过大多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曾用石灰给茶山划线。划线时,不知为何和一位同学打闹起来,他把一把石灰撒进了我的左眼。我当即被送到县城一位很有名的眼科医生那里。这位医生与我同姓,他的女儿还正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仔细地用清水给我冲洗眼睛,又上了药,最后蒙上纱布。后来我在百货大楼碰到了父亲。他问了问情况,倒没有显得特别着急。我以前只能眨右眼,这次事故之后,眨左眼也没问题了。射击时正好需要闭左眼,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敲石子、挑砂子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劳动,也许因为我个子小、力气也小,总担心拖大家后腿,因此干得格外卖力。那时县中最高的建筑好像只有三层,新建的这栋临街教学楼有四层,是全校最高的建筑。修建这座教学楼所用混凝土中的石子和砂子,都有我们劳动的一份。我们毕业的时候正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测量教学楼高度成了我们最后一个学期的数学作业,而为教学楼安装电灯又成了我们的物理实践课。 后来县城扩建,县中搬到了河对岸,还成立了二中。十几年前回国时,我看到这栋当年亲手参与建设的教学楼正在被拆除。随着它的消失,老县中留给我的实物记忆,也所剩无几了。 为了结合“实践”,化学课讲过土地酸碱度之类的内容,却没有真正实践的机会。去水泥厂参观算不算化学课的一部分,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们参观的是清华公社鄣山水泥厂,离县城七十来里,沿公路约三十四公里。去的时候,每人都背着被子,带着水壶(或茶筒),一路步行前往,走得相当累。幸好天气凉爽,那大概是我一生中一天步行距离最长的一次。第三天我们是坐车回学校的,好像是卡车。估计老师们也走累了。 至于水泥厂里介绍了些什么,早已没有印象,只记得制作水泥需要石灰石。我们住的地方离清华镇不远,晚上便到镇上逛了逛。记得买了半斤糕点,在当时算是比较便宜的一种,吃起来有点像今天美国的pretzel,但要甜一些,碱香也没有那么浓。 店里几个玩耍的孩子叫我“乡巴佬”。清华镇不过是一个公社所在地,连那里的孩子都会把来自更偏远地方的人叫作“乡巴佬”。可见身份上的歧视,并不只是存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而是一级一级向下延伸。 我那时积极要求进步,刚满十五岁就申请入团,赶在最后一批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合影里,还有几位同学与我身高相差不大;而在那张“婺中高二年级全体共青团员合影”中,我简直就是一个谁家带来的小弟弟。 1975年是“左”得厉害的一年,《春苗》《决裂》《红雨》等电影都是那时候上映的。《决裂》讲的是共大,《春苗》讲的是赤脚医生,《红雨》则反映农业学大寨。中学生毕业几乎没有什么出路,不是下乡,就是回乡。 我们班的王连科同学,被认定在厕所里写了反动口号“打倒毛主席”,因而被开除。开除之前,和他同一个地方的一位“地主”也被揪来,当作教唆犯一起批斗。王连科当时“交代”,说是因为受人教唆,对前途感到迷茫,才写下了那句口号。后来又听说另一班有位同学因写反动诗被开除。他们两人都在1978年或1979年得到了平反,并补发了毕业证书。 说起王连科同学,我跟他算是朋友。他喜欢捣鼓无线电,买了一些零件试图组装收音机,但没有成功。他很喜欢我带去的萝卜丝,有一次提出跟我交换一个星期:他吃我的萝卜丝,我吃食堂的菜,由他负责去买。我惦记了几个星期,却一直没有下文。 有一年,他听说我回国了,特意带着儿子来看我,我还给他们拍了照。他告诉我,“反动口号”其实不是他写的。2025年,他在同学群里加我为好友,我接受了,可他一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也从不回应我的帖子。后来看到他在群里转发歌颂那个时代的帖子,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曾经因此失去毕业资格的人,为什么后来还会怀念那个时代。 同年级同学中,还有几位值得特书一笔。 班长洪建辉从一开始就对我挺关照。第一年他既是班长,又兼任团支书,后来班长换成了江德辉。他好像也是班上的老大哥,比我大四五岁。毕业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每次回国,他都会组织同学聚一聚。 疫情前,大概正是“厉害了,我的国”的风头上,我对群里转发的一些帖子发表了不同看法,指出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属实。洪建辉担心惹麻烦,就把我踢出了同学群。不过,我们私下里仍然保持联系。虽然我对被踢出群一事多少有些不痛快,但也能够理解。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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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五、初中,纷乱的年代

西坑中学大概是在我入学前两三年才办起来的,师资十分缺乏,化学、物理老师几乎都是临时“赶鸭子上架”。 化学老师叫曹兴无(取自“灭资兴无”)。他的原名叫曹聚财,文革开始后改了名字。他的化学知识也是刚从地区举办的培训班学来的,连元素周期表上的符号都是用汉字注音。曹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后来娶了当地一位姑娘,随后离开西坑中学,好像回到家乡,去了同县另一个公社。我上大学以后,有人提起过他,说他后来又回到西坑,名字也改回了曹聚财。 第一位物理老师是谁,我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可能是后来教过我们语文的方生发老师。有一件事印象却很深:后来汪国器老师接手教物理时,英文字母 W 的读音竟然完全不同!前一位老师大概按照汉语拼音,把它念成“窝”之类的。 汪老师刚到学校时,同时教我们物理和化学。他是初中期间教过我的唯一一位大学毕业生。至于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一年毕业,我从未听他说起。其实,西坑中学还有另一位大学毕业生——蒋美蓉老师。蒋老师当时大约四十岁,教数学,不过没有教过我们班。后来听另一位老师说,她调到南昌的一所中学去了。 据说汪老师还会一点武功,也许只是吓唬人。学生们很好奇,有一次上课时请他教武功,他便教我们扎马步,好像还有“马步双劈拳”之类的动作。 1977年公社开办高中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去大队教初中,反而把我这样一个在田里滚爬了两年的高中生抓去教高中。我参加高考时,他给我不少帮助,还在考场外等着了解我的考试情况。后来他调回老家乐平,我结婚后还去拜访过他。我来美国后也给他写过信,后来便失去联系。问过几个他以前的熟人,说他又换了学校,退休后也断了音讯。 初中两年半,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独占鳌头,名声传遍全公社,被称为“天才”。数学考试我都是九十多分(很少拿满分,总会错几道简单题),哪怕全班其它同学都不及格。全班几乎都抄我的作业,只有极少数例外。 我成绩好,上课却不算认真听讲,虽然不打瞌睡,小动作倒是常有,比如画扑克。那时扑克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一度禁止出售,我便自己画扑克。可流传最广的说法却是:我上课经常打瞌睡,老师提问时却总能答出来。 数学一直是洪秀成老师教的,直到他离开西坑中学。他中专毕业,是一位文理兼优、非常敬业的老师。 有一次,我考了九十多分,却比第一名少两分。洪老师在班上宣布成绩时说:“这次考试,是对‘天才论’的有力批判。” 上大学以后,我回家翻出初中的作业本,看到一道含分数和根号的一元二次方程。我解题时既产生了增根,又漏掉了一个根。洪老师竟用红笔写了半页纸,详细分析我的错误。可惜那本作业后来没有保存下来。这样认真的批改这不是仅有的一次。 后来洪老师调到县广播站写稿。我在县中读书时,他还被请来给我们讲怎样写广播稿。我唯一记得的一条原则是:尽量不用“全部”,而改用“全都”,因为“全部”广播出来,有可能被听成“全不”。 洪老师离开西坑中学时,并不是学期结束。接替他教我们数学的是郑章炳老师。郑老师是下放知青,文革前高中毕业,当年离考上大学只差一点点。 有一次,一道数学作业题,郑老师在课堂上提示了一种解法。我没有按他的提示做,而是用了另一种方法。结果全班几乎都照抄了我的解法,只有一两个人按老师提示去做,于是郑老师把我的答案直接打了叉。我据理力争,他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去请教蒋老师。蒋老师看后告诉他:我是对的。 后来,郑老师成了公社中学的骨干教师,也是极力举荐我到西坑中学教高中的老师之一。等我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又极力劝我报考师范院校。他告诉我,当年有一位同学分数比他还低一些,因为填报了师范而顺利录取;而他自己没有填报师范,结果与上大学失之交臂。 教我们语文的主要是方生发和汪平发两位老师。汪平发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但他讲《吉鸿昌》那一课时非常生动,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方生发老师的课则一直平淡无奇,如今已经想不起当时都学了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他的女儿叫”方能”。同学们喜欢用《沙家浜》中胡传魁的一句唱词”方能遇难又呈转祥”,来取笑她的名字。 汪老师离开我们后,好像去了他老家的公社中学。我和另一位同学还给他写了信,但信的用词后来想起来可能冒犯了他。他的一个眼睛有问题,我们却还向他要照片。不过,一次回国时有同学提到了这两位语文老师,说方老师的人品不太好,但没有细说。汪老师退休了,没说其它事情。 郑希燮老师据说是西坑的一位名师。从他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他的父母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成为郑燮(郑板桥)那样的人。因为涉嫌与一起红军被杀案有关,他一直没有被安排教书。我们上初中时,他只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他的字写得很好。好像还批斗过他一两次。1977年我被抓去教高中时,他已平反,是高一的语文老师。有时候我震不住场,他还会来帮忙。 教音乐的是一位女老师,但已经忘了她的名字。音乐课没有乐器,主要是教唱歌,也讲一点简谱知识。据说她的丈夫曾是省队的篮球运动员,因伤退役。我看到他总是驼着背,即使把背挺直,也不像有篮球运动员的身高。他每餐都有一块粉蒸肉,这让我们羡慕不已。那时候,从省队退役的运动员,想必待遇不低。 政治课老师是金发文,大概五十出头,是学校年龄最大的老师。他好像也是校长。印象中,那时候就只有这几门课程。 还有两件与上课有关的事,值得一提。其一是有一篇课文《井冈山牌汽车光荣诞生》。当时觉得江西能造汽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后来才知道,这类在政治运动推动下仓促上马的项目,大多缺乏经济和技术基础,不少后来都难以为继。 其二是发动全民找矿。一次,课堂上来了两位外地人,手里拿着一些石头,教我们辨认矿石。具体认什么矿石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带着北方口音不停地喊着“找矿报矿”。 可以说,《井冈山牌汽车光荣诞生》和“找矿报矿”,都体现了那个年代发动群众搞建设的思路,与大跃进一脉相承。 如果说我在数理化方面无人能及,那么在劳动方面,我就是绝对的垫底。我们每周要劳动两天,项目包括种田、砍柴和秋收。 学校还养了一头山羊(好像开始时有两头),学生轮流放养,就看着它在附近的山上吃树叶。后来吃羊肉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大概是得了肝炎在家休息。我们还捡砖头建了一个厕所。 我们学校有好几亩水田,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我入校时,学校已经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负责管理的是一位老农民。他为人本分,从不干涉教学,平常主要负责打点水田。插秧、耘田、收割都由学生完成。收上来的稻谷如何处置我不太清楚,大致是卖给国家,收入记作勤工俭学。 秋收时,我们主要收蓖麻籽,也会到收过油茶的油茶山上“捡漏”,我们村的油茶山自然是目标之一。蓖麻籽卖钱算勤工俭学收入;油茶籽榨成油改善老师伙食,学生一个学期大概有一次“会餐”。学校的油缸里长期存着几十斤油。 最让我发怵的劳动是砍柴,因为砍柴是按重量定任务的。力气大的同学最高指标是一趟一百斤,我的指标是四十五斤,一天要两趟。有些同学比我大四五岁,身体已经成年,一趟能扛两百斤。我一趟只能扛三十来斤。别人半天就完成了任务,而我常常是天黑了还在路上。 几年后有人告诉我,金发文校长还向学生表扬我,说我“能吃苦,砍柴的时候劳动到天黑”。我听了恨不得跑去骂他几句——谁愿意天黑还在路上?那不是吃苦,是迫不得已!而且天黑了还一个人在路上,很不安全。 也有同学愿意伸手帮我。一种是在山上帮我砍柴,另一种是直接从记账本上把一部分重量记到我名下。我记得有两位同学帮得最多。一位是叶凎泉,他父亲曾和我母亲同事。后来他父亲叶积青负责修公路,遇到哑炮,身先士卒上前查看而被炸死。叶凎泉曾任县财政局干部,为人耿直,在官场不算顺利,五十多岁中风(不算严重)后提前病退。 另一位是马茂林,他一趟能扛二百斤,偶尔就拨给我几十斤。他考虑辍学时,我劝过他,也帮他复习,使他独立考试得了70几分。后来他还是没读到毕业,但人聪明能干,在乡下倒也过得不错。我回国时曾和他一起吃过饭,后来慢慢失去联系。 那时全国流行一句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为了向军队看齐,“班”改称“排”,大概是因为人数规模相当。初一叫“一排”,初二叫“二排”。农村女孩上学极少,我已不记得一排或二排是否有女生。中学后来增设了一个“三八排”,我不确定是我们公社的发明,还是更大范围的政策。学生来自各个村庄,我们村有一位,是大队长的女儿。她们的文化基础几乎是文盲,虽然设在中学,但本质上是扫盲班。三八排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取消了。 “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定期给我们讲课,还组织“忆苦思甜”活动。我们也曾参加过公社统一组织的忆苦思甜大会,在大会堂举行。 所谓“忆苦思甜”,就是请据说“苦大仇深”的老农民讲述“解放前”生活的艰难,地主恶霸如何欺压百姓等。“不忘阶级苦”是忆苦思甜会上必唱的歌之一。 据传,有些忆苦思甜的演讲者没搞清主旨或者弄错了年代,把三年大饥荒的灾难当作“解放前的苦难”来讲,使忆苦思甜沦为闹剧。不过,在我参加过的几次活动里,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失误。 与忆苦思甜相对应的是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城电影院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影片内容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我们是在半夜起床出发,一路摸黑前行。婺源三面环水,靠近我们这边的东门木板桥被洪水冲垮,我们只能绕远路去走当时县城唯一的水泥大桥。 林彪于1971年9月乘飞机叛逃,坠死于外蒙古温都尔汗。他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当年群众高呼“万寿无疆”时,还要再喊一句:“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样一个被塑造成“红色接班人”的人物,竟然反对最高领袖,其对全国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 林彪死亡的消息几年后才正式公开。那段时间,报纸和广播都以“刘少奇一类骗子”代指林彪。当时有关消息只传达到公社一级,我们中学生也得到了传达。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并未意识到它的意义竟如此重大。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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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四、高小,持续的文革狂潮

汪欣水是高小期间唯一的老师。我依稀还记得初次见到汪老师的情景。那时我腰上系着父亲的“中国人民海军”蓝色裤带,在祠堂外玩耍。有人指着我对汪老师说:“这是你班上的一个学生。”汪老师住在邻村,过了石桥就是,离我们村不过一公里,但平日很少碰面,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孩,几乎没有出村的机会。 与我同年级的另两位同学中,有一位因为“富农”成分而未能进入高小。他叫树林,是我中学毕业回乡学竹编的引路人,我也曾称他“师傅”。他的一儿一女后来都考上大学,儿子好像读武大,女儿读师范。女儿出生时,我正好放假在家,他请我给她取了名字;儿子的名字则是汪老师取的。 我已记不清,我们是先在村里开始了四年级才转过去,还是直接到大队小学开始四年级。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高小就是那时候才设立的。最初的校址位于大队部往下走一公里的山坳里,是一栋刚建好的新房子。那里似乎只有一户人家,如今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地名。那时个人大概不向大队收钱,但我们会给他们家砍柴,因为学生中午热饭要烧火。 汪老师是“老高中生”,但未毕业。据他说,家里经济困难,当他听到父亲打算卖棺材供他读书时,他就退了学。我们那时课程只有语文、算术和政治。偶尔看到他捧着一本《数学》,我当时还挺好奇。 放学时,汪老师有时与我们同行,半路上会说些黄色笑话或谜语。“卖棺材”的故事大概也是那时讲的。 文革期间,各校常要搞文艺宣传活动。汪老师不仅教语文、算术,还要教唱歌,并编排、导演一些宣传小品。我当时很想参加,却一直未能如愿,不知是因为没有表演天分,还是因为年龄太小。不过,这却让我养成了抄歌的习惯,这个习惯延续到大学。从抄歌中,我不仅学会了简谱,有些歌唱熟了,甚至能凭听觉把简谱写出来。那时候抄的歌有一些是老歌,如《毕业歌》、《大路歌》、《工农一家人》,也有新创作的歌,如《一壶水》。 《一壶水》唱的是军人在艰苦条件下的克制与集体观念,当时觉得挺感动。如今看来,与其赞美连长把水让给战士,不如追问:为什么一个连队在炎炎烈日下行军,竟然只有连长一个人有水壶? 文革最热闹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锣声,有时是文艺宣传队,有时是批斗“牛鬼蛇神”。老远就能听到口号声:“只准敌人老老实实,不准敌人乱说乱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或者“敌人”二字换成具体的名字)、“打倒某某某”。被斗者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嘴里喊着“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我该死”等自辱的话。 印象最深的是汪老师组织的批斗“富农婆”。她的“罪行”,不过是不愿把板凳、洗脚盆、火铲借给贫下中农。于是她背着这三样东西游斗,游行几乎走遍整个公社,几十个村庄。我走到后来脚都迈不动了。 那时,每家都发了石膏像,那个空心的东西极易破碎。有一个人在打扫卫生时,为了不被打碎,想到一个妙法,用绳子绑着脖子把它吊起来。被人看到后,可不得了,居然把毛主席吊起来。不过,因为他家是雇农,批斗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再追究。还听说县城一次批斗会上,负责喊口号的人一时口误,把“保卫人民,镇压敌人”喊反了,马上就被押了起来。 进入高小后开始半工半读,不过劳动不算多,大概每周一天。除了砍柴,还有“小秋收”等等。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捡苦槠。苦槠似乎只见于南方几个省,有点像橡子,但更大;又像板栗,但比板栗小。晒干后壳会裂开,去壳、洗净、磨浆、煮熟、冷却,就成了苦槠豆腐。 那次去山里捡苦槠,我一脚踩空,整个人向山下滑去,眼见要坠入悬崖,幸好被一棵大树挡住,好像正是一棵苦槠树。从那之后,去山里劳动时汪老师就让我留在家里剥苦槠壳。 文革初期,生产队在紧靠着祠堂的东面(村口)盖了仓库。盖仓库时我唯一有印象的是炸鱼。为了庆祝仓库的落成,有人弄来了炸药,装入两个“煤油瓶”里(相当于今天750毫升的红酒瓶),插上雷管后丢进羊角潭,一次大概捞起了一百来斤鱼。 那时候,极少有人炸鱼。人们捕鱼的办法一般是渔网和鱼钩,偶尔会用鱼叉。此外,会用榨油剩下的渣饼毒鱼。榨油时,把油茶籽或菜籽放入一尺多宽的铁框内,再加入稻草作为纤维压紧榨油。榨完后剩下一个十分结实的渣饼。烧熟后敲碎、加水,可以拿到小水坑里去毒鱼或毒泥鳅。 后来,人们用农药毒鱼。农药比油渣饼更毒,更快捷。开始只用在小水坑,后来有人用在河里。大概是1974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潋溪河的上游至少10几里处有人用了农药,而且用量非常大。一直到我们的下游几里之内,到处有鱼“翻白”。我大弟弟本来挺“会水”的,可他治病去了,我还在学校。有的人家晒成干鱼都超过百斤,等我周末回家,已经过了高峰,也还捞了几斤鱼。 毒鱼、炸鱼、高压电捕鱼越来越普遍。虽然有明文禁止,但很少抓到作案者。原因之一大概是村民不愿得罪人,查的人也是应付。河里的鱼也就越来越少了,有些鱼种已经绝迹,鳖、蛤蜊早已不见踪影。 在破四旧的持续影响下,祠堂被拆了,只留下了外墙。雕龙画栋,一尺多直径的柱子,换成了不到一半粗细的普通柱子和屋架,建成那时流行的会堂。我们那一带拆旧盖新,旧屋架一般都被“波阳佬”买走。估计波阳那一带缺乏木头,他们买下之后都是在涨水时用放木排的方式运走。屋架外面看上去老旧,其实里面还是很好的木头。 差不多同时期,凡是有雕刻的木头都被铲掉,石雕则被石灰涂抹。后来婺源成了旅游县。我回国时到过不少旅游点,看到木雕、石雕几乎都未能幸免。这大概并非婺源一地的现象。 重新划成份,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生产队开会时很多人家都很紧张,我们家也是。我们家本来够得上“上中农”,大概因为我母亲参加过土改,最后却成了一个语焉不详的“贫民”。我填写“出身”一栏时,一直写的是贫农。不过,“重新划成份”后来不了了之。 有那么一段时间个人不让养猪,各村办了养猪场。为了不烧猪食,还大力宣传“糖化饲料”,好像就是加一下助于发酵的药材,做酒曲的那种。 公社了把各种手艺人,木匠、竹匠、桶匠、铁匠、泥水匠、裁缝等集中起来,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各家请他们都要通过合作社,工钱也是交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按工分统一结算。手艺人怨声载道,干活时都能听到他们的抱怨。 公社还成立了农机厂,生产一些普通农具,包括一些手艺人的作品。但农具的质量不过关。手工业合作社和农机厂大概延续了两三年就解散了。 1970年在程世清主持工作的江西,掀起了建设新农村的运动。每村都发了一张宣传画,下面有八句口号,有点像七律: 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充分利用水发电,植树造林满山岗;自力更生创大业,世界革命担肩上。 宣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赤脚医生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负责我们这一带的赤脚医生名叫汪雪彬,就在河对岸的汪村坦,与汪欣水老师同一个村。他同时也兼做接生婆。我不知道他在医药方面的背景及造诣。他的中医方面肯定不如上坦的“炎“,因为以前有什么病痛都是找”炎“医生。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经过西医的训练。但他能说会道,后来几十年的“行医”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处理一些小病小痛倒也显得得心应手。 每次找他看病,就收5分挂号费。无非就是“止痛”的阿司匹林和止血的药水药膏。有一段时间留下紫药水,什么伤口都用。那些日子,到处看到人们手上、脚上,甚至脸上紫药水的颜色。紫药水涂上以后,表面很快结壳,可伤口里面可能会照样发炎。记得他有时候也会打针,甚至还有青霉素。但没听说过“皮试”,也没听说出过人命。 还有一位和汪雪彬同村的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赤脚医生。那时,他刚从部队退伍回来。据说他在部队做护理工作,应该受过一些护理训练。最多做了一两年就没有继续了,大概是部队护理和赤脚医生的工作差别不小。 后来我听妻子说,我岳父也是赤脚医生。他是老中医,据说还颇有一些渊源。所以,他父亲给人看病,除了阿司匹林,也会给病人开中药。她说,她们几个孩子还会偷父亲的挂号费。 赤脚医生在大队另公分,药品从公社卫生所或县医院领取,是一份令人尊敬的职业。 有什么大病,就要去县医院。我们离县城只有10几里的山路,还算方便。那些偏远山区,遇到大病恐怕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们读五年级时,也就是1970年,学校响应“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小学改为五年制,秋季入学改为春季入学。汪老师让我和同村另一位同学跳半年级。1971年春天,我就升入公社初中。其他同学,有的又留了一年,有的干脆辍学了。至少在我读公社初中的两年半里,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汪老师后来一直教高小,好像直到退休都没有转为公办教师。他是当地有名的“秀才”,附近人家凡是有抄抄写写的事情,基本都会请他帮忙。我一直与汪老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的父母也一直把他当作好朋友。直到今天,我仍然十分感激他当年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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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三、小学生眼中的文革

文革初期,让我羡慕不已的是,那些中学生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只恨自己出生得太晚。这样的羡慕相信许多人都有。我们邻村有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病发时会来我们村。有人问她要做什么,她就说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毛主席语录》初发行时,里面还引用了刘少奇的话:“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有些人的手伸得特别长,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不久,刘少奇就被打倒。“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随处可见。村口甚至扎着泥塑的“刘少奇”像,不管像不像,写上名字就是他。 那时流行军装、军帽、解放鞋,胸前还别毛像。如果一个人看到别人有更好的毛像,可以随便抢。帽子上的红五星经常有人卖。一次我看到货郎担上有红五星卖,父亲恰好在家。等我到菜地里找到父亲拿到钱时,货郎担却早已出了村。为此我懊恼了很久。 文革一两年后,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写在红纸上的多是“最高指示”,白纸的多是“打倒”。一天,教室墙上的红纸标语被邻村一个女生不小心碰破了,当时就有人喊“反革命”,我也跟着起哄。几天后,她的邻居在路上遇见我,狠狠打了我一棍子。那男孩跟我同年,他父母和我母亲是好朋友。 献忠,就是把家中的金银铜器献出去,谁也不敢不献。因为谁戴过耳环、镯子,用过什么器具别人都知道,如不主动献出而一旦被人揭发,甚至被家人说出去,就是不忠,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献上的东西按当时的价给回了钱,但听大人们说钱有短缺。 九大后,每家厅堂的正中都得有个“忠字台”,漆成红色,摆上《毛泽东选集》四卷和《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及《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曾经还有短期的“餐敬”,每家都有一张红字铅印的餐敬仪式:每餐吃饭前都要歌唱《东方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每个村口都设宣传台,台上也是摆毛选四卷和毛语录,由小学生值守。路人必须读或听一段才能通过。我认真执行“任务”时,发现路旁丢了一张“忠字像”(心形硬纸上印着“忠”字、毛像和向日葵,四五寸大,印在比较厚的硬纸上)。我把它捡起来放在一旁,不料被风吹进附近的粪缸。有人立刻上报公社,而且有人喊我“反革命“了。要是我出身不好,又没有当时写标语的人作证,“反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戴上了。作证的人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懒惰的赤脚老师火星。 那时还经常有新版的毛像章出来,一到二寸的样子。随手抢夺他人挂在胸前的毛像章,是当时流行的行为。 我们村边的水轮泵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地点在学堂屋旁。学堂屋位于杨家林村西头半里路外,有四户叶姓人家,可以算作杨家林村的延伸。水轮泵的建设不仅为附近几村人家提供便利,它的存在也为后来把菜地改成水田奠定了条件——有了水源,灌溉才成为可能。 水轮泵的边上建了一个茶叶初制厂,厂里的机器由水轮泵带动。机器就是两种,炒茶和揉茶。炒茶的机器就是在炒锅上安装转动的“手”,两只手转动着翻炒茶叶。 水轮泵边上还装了发电机,供附近几个村的照明。那时候的电灯泡主要是15瓦、25瓦和40瓦,极少有60瓦或更高。春夏季河水比较多的时候,40瓦的亮度高于美孚灯(有别于自制的煤油灯,没有玻璃灯罩,油烟大,亮度低)。但在干旱季节,电灯就看到一根红丝。那些断了灯丝又重新接上的灯泡会更亮。或者低压(110伏)灯泡也会更亮。但如果河水稍微大一点,而低压灯泡没有被及时换掉,就会被烧坏。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的中国有低压灯泡,可能因为这类电力不足的事情比较普遍? 在茶叶初制厂建造的初期,不知何故我和村里的老太太发生了冲突,那时应该只有50出头。从此,她就成了我的仇人。从她的身上看见了我的丑陋。 她的名字叫美玉,早年丧夫,有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好像是非婚生,但第二个儿子的父亲也过世了。两个儿子先后都做了上门女婿,不过,小儿子就在临村。据说,她的鼻子有异味,绰号“臭鼻子”。美玉跟我母亲还是朋友, 我砍柴时经过他家的菜地,就会“顺便”破坏她家的菜苗,把嫩南瓜戳一个洞。一次,她来问我母亲要剩下的灰汁,我就立马把它倒掉。她的妯娌还教我骂她“杀猪凳”,意思是睡在她上面的人都死了。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为什么只针对她,而不是更坏的人,无非是“柿子捡软的捏”。 后来回头看,那个年代虽然也搞了不少建设,但大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祠堂、仓库、茶叶初制厂早已不见踪影,当初改成的水田如今又变回了菜地,有的种上了茶树,只留下水轮泵的一条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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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二、祠堂里的小学

我们大队叫杨溪大队,“杨”字取自我们村的第一个字。五十年代初,大队、乡政府一般都设在有祠堂的村镇。因为只有我们村有祠堂,大队部起初便设在我们村里。后来,大队部搬到几里外一个位置更居中的小村,小学却仍设在我们村的祠堂。我家就在祠堂隔壁。不到五周岁,我就被送进了小学。记得还有两个同龄男孩和我一起进课堂,他们好像第一天就跑回家了(后来都比我低两年级,也都没读完初中)。 小学的教室设在祠堂上堂,总共只有二三十名学生,不同年级同在一间教室。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其余年级的学生便安静地做作业。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姓汪,名志瞻。因为“瞻”字难写又少见,大家都把他的名字写成“汪志坚”,在我们方言里,“坚”和“瞻”几乎同音。汪老师那时大概五十多岁,家好像在“上余”,一个听上去很远的地方,不过应该还是本县。 据说汪老师原本是教私塾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我们家天井屋庭院的大门上,至今还保留着他写的“万岁”对联,横批是“爱国爱社”;外墙上至今还能依稀辨认出“大跃进”时期留下的标语:“鼓足干劲……”。他的普通话不好,但那时几乎没人计较,因为没人知道标准普通话是什么样,也没人会讲。 我的同学普遍比我大好几岁,高年级的甚至大六七岁,难免会受些欺负,但一般不至于挨打,更谈不上霸凌。其中有一位同村的同学叫红星,至少比我大五六岁,一直很照顾我。后来他从武口茶校毕业返乡劳动,性子温和,说话做事都有些秀气,三十岁左右才结婚,之后成为民办教师,一直教到退休。 我读完三年级时,正值文革第三年,汪老师回家了,大概是退休。上面没有再派老师,小学也被下放到各自然村(我们大队共有十三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赤脚老师开始兴起。 我们村第一位老师是当时的生产队会计,名叫火星。火星老师的问题不是能力,而是懒。他首先没有弄清我们读几年级,却给我们买来了三年级的课本。 我们三年级一共三个人,另外两位都比我大三岁。写作业时,他们经常互相对答案;而火星老师批改作业的方法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我的答案和他们不同,那么错的一定是我。就这样,我在他手下又读了一遍三年级。进入四年级不久,大队开始办高小(四、五年级)。 我还有一位特别的“老师”,我们都叫他“洪”,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洪”字。大概在我二年级时,刚开始学打算盘。洪是个篾匠,那阵子来我们村给生产队编谷垫(约三米宽、五米长,用来晒稻谷)。那应该是夏天,因为我还记得跟他一起去河里洗澡。他不仅教我打算盘,还教我念“啊波册得”(大概是汉语拼音字母a、b、c、d的发音)。可我只对算盘感兴趣,每当他让我念“啊波册得”时,我便胡乱念。我猜他是一位高中生,只是没能上大学。可惜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从小便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凡事弄个明白。看到各种工匠干活时,我总是仔细观察。有时候我挨得太近,会被人呵斥,因为有安全问题,特别是抡斧子时。我看过人干活后,很多事情自己就能动手。我甚至对两地的距离都不满于“5里、10里”的粗略说法,会用数脚步的方法来估算距离。人们说到横坑口(大队及高小所在地)5里,到西坑(公社及初中所在地)都叫5里。我用脚步得出的结果是,到横坑口4里,到西坑7里。后来通了公路之后,里程碑表明,我的估算非常准确。 “金莲婆”有几个儿子,其中一个五十年代出去当兵,转业到北京工作,大家都很羡慕。她大概是我们村当时年纪最大的婆婆,而且她不像其他老人那样瘦,她看上去比较“福态”。有一次,她和几个人在天井屋东边前侧的阳沟边上洗衣服(大雨过后,河水浑浊,而且会淹过平时洗涤的石阶。从天井屋西侧后山流下来的水清澈,流过这个阳沟,是洗涤的地方)。当时下着小雨,我就主动给她打伞。为此,她经常说我的好话,还说她这样的老人家说话是会应验的。 说起当兵,这是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途径之一,可以说是最主要的途径。那时流行一首歌《真是乐死人》,正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年人参军时的心情,歌词当然写得更加夸张。在六七十年代,我们村在部队里的人就没断过,在全大队也是最多的。其中一年,我们村就有3个人同时参军。除了在北京的,我们村在外面工作的还有好几位,有去了武汉的,有在地质部分当个小官的,有在婺源茶场做了副场长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参军之后转业的。我父亲也算是其中一位,不过,他是“解放前”参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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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三部 少年时期:一、我的幼年

我出生于三个饥荒年的中间一年,出生时父母都是干部。父亲在县城粮管所任所长,母亲是公社妇女主任,好像还兼副乡长。因为家里只有年迈的曾外婆和双目失明的外婆,我父母请了一位保姆。保姆家住在茶坑溪,离公社所在地大约三公里。我在公社教书时还去看过她,可惜已经忘了她的名字。她的年龄与外婆相仿,自己无子女,领养了一个女儿,曾一起来过我们家。据她说,那时粮食紧缺,经常会用南瓜作为主食的补充。 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母亲下放回乡。从此,照顾我的只有三代女人。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壮年,要负责三餐、缝补,还要种菜。曾外婆和外婆虽然能帮一些忙,但毕竟一个年迈,一个瞎眼。幼年的记忆不多,其中之一是和曾外婆在房间里玩“石蛋”(一个与鸭蛋差不多大的石头)。 可能因为我是几代以来的第一个男孩,比较精贵,三代女人在家居然没有教我如何称呼长辈。我叫外婆、曾外婆是跟着母亲叫;而叫母亲却跟着外婆或曾外婆直呼名字(叫最后一个字)。不过,我叫父亲是“爸”。我们一带对父母的称呼比较乱,父亲有被叫“爷”(一般对叔叔或长一辈男子的称呼)的,有叫“哥”的,还有叫“爹”的;而对母亲有叫“奶”的,有叫“姐”的。后来,叫父亲“爸”,对母亲直呼其名(一般只叫一个字)竟成了我们村的主流。 直到上小学,我都没到过河边。虽然“碓峡”的上游最深的地方有好几米,其它地方比较浅,正适合小孩学游泳。小孩在河边玩也从未出过事。我是村里唯一不会游泳的男孩。我父亲虽然当过海军,也是旱鸭子,偶尔回家,也不会带我游泳。 大概一直到六七岁了,都是外婆在家里帮我洗澡。洗澡用的是一个木制浴盆,直径接近1米,深不到20厘米。如果有什么事情我惹她生气了,她会趁着给我洗澡,在澡盆里打我或者揪我。直到一次我在浴盆里跺脚把浴盆给跺漏了,她就不再在浴盆里惩罚我。再不久,我就不要她给我洗澡了。 有一次不知何故,外婆把我锁在房间里。我们那时的锁门,包括大门,都是用铜锁把两个门环扣在一起。门锁了之后,两扇门可以挤开很宽的缝。我就想从门缝里钻出来,身体出来了,但头出不来。这下可把外婆急坏了,以后再也不敢把我锁在房间里了。 俗话说:“爹娘爱幼子,祖辈爱长孙。”大概因为我从小由两个长辈带着,也一直跟她们睡,父亲回家后难得有机会和我相处,所以他对大弟弟似乎要亲近一些。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情,我和大弟弟打闹,父亲打了我。第二天早上,父亲见外婆神色不对。母亲告诉他,外婆是心疼我挨了打。父亲便说,以后都不打我了。 其实,从我记事起,我和大弟弟打架,他很少吃亏。我虽然比他大三岁半,却没有他狠。他跟我打架,会随手拿起石头,甚至刀子;我就只有逃跑。 我从小就不好吃零食。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总有饼干,放在父母房间的柜子里,柜子也不上锁。一斤饼干,我一个月都吃不完。老二稍大以后,饼干很快就会被吃光。同屋的荣根(“细瘪”)偶尔也会来偷吃。 幼年的记忆并不多。“砸断腿”虽然发生在我上学以后,但那时我才五岁,也还属于幼年。 我们那里收黄豆,是趁豆荚还没开裂时,把豆苗连根拔起,捆紧后穿在长长的扁担杆上挑回家(一担有一百多斤),晒干后豆子脱落,剩下的豆苗便当作引火柴。那天,我们家请村民东福来帮忙。我跟在他后面。据说他知道我跟在后头,扔豆苗前还提醒过我走开。也许我没听见,也许没来得及,也许顽皮故意不走。总之,那捆豆苗砸断了我的腿,地点就在天井屋后面的草坪上。 我还记得,大人抱着我走下石阶时,那钻心的疼痛,真是刻骨铭心。可他们只当是皮肉伤,请邻村一位名叫“炎”的中医来看了并给上了药。母亲后来告诉我,在家里这样耽误了十天,才送到县医院。父亲通过粮管所会计汪连生(竟然就是我妻子的小姨夫)认识了县里最有名的骨科医生(似乎叫叶栋梁)。照过X光后,他帮我把骨头接好,并告诉父母:耽误得有点久,如果当晚不痛就没问题,如果还痛就麻烦了。结果那天晚上我果然不痛了。如今,我已记不得当时断的是左腿还是右腿。 住院期间,有一些亲友来看望我,我也得到几样新鲜玩具:一个铁皮小飞机、一个装了水会“鸭叫”的塑料鸭子,还有一个不倒翁。多年以后,我和妻子谈恋爱时,汪连生听说我是当年的那个孩子,还问她:“那不是拐子吗?”可见他还记得我受过伤,却忘了我后来已经痊愈了。 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在县城看到汽车从小东门过河。那时河水很浅,水稍深一点的地方也不宽,于是就在河里搭上几块木板,汽车便从木板上开过去。那时候,通往县城只有木板人行桥或摆渡,东门的水泥星江桥还要过几年才建成。 我受伤住院时,大弟弟才两岁,由两位老人照顾。他最喜欢吃“粥里果”(把米粉搓成小团,放进稀饭里煮熟)。有一次他拉肚子,大人没有做粥里果,他便从房间一直哭闹到前堂,又从前堂闹回房间。最后还是大人妥协,给他做了。 大弟弟一出生,阴囊就异常肿大,村里人管那叫“大卵袋”。那时谁也说不清是什么毛病,只觉得和别人不同。后来才知道,多半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需要靠手术治疗。后来弟弟确实做了手术,才慢慢恢复。再后来,他又因阑尾炎动了一次手术。乡下人肚子疼,基本上不会去医院,也不知道什么叫阑尾炎。据说,他做手术时,肠子都割掉了一半。 因为父母已经有了三个男孩,男孩便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金贵,他上山下水也没有了我小时候的种种限制。干农活时,他比我利索得多;我则更像母亲,做事总想做到最好,速度自然也就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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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部 家人:八、炳兰婆

外公有一个弟弟和几个姊妹。我见过外公的弟弟,但他在我几岁时就过世了。留在我记忆里的唯一印象,是他穿着马褂,好像要给我塞什么吃的还是压岁钱。我母亲的婶婶,我们叫她“炳兰婆”,我2004年回国时还去探望过她,并给她拍了照片。炳兰婆的脚是真正的三寸金莲,为人慈祥,烧得一手好菜。 我们与母亲的堂、表弟弟妹妹一直都有来往。这些堂、表弟弟妹妹叫我母亲都用“姐”,叫我父亲不是“姐夫”而是“哥”。这大概有点把我父亲当作过继的意思,但这就有点乱套了。我母亲的弟妹们,我们本该叫舅或姨,可长辈们让我们叫“叔”甚至直呼其名。 炳兰婆的长子是养子,名叫东田,他的妻子的名字有一个“月”字。我印象中,从没叫过他们“爷”或“婶”。对这个大舅舅,我好像一直没有叫过什么;大舅妈好像只叫“月”。亲生的儿子叫“祥瑞”,长辈让我们喊他“蒙爷“【“蒙”读第一声,方言,形容眼睛总像眯着、睁不开的样子】。女儿大概才比我大三四岁,我们就叫她”莲“。母亲的表弟,也是让我们直呼”观元“。还有在县城居住的“德”,应该也是我母亲的表弟。“德”和坑头的表兄弟姐妹们来往不多,只和我们家来往,大概与坑头村交通不方便有些关系。 坑头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些尴尬,离秋口公社所在地有好几十里,还要翻山,比去县城还不方便。他们就一直想划归到西坑公社(乡),因为离西坑只有20多里,而且都是平路。这种尴尬的地理位置在我第一次回国时就更显露出来。 以往我走路去言坑都是经过坑头。这一次,坑头成了最遥远的村。言坑有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虽然坑坑洼洼;而去坑头却只能走路,因为那里还没有通公路。那时我儿子才3岁多,在他走不动时同行的人会帮忙背一段路。 去坑头之前,有人告诉我有了老年痴呆,不一定会认识我们。到了之后,我发现她的状况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她并没有老年痴呆,只是不如年轻时灵光。堂弟妹们也说大婶婶老年痴呆,其实也不是。我发现乡下普遍误解了“老年痴呆”,把老人家的记忆力衰退,思考不灵活都说成老年痴呆。后来我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有人说她得了老年痴呆,其实也不是。离开时,月舅母背着我们3岁半的儿子送我们走了好几里路她那个时候应该有60来岁了。 那次还给炳兰婆拍了照片,她很配合。后来我把照片放大成8×12吋,带回国交给了“蒙爷”。 “德”,出国前听母亲说过,但好像没见过。第一次回国前,母亲曾特意跟我讲起“德”家遇到的麻烦。好像是“德”的几个儿子承包了一座茶山,经济效益不错,因此被县长(或县委书记)看中了,要他们转让。他们不愿意,其中一个儿子面临牢狱之灾。我母亲在电话里问我有什么路子。我跟她说,我出国多年,和以前的朋友都没有了利益关系,哪里还有什么路子。即便我还在国内,我也没有这个能耐。就算我认识地区或省一级的官员,他们也不会因为我而去动他们提拔的县级干部。 后来听说,“德”家还是屈服了。这也是普通老百姓唯一的出路。 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德”和坑头的表亲见了面。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他们至少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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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部 家人:七、姑姑家二三事

姑姑的家在岭溪,离父亲的老家言坑不算远,但不太顺路。我们每次去言坑的祖母家,都是经过坑头,外公的老家。大概每隔几年会去一次姑姑家,姑姑家偶尔也会有人来我们家。每次去姑姑家,姑姑和姑父都会很亲切地招待我们。对姑父的一个印象是好酒,白酒倒进饭里他都能吃。 我每年会去祖母那里至少两次,小时候还会住上好几天,所以对两个叔叔家的堂弟堂妹们都很熟悉,有的还吵过架。但对表姐表妹表哥表弟们却没有那么熟,甚至名字都叫不全,说来很惭愧。关于他们的一些事情,比如谁结婚了,谁有什么出息了,主要都是听父母说的。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大表姐月香带着表妹香珠(和我差不多大,可能也是表姐)来我们家住了几天。那时,我还是小屁孩,也许还穿着开裆裤;大表姐已经是大姑娘,应该很快就要出嫁了。记得大表姐很会折纸,她教我折一种挺复杂的钱包,要用好几张纸,可惜早已忘记了。现在还记得的飞机与燕子,可能也是她教我的。 虽然我们两家见面的机会不那么多,但我知道父亲和姑姑兄妹感情一直很好。他们也时常惦记着我们。听我母亲说,我们家做房子时还向大姐夫借过钱。香珠的婚礼正好在寒假,我有幸赶上了。在所有的表兄妹,堂弟妹中,这是我唯一参加过的婚礼。可惜那天多喝了一点,脑袋昏昏沉沉的,没有参加仪式,这是第一个遗憾。 大姐夫到过我在南昌的家,那时我还住在红石房。那天碰巧我妻子的姐夫也在,两个姐夫碰在一起,都能说会道而且能喝。那次好像两个姐夫都喝得高兴了。 后来,大姐夫的儿子也考取了大学,好像也是学数学。写信给我请我借还是买一本书,我没有马上去办,后来就搁下来了。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和妻子去了姑姑家,正好姐夫也在,就问到这件事,我不好意思怎么回答,就撒了一个谎,说没收到信。谁知我妻子马上戳穿了我,我为此怪我妻子很多年,破坏了我和姑姑及表姐一家的关系。其实,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我,收到信后没有去办事,被问到又撒谎,是错上加错。这是我对表姐的一份亏欠,也是我的一个遗憾。 有一次父亲带我在县城见姑姑,找了两个地方才知道姑姑已经离开了。以后就再没见到她。 有一年回国(大概是2006年,但没找到照片),和母亲一起去言坑然后经过了岭溪,恰逢一个表兄的儿子考取了大学,我们自然向他们表示祝贺。几天后,表兄送来请帖,请我去参加庆祝考上大学的宴席。我没有去,因为我不喜欢和官场上的人在一起吃饭,估计那个场合会有一些当官的人。不管怎样,我还是该去的,因为不去就会加深前面的误会。我母亲当面没说,后来也觉得我该去的,她说我不去,有人会以为我摆架子。我又不是什么人物,摆什么架子?再说,有架子也不会在表兄弟面前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就讨厌人家摆架子、打官腔,我自己也没什么架子可摆。 后来,我回国时和弟妹们去广场,恰巧遇见良珠。本想第二天再联系,但没联系上。可能跟我那次没去参加庆祝宴席有关。 2017年我和父亲回国给父亲做90大寿,见到了二表哥富春。他看上去跟我印象中的姑父几乎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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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部 家人:六、叔叔和祖母

我每年都会去言坑看望祖母,通常一年不只一次。小时候跟父亲去,长大了之后自己去,如果爸爸不去,就带弟弟妹妹去,一般不会一个人去。走的路线一般是经由坑头先看望炳兰婆。有时也走另一条路线,经由岭溪姑姑家再去言坑。 有时候,父亲带我去,然后把我留在那里玩几天,再由其他人送我或接我回家。记得五六岁的时候,还跟村里的人玩过竹马。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玩竹马。这也是我唯一还记得的在祖母家玩的游戏。另外,大叔叔在晚上带我玩过有点复杂的扑克游戏。我学会之后还在学校和村里跟其他孩子玩过。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抄歌,其中一个叔叔还给过我一本印刷的歌本,里面有一首“麦浪滚滚闪金光”。晚上我一般是和小叔叔睡。 在我还没满10岁的某一年春节期间,我大概和堂妹起了冲突受了委屈,就一个人出走了。我祖母追了我一段路没有追上就放弃了。那天还下着雨,我打着伞,一个人翻两座山、走10多里路到了坑头的炳兰婆家,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后来家里有大人来接我回了家。我母亲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好像我回国时还提过这件事,觉得祖母家太大条了,我这么个孩子一个人走了之后,居然没有大人追赶过来。 过年期间,大人们会串门聊天。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人,他们都是女的。 其一是“喜爱”。她老家在南昌,我上大学后还让我带东西给她在南昌的姐姐。据说,她和她丈夫是在他外出打工时对上眼的。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也有人外出打工吗?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也就没问他们。之所以说是五六十年代,是由他们夫妻的年龄判断的,他们的大女儿也比我略小。使我比较惊讶的是,喜爱一口言坑的土话,也乐呵呵的样子,看不出她曾是城市里的姑娘。 另一位叫“疯呐”(我们那里叫人,如果只叫一个字,后面会加一个听上去像“呐”音的字)。“疯”也许应该写作“封”,不是精神失常,而是指手或脚基本上废了。而我们通常的疯子叫做“痴”。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人们都是叫她“疯呐”。她有一个非婚生的女儿,也不是很灵光,没有读书。母女俩都是吃“五保”。 我们那里管叔叔叫“叔爷”或在名字后面加“爷”,大伯叫“伯爷”。小叔叔名叫“佑发”,我们就叫他“佑发爷”。佑发爷的年龄正好介于父亲和我之间,父亲比佑发爷大16岁,佑发爷比我大16岁。说来惭愧,这还是我某年回国,问及佑发爷的年龄时,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和佑发爷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不只是因为他和我的年龄更加接近,还因为他和我父亲的关系特别亲。他当初学木工是我父亲给他找的师傅,,据说那位师傅手艺很高。 佑发爷在我还只有几岁时就为我预备了一套木工家具。我“10岁”(虚岁)那年,终于有了盼望已久的“皮带裤”和“皮带”,那是佑发爷给我的生日礼物。 他和婶婶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曾跟在身边当“电灯泡”。我那时不懂礼貌,也不知如何称呼还没有正式成为婶婶的她,就叫她“那个妇女”。她还教我用棕榈叶编知鸟笼。说来也巧,婶婶的年龄也正好介于佑发爷和我之间。婶婶和叔叔结婚后,来我们家住了一两个晚上,还给了我好几块钱的压岁钱,那正好是刚过春节。 佑发爷做事一丝不苟。他做的各种椅子小巧而标致,时不时地会送几把来给我们。他做的箱子也比一般的“密缝”,我上学用的箱子就是他做的。我们家老屋的有一块地板,由于天井来的雨水长期浸泡而腐烂,他刚“出师”不久为我们补的那块地板,因为太密缝,在潮湿的天气就会拱起来。 后来,我高中毕业,自己在家里鼓捣竹编。佑发爷就问我到底是要学木匠还是竹匠,学竹匠的话,就帮我找一个高明的师傅。要是学木匠,自然就是跟他了。我说一样都不想学。我当时心里在想,那些东西还用学吗?我干嘛要受三年学徒的苦?大概一年之后我被公社里拉去教新增设的高中班,半年后考取大学。要是去学木工或竹编,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是后话。佑发爷当时是好心,因为随便学一门手艺,也比种田强。 我结婚时的家具是他包的,从木头到人工。因为他文化不高,看不懂图纸,要找他的师傅帮忙,而他的师傅又是大忙人。有时候做到一半做不下去,只好在家里干等。 大叔叔为人忠厚,我们家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他从不推辞。我母亲跟大叔叔大婶婶更亲近一些,主要原因之一是为大叔叔打抱不平,因为祖母偏爱小叔叔(应了“爹娘爱幼子,祖辈爱长孙”);也许还因为与大叔叔、大婶婶年龄更加接近。 我出国后的一年,好像祖母已经过世,两兄弟为家产或是其它原因闹得比较严重。我特意写了一封信劝两个叔叔,当时我觉得写得挺情真意切的,还把复印件寄给了父母。我家收到信后,大弟弟以为我没有寄给叔叔,或是担心没有寄到,还特意为那封信跑了一趟。至于那封信是否起了作用,就不得而知。 第一次回国时,他的二女婿正好开大客车。那天是他女婿接我们从县城去言坑的,佑发爷也到县城来接我们。那时的公路刚刚开通,还没有铺柏油,一路坑坑洼洼。我时不时地拍几张照片,佑发爷就担心我把胶卷用完了。我告诉他,胶卷已经换成了电子的,可以拍很多张。 佑发爷喜欢喝酒,每天三餐都离不开酒,而且必须是喝白酒。虽然没听说他喝醉过,但酒对他身体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二次回国时听他说,肋骨有了损伤,但他酒还是照喝。据说喝酒与他的病情恶化很有关系。他本来不缺钱,他儿子在杭州,他的病早就应该到杭州或上海较好的医院去治疗。可他一直听信附近的庸医,服那些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直到非常严重了,才到上海去,可是已经太晚。 2009年年底和父母通话,得知他刚从上海的医院回家,已经没有医治的必要了。我就给他打了电话。婶婶接电话后,他也试图跟我说话,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几天之后,就从弟弟那里得知他已经走了,没能熬过中国的新年。 父亲得知他的病情后,经常唉声叹气。他去世的消息被家人瞒着,葬礼也没让父亲参加。 我前几次回国,大堂妹都会来我弟弟或妹妹家,帮忙做菜、洗衣服。一次,我们大家庭拍合影时,他站在父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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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部 家人:五、手足情

我下面是两个弟弟,彼此都相差三岁半左右。两个弟弟小时候都叫我“哥”,长大后却改叫我的名字了。他们几乎是同时改口的:大弟弟叫到五六岁,小弟弟叫到二三岁。小妹妹是在我中学毕业那年出生的。大家都说她出生得“当时”(就是“生得正是时候”的意思),全家都宠着她。堂弟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字跟了我。我给小妹取名字时,也让她名字里的一个字跟了堂姐。父亲当即首肯了。 我高中毕业那年,大弟弟还在读小学。他的智商当然不如我,但也不是很笨。他在同年人中打牌、下象棋的水平都还算不错。他们刚开始读书,教他的老师全是民办的“赤脚老师”;而且那时候读书风气差;再加上他上山下水的在同龄人中算是佼佼者。他读书觉得痛苦,干活反而觉得有趣。我读书读得那么好,不还是回家种田,读书有什么用呢? 下半年开学时,他坚决不肯再上学。我们跟他声明,以后不能怪谁没逼他读书,他答应不会怪。语文他年龄太小,没有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而是帮家里砍柴打猪草。因为有了两个男孩在家帮忙,我们家也开始养猪。 小弟弟那时好像是读二年级,他们的老师上海知青赵友明生产时,我代课还教过小弟。小弟弟成绩也不怎么好。记得我上大学后放假回家去公社中学玩,教他的老师说“那谁是你的弟弟?他的成绩没法跟你比”。跟我说这话的是文革前的中学生,我教高中时他在大队初中教数学。 我在给家里写信时,叮嘱父母一定要让弟弟妹妹把书读下去。但小弟弟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 小弟弟初中毕业没多久,大概是十四五岁的样子,我父亲申请了离休,让小弟弟顶了班。说起来,我妹妹可以说是小弟弟的福星。因为她的出生,父亲才转行到银行系统。如果父亲一直留在粮管所,即使小弟弟后来顶班并能保住工作,随着各地粮管所陆续撤销,也难免受到影响,不会有现在这么好过。而银行系统一直是待遇较好的单位。 就在我考取研究生前后,放假期间(大概是暑假),我去小弟弟的工作单位看他。他跟我抱怨所长给他穿小鞋,而父亲却听所长的一面之词,只会训斥他。(好像后来县银行的一位领导劝父亲,也应该听听自己儿子的说法,情况才有所改善。)他也说起他曾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背着冰棍箱,一天走几十里路,只为了赚几毛钱。那应该是在我读大学期间,他顶班之前的事。 那时,贫富差别开始显现,他也开始抱怨社会的不公。我跟他讲起文革时期的种种乱象,并打了个比方:以前大家都喝稀饭,虽然都穷,却觉得公平;现在自己吃上干饭了,却看到别人还有肉吃,反倒觉得不公平了。 后来,他被调到了县农行做会计,倒是再也没听到他抱怨工作的事。 大弟弟因为阴囊肿大与阑尾炎,先后动过两次手术。十几岁时,好像因为挑重物伤过腰。后来他的一条腿又出了点问题,我还帮他在南昌找医生看过,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就打了一针封闭。后来倒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但他说也没有完全痊愈。 大概那次是他第一次到南昌,之前好像没有离开过婺源。他第一次独自在街上闲逛,看到广场附近的红绿灯,车辆和行人随着灯光颜色的变化而走或停,觉得十分神奇,站在那里看了差不多半天。 考虑到他的身体不是很强壮,我就请朋友找了一个不错的油漆师傅,让弟弟跟他学油漆。油漆没有成为他的手艺,倒是在油漆师傅的老家看中了一个姑娘,好像还是油漆师傅隔房的侄女。据小弟弟说,他还执笔帮大弟弟写过情书,大弟弟的话还挺感人的。但那位姑娘没有马上答应。她们家在另一个公社,离我们家有好几十里,还没有通车。 1987年的暑假的一天,家里来了三位客人,是大弟弟中意的姑娘和她的弟弟及她的姐夫。原来,她曾经写信给我们,说她打算过来看看,但信却慢了一步,在他们来了之后才收到。她看到我们家有天井屋,还有新屋,村里的整个环境也都挺满意。她指明要我亲自过去提亲,没有提到我的父母。于是,等他们离开后,我就和大弟弟两人骑车去她家提亲。 她们家好像是七姐妹,一个弟弟。弟弟在乡里的中学刚参加完高考,未能考取。她们希望我能帮他弄进县中复读。第二,她希望以后分家时,新屋能归她和大弟弟夫妻俩。他的弟弟进县中复读应该问题不大。至于新屋,我不打算回家和他们争房子,小弟弟已经在银行工作,应该也问题不大。等于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了。 以后谈彩礼,定日子,我就没有参与了。我们那个时候很少听到婚事因为彩礼而告吹的。但娶亲的日子,我们家看好之后,她们家又改了。这成了以后婆媳关系的导火索之一。 结婚的时候我参加了,还带去了我弟弟期盼的海绵枕头与被面。娶亲的当天,她的两个姐夫过来了。我们村的人试图灌醉新娘的两个姐夫,我向来不喜欢劝酒文化,就阻止了这种行为。回门的时候,也是我去了。她们家的人也很实在,没有试图灌我的酒。她的姐夫说,在我们家时我没让灌他们的酒,我是个实在的人。 她的弟弟进县城复读之后,第二年考取了中专(或大专)。毕业之后走了仕途。后来在县委做秘书,再后来到乡镇当镇长(或书记)。我每次回国,他都对我很客气,会请我吃饭。我大弟弟一家后来也住在县城,他也帮过不少忙。那年我带老大和外孙回去过年,他还送来了一只珍稀的猫头鹰,我领了他的心意,但让他把猫头鹰带了回去,虽然知道它多半还是会成为他人的盘中餐。 那时候,我们三兄弟走在一起,或骑着自行车,常常收到不少羡慕的眼光。有人当着我们的面说,像我们兄弟这样和睦的,真是难得。 小弟弟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我母亲带他去生产队开会,打瞌睡时掉进火桶,烫伤了前额。长大后,他一直留着长头发遮住前额。我在南昌帮他联系过可以植皮的医院,但手术后效果并不怎么好。 他追女朋友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不过,听妻子说,我小弟弟请她帮过忙,妻子的姐夫说,也帮过。 妹妹到我南院的房子住过,还记得她喜欢吃芹菜。那时候,她好像刚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后来父亲帮她在农业银行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上班的地方是离县城不远的一个信用社。后来几次转正考试,她都没有通过。计划生育放开以前,她生了老二,也因此失去了信用社的工作。 在她工作后不久,就有了男朋友,是“开车”的。当时我们觉得,以我们的家庭条件,她应该能找到条件更好一点的对象,但也没有坚决反对。结婚后,妹夫曾经开过大客车,我母亲还极力帮他拉生意,竞争对手是个熟人,因此还得罪了对方。 后来妹夫从包工头开始,生意越做越大,在县城也算是小富。在县城买地基,做了两栋房子。第二次回国时,第一栋房子刚开始不久。先后买了Honda Fit和Accord Crosstour。还跟我说打算给妹妹买一辆BMW,那时妹妹才刚开始学车。我还跟他说,第一辆车没有必要买那么好。 他们做工程的一大头疼问题是,政府经常会拖欠工程款,而且多半会不了了之。他们问我,美国会不会也是这样。我告诉他们,美国政府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腐败,但拖欠工程款的事基本上不会发生。 小弟弟是国内兄妹中最早买房的,好像是买了地自己盖。那时我刚买房,经济上并不宽裕,但还是力所能及地给予了支援。后来大弟弟在小弟弟家附近买了一套公寓,我们也同样有支援。2006年我一个人回国,住在他家。我回去之前,他们给两个房间装了空调。我也给了他一笔钱,足够装两个空调,也算是对他们家庭的一点帮助。 两个侄女都是在南昌读的大学。不过,大侄女读的是一所没有正式文凭、只读两年的“大学”。为了表示祝贺,都给了不小的红包。 小侄女毕业于江西师大。中间想换系科遇到了困难,正好我带着老大与大外孙回国过年,就帮她找同学给解决了。 小侄女疫情刚开始时去英国留学了一年,然后在上海工作。小弟弟的两套房子就显得多余。据说他们搬进了新房子。妹妹的第二栋房子倒是在房价跌落之前卖了出去。他们的大儿子结婚也跟父母住在一起。 大弟弟的油漆没有学好,但也不想在家务农。他也考虑过做生意,他的小舅子也帮过忙,都没有成功。后来在家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人脉,家里要办什么事,或者父母要看病,都要靠小弟弟张罗。两兄弟不知何时开始有了隔阂。两个人的心态好像是这样的:大弟弟觉得小弟弟顶了父亲的班,那可是一项珍贵的“遗产”,所以帮衬家里理所当然;小弟弟则认为,他的工作也不是抢了谁的,大弟弟既然务农,就留在父母身边,担负起照顾父母的责任。 我们生了儿子之后,父母很高兴,毕竟他是唯一的孙子。大弟弟重男轻女,觉得我儿子是唯一的香火继承人。我第二次回国时,他让我把曾外公的秀才帽带出来。当时小弟弟不在,后来听说小弟弟很不高兴,就把曾外公的照片拿到他家去了。 大弟弟两个孩子连续夭折之后,也就没有尝试第四胎,而且那个时候的计划生育已经抓得很紧。我们生了老三之后,他居然想让我们再生一个给他。我直接跟他说,即使我们再生老四老五,也不可能给他养。后来我妹妹生了第二个儿子,他又想让妹夫把老二过继给他。 大弟弟在几兄妹中经济最困难的,因而比较自卑,总想从外部寻找原因。家人说他的良言他听不进,就喜欢听信别人的“好话”。认为小舅子帮得不够,跟妻子女儿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尤其是女儿到了30岁还没有对象。据说,本来有一个男孩看中了大侄女,他们也中意那个男孩,可他们的女儿硬是不愿意。为此,大弟弟几乎把她当仇人,她叫“爸爸”,他都不理她。直到她后来结了婚才有了改善。 他认为他的小舅子帮得不够。我跟他说,他有那么多的姐妹,给你们的帮助可能是最多的了,况且他有很多应酬,亲友不可能照顾周全。帮了就是情,不能觉得理所当然。加上他对瘫痪在床的母亲的态度,我那次狠狠地说了他,但他听不进去。我回美国后,他还打电话过来,想让我收回我说的话,我没有让步,他就说,我年底给他寄钱他不会要。我每年过年时都会寄一点钱回家,给父母,给弟弟妹妹,也给其他长辈,数额不大,聊表心意。那年底我也寄了,他也还是收了。 父亲对小弟弟年轻时苛刻,对他们的女儿不够重视,小弟弟一直耿耿于怀。直到父亲去世,他还跟我们提起这些事情。顺便提一句,小弟媳妇在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这件事上,一直是不表态,不参与。因此,轮到小弟弟家照顾母亲时,都是小弟弟一个人照顾。 我最后一次回国探望瘫痪在床的母亲时,弟弟妹妹敦促我主持把家分了。考虑到大弟弟的经济比较困难,母亲也几次叮嘱我要照顾一下他,分家时我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大弟弟。妹妹和妹夫主动放弃他们的份子。这又惹了小弟弟的不高兴。这样一来,我把两个弟弟都得罪了。 父亲留下20万出头的存款。三兄妹轮流照顾母亲时,从中支取了一半左右,剩下的一半三人平分了。他们在家庭微信群里通告了母亲后事的处理情况后,再也没有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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